第三节 少数民族人民在旧社会的深重苦难
由各族人民共同开拓、共同缔造的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有革命传统的国家。可是在周秦以来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的漫长封建社会中，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使我国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陷于发展迟缓的状态中。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以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以及各少数民族内部反动阶级的压迫剥削，使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样，长期遭受着极为深重的苦难。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入侵中国的历史中，沙皇俄国很早就伸出了它的魔掌。
十七世纪中叶，沙俄殖民主义者就从西伯利亚南下，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对我国各族人民进行惨绝人寰的烧杀和抢掠。一六四三年，沙俄侵略军头子波雅科夫，不仅肆意劫掠、屠杀我国黑龙江流域的居民，并且公然下令“以被杀害的居民的尸体作为食物”。一六五〇年初，沙俄的另一个侵略军头子哈巴罗夫又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在一个叫做桂古达尔的村庄，就杀了达斡尔族男子六百六十一人，抢走妇女二百四十三人和小孩一百一十八人。他们杀死我国居民，然后又“用父母的尸体搭成烤架来烧烤孩子们”。当地居民曾怒斥这些侵略者是一伙“吃人生番”。列宁指出：“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中国的战争》)
沙俄侵略者还侵占了我国大片领土。仅从十九世纪中叶起至二十世纪初，沙皇俄国就从我国东北、西北边疆攫取了相当于三个法国或十二个捷克斯洛伐克面积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在帝国主义列强中，沙俄是掠夺我国领土最多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全盘继承了老沙皇侵略衣钵的苏修新沙皇勃列日涅夫之流，不仅一再喋喋不休地为当年老沙皇侵占中国领土辩护，而且还把十七世纪入侵我国的波雅科夫、哈巴罗夫一伙沙俄强盗说成是值得“后代人永远怀念”的“俄罗斯的新土地发现者”，“开发者”，甚至用哈巴罗夫的臭名命名苏联的城市和车站。苏修新沙皇还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不断制造事端，发动武装挑衅。
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还通过武力手段，先后胁迫我国反动腐朽的清王朝，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以取得他们对我国各族人民进行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特权。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单是沙皇俄国就强迫清王朝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沙皇俄国在我国新疆、内蒙古等地，取得了自由贸易、货物免税、开设银行、发行货币、强购土地、建筑铁路、设立工厂、开采矿产、创办邮电、建立教堂、开办医院、设置学校，以至驻扎军队和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种种特权，对我国各族人民进行极其残酷的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他们把新疆和内蒙古等地作为大量倾销商品和掠夺工业原料的市场，阻挠这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严重地破坏了这些地区原有的手工业，迫使大批农、牧民和手工工人纷纷破产，生活日益贫困。
帝国主义列强还利用他们的教堂、医院、学校，麻醉中国人民的斗争意志，并从事间谍活动，收买和培养民族败类，以作为他们进一步侵略我国并阴谋长期奴役我国各族人民的工具。在新疆，当时沙皇俄国就曾经利用伊斯兰教充当侵略工具，他们收买宗教上层分子，以传教为幌子，煽动旨在分裂我国统一的反动叛乱，用心十分险恶。
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在旧中国，沙皇俄国、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以至葡萄牙、西班牙等帝国主义，也都对中国实行过军事、经济、文化侵略。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给我国各族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真是罄竹难书。
在那“长夜难明赤县天”的旧中国，我国各族人民还遭受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特别是在清王朝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更加严重。
清王朝除了对全国广大人民实行血腥统治之外，对于少数民族还采取了一系列“怀柔羁縻”、“以夷制夷”的反动政策。他们一方面用高官厚禄去收买、扶植各少数民族中的王公贵族、土司头人，为其所用。然后通过这些剥削阶级去统治、镇压、剥削他们本民族的广大劳动人民。另一方面，清王朝又严禁不同民族人民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相互学习生产技术与语言文字，蓄意阻碍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制造民族隔阂，破坏民族团结。更恶毒的是，为了不断削弱以至消灭一部分少数民族，清王朝还不断挑拨民族纠纷，唆使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内部进行大规模的所谓“打冤家”之类的流血斗争。
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毛主席指出：“对于国内各少数民族，蒋介石的方针就是实施大汉族主义，摧残镇压，无所不至。”(《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论联合政府》)国民党反动派禁止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穿着本民族的服装。有些地区，甚至禁止少数民族劳动人民进入城市。
为了镇压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除了效法清王朝，收买少数民族中的反动上层分子外，还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在汉族地区同样推行的万恶的保甲制度，并经常出动大批军警，对少数民族进行血腥屠杀。例如一九四三年震动全国的对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屠杀事件，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以及抗日时期多次对甘肃回族人民的屠杀事件，都曾经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为了镇压四川凉山彝族人民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出动了一万多名反动军队和三架飞机，对广大彝族人民进行了大规模杀戮。经过持续一年多的血腥镇压，竟使普雄、越隽一带，数十里不见人烟。
在实行血腥的法西斯统治的同时，国民党反动派还对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解放前，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在广西东兰县的苛捐杂税，名目就多达四十三种;现在的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当时更多至六十三种。在云南省，抗日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苛捐杂税，最多达到二、三百种。就连他们的飞机飞越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向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按人口强征“看飞机费”。在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农业税却已经预征到一九五二年。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就连国民党的党费，也要分摊在各族人民头上。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各族人民的剥削、掠夺，就是这样穷凶极恶，无奇不有。
帝国主义、清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于我国少数民族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严重阻碍和破坏了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特别是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前资本主义的一切剥削形式(尤其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这就更加加重了我国少数民族人民的深重苦难。
解放前，在我国西藏和云南的藏、傣等民族聚居地区(约有四百万人口)，还保持着封建农奴主占统治地位的农奴制经济形态。在这些地区，封建农奴主占有全部或绝大部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并掌握着各级政权。广大农奴不仅毫无土地，而且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他们终年辛勤劳动所得，百分之七十左右被农奴主所掠夺。例如聚居在今天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傣族，解放前即长期处于这样的农奴制社会。农奴主不仅霸占着当地全部山、水、土地以至一草一木，并且占有全体劳动人民。劳动人民连走路、喝水都得向农奴主缴钱。农奴死后，更得向农奴主请购葬地。甚至劳动人民在山上猎到野兽，也必须把猎获物的一半缴给农奴主。此外，农奴主全家的衣食住行的劳役，都由被指定的寨子承担。尤其残忍的是，农奴主还经常以迷信的或莫须有的罪名，把他认为不满意的各族劳动人民，用所谓“赶琵琶鬼”的名义，驱入深山老林，或进行任意虐杀。
比之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封建农奴制度更残酷的，还有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生活在西藏地区的一百二十多万藏族劳动人民，曾长期处在世界上最反动、最残酷、最黑暗、最野蛮的农奴制阶段。
在民主改革前，西藏社会，基本上分为两大阶级。一小撮封建领主，他们牢牢掌握着全部政权。过去的“西藏地方政府”(藏语称为“噶厦”)由于实行的是政、教合一制度，政府官员全部为贵族和宗教上层所把持。这些贵族、宗教上层和政府官员，都是西藏的大农奴主，因此习惯上称为“三大领主”。他们虽然人数不多，约占西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但却占有整个
西藏地区的主要生产资料，即全部土地(包括山、水、森林、草原)和大部分牲畜，统治着占西藏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劳苦农、牧民。广大农民没有一寸土地，大部分牧民没有自己的牲畜。因此，他们是世世代代受三大领主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农奴。
西藏的农奴分三个阶层：差巴、堆穷、朗生。其中朗生的社会地位最低，生活条件也最苦，他们是封建领主的家奴。朗生除了本人终身替领主干活，子女长大以后，也还是领主的朗生。差巴、堆穷虽然可以得到领主指定的一小块不好的所谓“份地”，但每年必须拿出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的时间，用自己的农具，甚至自带伙食，为领主耕种全部土地。并且还要承担领主指派的各种无偿劳役，因此生活也极度贫困。为了维持生活，他们不得不向领主告借高利贷。民主改革前，大批农奴因无力清偿不断累积起来的高利贷款，不少人竟欠了几辈子、几百年的债。
过去西藏的农奴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和自由的。领主如果把庄园转给别人，农奴就连同土地、牲畜、农具一起转属新的领主，不经许可，不准离开原来的土地。倘若私自逃跑，一经抓住，就要处以大量罚款和种种酷刑。广大农奴世世代代承袭着“会说话的牲口”的悲惨身世。领主、管家对农奴有生杀予夺大权，他们可以任意对农奴进行鞭笞、拷打以至割鼻、挖眼、斩去四肢、凌迟处死和剥皮抽筋。解放前，在西藏三大领主的日常用品中，常常可以看到利用农奴头盖骨做成的、镶有金边银边的饭碗和用农奴头顶骨磨制而成的“佛珠”。在拉萨“西藏革命展览馆”阶级教育厅的一个玻璃柜里，至今还陈列着一串当年反动农奴主总头目达赖手捻的用一百零八个人的头顶骨磨制而成的“佛珠”，每一颗“佛珠”就是一个农奴的生命。
除了上面所举的残酷压榨，西藏的三大领主还对农奴规定了名目繁多的捐税。什么“出生税”、“娃娃税”、“人头税”、“送尸税”等等。直至民主改革前，如果要问西藏究竟有多少种苛捐杂税，那是谁也无法回答的。因为除了西藏地方政府规定的数不清的捐税项目外，每个农奴主又可以任意巧立名目，增加各种捐税。
对于这样一种反动、残酷、黑暗、野蛮的农奴制度，虽然广大傣族、藏族劳动人民也曾多次进行斗争，要推翻这种制度，但是帝国主义、清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派却总是支持、扶植农奴主，镇压农奴革命，竭力维护这种农奴制度，希望它千年万代地保留下去，以便他们永远骑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吮吸人民的膏血。甚至在西藏解放后，准备进行民主改革时，帝国主义还唆使、策划印度扩张主义者，勾结、支持以达赖为头子的西藏一小撮反动农奴主，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抗拒改革，大搞分裂活动，妄图永世保留西藏的农奴制度，不让西藏人民翻身解放。
解放前，聚居在我国四川、云南两省毗连的凉山地区，约有一百万人口的彝族，还保持着比农奴制更落后的奴隶制度。奴隶主不仅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而且占有生产者奴隶。
彝族奴隶制社会有四个严格的等级：黑彝、曲诺、阿呷(安家)、呷西(锅庄)。其中黑彝是世袭的奴隶主统治阶级，尽管它的人口只占彝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七，但却占有凉山地区的整个山林土地。奴隶主对奴隶还可以任意买卖或处死。解放前，在凉山彝族地区一匹马有的要值一千多两银子，而有的青年奴隶却只值一百多两银子。奴隶主虐杀奴隶的野蛮凶残，更是骇人听闻。诸如抽脚筋、剪肉、割耳以至分尸、活埋、坠崖，等等，真是惨不忍闻。过去，在凉山的奴隶中，呷西的地位是最低的，他们只是奴隶主家里锅庄旁边的家奴，因此又叫“锅庄娃子”。在奴隶主眼里，呷西还不如他家里的猪狗。呷西整天在奴隶主全家监督、鞭笞下从事无休止的繁重劳动，得到的却连猪狗食也不如的食物，而且还不准吃饱。晚上还只许同猪狗睡在一起。为了防止奴隶夜间逃跑，奴隶主在临睡前还给呷西穿上几十斤重的木鞋，并锁上粗大的铁链。奴隶因病或年老丧失劳动力时，奴隶主就把他推入高山峡谷，或摔进荒野的深坑，然后又投下一批乱石，把他活活处死。
由于奴隶制度的反动落后，广大奴隶的生活都极度贫困悲惨。他们终年披的是破烂麻片，吃的是各种野菜。绝大部分奴隶，祖祖辈辈连鞋也没有看见过，一年四季光着脚为奴隶主从事繁重的劳动。
凉山彝族地区，解放前因为没有统一的政权，只由近百个互不隶属的黑彝家支分割统治。一个“家支”，就是一个父系血缘(部分地区也有母系血缘)集团、一个独立王国。它是奴隶主阶级对广大奴隶实行专政的工具。这种反动的家支制度，加上反动的等级制度，是套在广大奴隶颈上的沉重枷锁。
凉山彝族地区之所以直到解放前夕，尚处在如此落后、反动的奴隶制阶段，它同样也是帝国主义、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彝族的奴隶主阶级，长期实行反动统治的结果。早在宋代，凉山的边缘地区，就开始出现了封建经济的萌芽。到了清代，随着各族人民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在凉山边缘地区、甚至腹心地区的昭觉，还相继出现了临时集市。但是，为了扼杀凉山彝族社会的进步，历代封建王朝不仅三令五申，严禁各族人民和彝族往来，对凉山地区实行封锁，而且还不断策动奴隶主对广大劳动人民恣意烧杀、掳掠，破坏彝族社会的经济发展。帝国主义的传教士更深入凉山地区，勾结奴隶主、抢夺民财，霸占土地、兴筑教堂。除了利用宗教迷信去毒害广大彝族劳动人民外，还一再唆使奴隶主挑起“打冤家”械斗，掳掠奴隶，破坏生产。国民党反动派更是仇视少数民族的进步。在凉山，他们一面扶植奴隶主，供应武器，委以军职，百般挑拨彝族内部团结，一次一次挑起大规模冤家仇杀;一面又采用经济封锁和军事围攻，阻碍凉山地区的社会发展。他们还屠杀广大的彝族人民，并乘机掳掠人口，公开进行奴隶买卖。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就是这样蓄意阻挠、破坏凉山彝族的进步，以致迫使当地广大彝族劳动人民如此长期地处身在无比苦难深重的深渊。
在历代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压迫下，聚居在云南省边疆地区的独龙族、怒族、佤族、傈僳族、布朗族、崩龙族、景颇族，以及分布在黑龙江省等地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赫哲族中，和广东省海南岛地区的部分黎族，解放前，还生活在虽有阶级分化但又保持着原始公社某些残余的落后状态。这部分民族，因长期被困处于道路险阻、交通闭塞的深山峡谷或原始森林中，生产、生活水平都极度低下。其中有的民族还停留在原始的渔猎阶段。即使已有农业经济的，它的生产水平也属于原始的“刀耕火种”阶段，铁质生产工具非常之少，主要还靠一些简陋的竹、木工具，从事粗放的耕作。因此常年过着“种一坡，收一锅”的极端贫困生活。为了维持生存，这部分民族的劳动人民就不能不依靠采集野生植物和兼事渔猎劳动。
上述这部分少数民族，为什么会落后于现代社会几个世纪?它的罪恶根源，就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不断压迫和侵略。
例如，一八〇三年，清王朝为了镇压傈僳族人民的起义，他们竟把傈僳族人民日常生活、生产的铁质用具，也全部列为武器，统统予以没收。到了一九一二年，北洋军阀政府又步清王朝的后尘，先后多次下令，搜缴当地的铁质农具，这就大大破坏和阻碍了傈僳族的社会生产发展。再如，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期间，为了防止鄂伦春族人民的反抗，除了对他们实行法西斯的血腥统治外，还严禁他们走出森林，从事农业或和其他民族交流往来。直到一九四○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还把鄂伦春族很少的一点农业，以至住房和农具全部加以毁掉，并使用武力，再次把他们重新赶进深山老林，迫使他们继续过那原始落后的游猎生活。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我国各族劳动人民包括少数民族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就是这样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毛主席指出：解放前，“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第四节 少数民族人民的英勇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回顾旧中国整个历史，它既是一部我国各族人民长期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的血泪史，同时也是一部我国各族人民不断反帝、反封建和反对民族压迫的英勇革命斗争史。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我们“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历史上，各族劳动人民为了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曾经爆发过无数次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和各种形式的英勇斗争。我国少数民族人民的斗争，是这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例如东汉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北地区的羌族劳动人民，和聚居在今天云南、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为了反抗当时封建王朝的苛重税收、强迫远征和地方豪强的残暴压榨与奴役，即先后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北宋、南宋时代，聚居在湖南境内的瑶族农民也因不堪封建统治的压迫和剥削，曾联合汉族人民多次举行起义。元、明时代，世居在福建的畲族人民和聚居在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的壮、瑶、苗、彝等族人民，或为反对繁重的赋税，或为对抗酷吏的迫害，也都不断举行起义。到了清王朝统治时期，我国各族人民的这种反抗斗争，就更加频繁激烈。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一七四○年的湘、桂边区苗、瑶、侗等族人民的联合起义，一七八七年台湾高山族的农民起义，等等。每次起义，都曾给予当时的封建王朝以有力的打击。特别是一七九五年，贵州苗族人民在清朝乾隆、嘉庆期间举行的“乾嘉暴动”，规模巨大。当时起义群众用竹竿、大刀、岩石，战胜了清王朝的封建武装，接连攻占了五、六座县城，使清王朝陷入了极度惊恐。为了扑灭这次暴动，清王朝曾不惜从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湖南等地，纠集了十多万兵马进行血腥镇压。但是，英勇的起义群众依然毫不畏惧，继续多次打败了增援的清军，并且打死了一贯镇压苗族的清军统帅——云贵总督福康安和四川总督和琳，坚持战斗历三年之久。我国各族人民的这些起义斗争，虽然因为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最后都遭致了失败，但通过这些此伏彼起的斗争，却一次又一次有力地打击了腐朽的封建统治，从而推动了我国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
毛主席说：“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我国各族人民对于来自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更是从来毫不妥协，一贯坚决抵抗。一六四三年，沙皇俄国的侵略者波雅科夫一伙，当他们刚刚闯入我国国土时，就马上遭到了当地人民的严正申斥：这个地区历来“从属于满洲王公，而满洲王公则从属于中国的皇帝。”坚决捍卫了祖国的领土。之后不久，一六五○年，当沙俄另一个侵略者哈巴罗夫再度入侵我黑龙江流域时，同样也遭到了我国达斡尔、赫哲等部落“万弩齐发”的抵抗。当时这伙侵略强盗尽管变换手法，对他们首先碰到的五个达斡尔族人装出一副笑脸，说他们是执行和平使命的商人，而且有许多礼物分送。但是，警惕的我国达斡尔族人民一眼就看透了这伙侵略者的阴谋，当即严厉驳斥说：“你骗谁?我们是了解你们这帮哥萨克的，……你们要把我们统统打死，然后再抢劫我们的财产，绑走我们的妻子和儿女。”一下子就戳穿了这伙侵略者所谓“和平使命”的无耻谎言。紧接着当这伙侵略者又露出狰狞面目，明目张胆地强迫黑龙江以北的达斡尔族人臣服俄国沙皇时，我国达斡尔族人民更义正词严地责诘他们，“我们是向霞沙汗(指清朝顺治皇帝)缴纳贡赋的，为什么要把贡赋缴给你们?”充分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坚决反对外来民族侵略压迫的斗争精神。
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入侵，具有共同命运和光荣革命传统的我国各族人民，更是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对一切侵略者都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十九世纪中叶和后半期，我国台湾省各族人民、特别是世居在台湾的高山族人民，为了粉碎美、日帝国主义者妄图侵占台湾的罪恶行径，即多次奋起反抗，给了侵略者以迎头痛击。中日甲午战争后，只是由于清王朝和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腐败和无能，台湾才被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达五十年之久。但是，就是在日本侵略者以最残暴的手段统治台湾这一历史时期，台湾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还是持续不断。当时，所谓“三月一小乱，半年一大乱”的局面，经常使日本侵略者处于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一九三○年十月，震撼全国的台中县雾社地方的“雾社起义”，就充分显示了我国高山族人民敢于斗争、坚决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革命精神。
一九〇〇年和一九三三年，英帝国主义在先后两次出动武力，妄图侵占我国云南省的片马和班洪地区，两次都遭到了我国分别聚居在上述地区的景颇族、傈僳族、佤族和汉族人民的坚决抵抗，迫使英帝国侵略者不得不承认片马是中国的领土，缩回了妄图侵占班洪的黑手。
一九○四年，英帝国主义者还为了阴谋掠夺我国长江上游和青藏高原，曾以它那臭名昭著的所谓荣赫鹏远征军，向我西藏地区，发动了突然袭击，并一度侵占了我国边疆的一个重镇——江孜。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英雄的藏族人民，虽然面对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者，却丝毫没有畏惧。在经过多次浴血反击后，藏族人民终于在一个深夜突入江孜，收复了被英帝国主义侵占了一个月的江孜炮台，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作出了贡献。
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使我们旧中国从一个封建的、独立的国家，逐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是近代我国各族人民遭受空前灾难的主要根源。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达到它长期侵占中国的梦想;它们扶植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以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而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没落腐朽、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又往往不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甘当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走狗，对我国各族人民实行更加残酷的压迫。例如，清王朝末期，作为封建统治的反动头子“慈禧”，在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入侵，和全国各族人民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时，就曾经公开叫嚷，中国的领土和权益“宁赠友邦，勿予家奴”。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她彻底与人民为敌的卖国主义的丑恶嘴脸。因此，在旧中国，反帝反封建，就成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革命斗争任务。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事实正是这样。一八五一年，在我国广西金田村爆发了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当时，直接参加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除了汉族人民外，还有壮族、瑶族、回族、苗族、蒙古族、彝族、白族、傣族、哈尼族、傈僳族等十多个民族的劳动人民。这次革命运动，转战十八个省，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坚持武装斗争历十四年之久。不仅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腐朽的封建反动统治，同时也有力地打击了各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
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全国各地各族劳动人民，也先后纷纷武装起义，向清王朝的封建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展开了猛烈的冲击。一八五四年，贵州省台江地区的广大苗族农民，就是在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影响下，联合了汉族、水族、布依族等族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并且坚持斗争了十八年。在这次起义斗争中，各族起义农民还击毙了清王朝的“精锐”部队、湘军头子“按察使”黄润昌，和“提督”荣为善等反动头目，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一八五六年，云南省哀牢山地区的彝、哈尼、汉、回、白、傣、苗、傈僳等族人民，在太平天国革命力量的帮助下，也联合举行武装起义，同清王朝封建反动统治英勇斗争了二十年。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二年，聚居在云南、陕西等地的回族人民，受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先后多次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参加和响应这几次起义的，还有汉、彝、纳西、白、傈僳、哈尼、维吾尔、撒拉等族的广大人民。
正是我国各族人民这种风起云涌、前赴后继的革命斗争，一次又一次地给予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王朝的封建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既使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又加速了清王朝封建反动统治的彻底崩溃。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展开了瓜分中国领土，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侵略活动。国内各派军阀势力，又在各个帝国主义支持下，割据一方，互相混战。
为了反抗这种连年混战所造成的苦难，我国各族人民又积极投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派军阀的革命斗争。例如，一九一四年，聚居在海南岛万宁县兴隆地区的黎族人民，为了反对军阀统治，奋起组织了四千多人的武装队伍，先后攻破了万宁、陵水两座县城。紧接着，聚居在白沙县牙叉地区的黎族人民也纷纷拿起武器，同军阀统治开展武装斗争。黎族人民这种此呼彼应的革命斗争，使当时盘踞在海南岛的军阀头子，个个闻风丧胆，惊惶失措。
继北洋军阀之后，蒋介石反人民集团又继承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衣钵，勾结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对全国各族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统治。尤其对少数民族，还疯狂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集团残暴的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全国各族人民又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毛主席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从此，中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坚决捍卫祖国统一、独立，争取各民族人民共同解放，更加积极、勇敢地投身革命行列，并逐步走上了革命胜利的道路。
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的革命过程中，从来都是十分关心、重视我国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党就派出干部深入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向少数民族人民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少数民族培养革命干部，领导少数民族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并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党的组织。以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又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为了推动全国农民运动的广泛开展，培养农民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一九二四年七月，党在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二五年由湖南到达广州后，即亲自主持讲习所的工作。当时，被吸收参加这个讲习所的，有不少少数民族的干部。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广西百色地区的壮、瑶、汉等各族人民，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积聚力量，于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〇年，分别在广西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并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当时壮族人民有很多人参加了这两个军，其中红七军的主要领导干部中，就有壮族的革命干部。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内开展了土地革命和经济文化建设，实行民族平等政策。
一九三一年秋和一九三二年春，聚居在现在吉林省延边地区的朝鲜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曾先后组织了秋收暴动和春荒斗争，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地主阶级的压迫。与此同时，我国其他各地各少数民族人民也在党的领导下，举行连绵不断的大、小起义。特别是一九三六年六月湖南地区的起义斗争，还迫使国民党反动派撤换了一贯压迫少数民族的、当时的湖南省伪省主席，废除了自清王朝开始已实行了百多年的封建“屯田”制度，取得了重大胜利。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战争。当时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对于日本侵略者，竟采取“绝对不抵抗”的投降政策，以致日本侵略者得以在短短几个月内，即占领了我国东北全境，使东北三千万各族同胞、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面对这种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我们党立即斥责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并揭露国民党反动集团的不抵抗政策的罪恶，号召全国各民族人民行动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党还号召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在这一号召下，东北各族人民掀起了抗日斗争的高潮。至一九三二年四月，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人数，约有三十万人以上。一九三四年底，在党领导下组成了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震撼中外、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它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极其光辉的一页。中国工农红军在历时十二个月中，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的长征途中，战胜了重重困难，歼灭了大量敌人。红军在途经十一个省时，向各族人民广泛宣传了革命道理。当时，广西龙胜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四川省凉山地区的彝族奴隶、现在四川省甘孜地区的藏族农奴等等，就是由于当年红军长征经过，在党和红军的宣传下，才知道在我们苦难深重的中国，原来还有一个专为各民族被压迫、被剥削人民争取解放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及由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使他们在长期遭受奴隶制、农奴制的黑暗统治下，看到了一线明亮的曙光。因此，他们热情支持红军，给红军带路、筹粮、挑东西等等。红军在长征途中，还在沿途的各族人民中散布了大批革命种子，例如，在红军回旋时间较长的贵州西北部地区，一次便有五六千名苗、回、彝、汉族青年参加红军。后来，红军经过彝、藏族地区时，又有不少彝、藏青年踊跃参加红军。至今在全国还有不少少数民族的革命干部，即是当年红军在长征途经华南、西南、西北时，参加革命的。
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经过各少数民族地区时，除了向各少数民族人民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我们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外，凡是有条件的地区，我们党和工农红军还积极帮助他们建立革命武装力量，支持各民族人民组织自己的革命民主政权。例如，一九三五年五月，我们工农红军在路过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时，就曾经帮助当地彝族人民建立了“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并赠送了一部分枪枝、马匹和衣服。红军在经过甘孜、炉霍藏族地区时，又领导和支持当地藏族人民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且帮助他们在甘孜、炉霍等地，建立了藏族人民的政权——博巴政府(“博巴”是藏语“藏族人”的意思)。中国工农红军的这些革命活动，不仅在当时当地给了广大少数民族劳动人民以极大的鼓舞，而且也对以后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现在，我国一部分少数民族如彝族、藏族、壮族、苗族、瑶族、羌族、侗族、回族等的人民，还经常在怀念、追述当年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经过时的革命斗争史迹，回忆当年各地各民族人民积极支援中国工农红军的动人景象。贵州省台江县苗族地区，一直到解放以后，还完好地保留着一幅当年红军在那里刷写的标语：“红军是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的唯一武装力量，欢迎苗族兄弟加入红军”。多少年来，它还一直鼓舞、激励着当地广大苗族人民的革命斗志。贵州省锦屏地区有个侗族老农民，还把当年红军留下的一份文告《出路在那里》，小心珍藏了多年。特别是一些当年曾亲眼见到过我国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少数民族人民，更是感到无限幸福。
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日胜利，我们党还领导各族人民，先后在我国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陕甘宁边区、河北、山东地区和广东省海南岛等地，建立了由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组成的抗日武装，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如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其中不少是朝鲜族、赫哲族战士)，陕甘宁边区和渤海、冀中三个回民支队，以及海南岛的由汉、黎、苗族人民组成的琼崖人民抗日独立纵队，等等。
正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战斗，最终才使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整个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和广大汉族人民一样，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国民党反动派一贯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顽固立场。同时在对待国内民族问题上，也仍然继续推行它的民族压迫政策，歧视少数民族，而且对广大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穷凶极恶地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全国各族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团结抗日的同时，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继续进行激烈的斗争。一九三八年，聚居在甘肃省海原、固原两地的回族农民，就是为了反抗国民党的残暴压榨和坚决要求抗日，爆发了全国闻名的“海固事变”，给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一九四一年斗争失败后，有一百多人突围进入陕甘宁边区，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革命队伍。
继“海固事变”之后，新疆各族人民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压迫，于一九四四年在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地区，掀起了规模更大的“三区革命”，并在上述三个地区建立了革命政权和武装部队，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新疆“三区革命”是在我国一个省区内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革命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九年，不仅配合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而且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下，又促使新疆各族人民比较迅速地获得了和平解放。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三区革命“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革命进入了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解放战争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全国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鼓舞下，更加团结一致，从各个方面，向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开展了广泛的斗争。一九四七年，震撼全国的台湾“二·二八”起义，就是一次比较突出的革命行动。当时，参加这一声势浩大的起义运动的汉族人民和高山族人民，并肩作战，不仅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揭穿了美帝国主义妄图侵占台湾的罪恶阴谋，同时还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正在大规模进行反人民内战的兵力。因此，党中央曾代表祖国全体人民，对这次起义，表示了热烈的支持，使台湾各族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在解放战争时期，壮、瑶、黎、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也都先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蒋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攻。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为了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各地少数民族人民中，又有大批优秀儿女纷纷投身到革命行列。
我国各族人民在不断反抗帝国主义、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同时，对于本民族内部的反动统治阶级，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斗争。同广大汉族人民一样，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对于本民族中一小撮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阴谋分裂祖国统一的民族败类，以及那些一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奴隶主、农奴主和封建地主，也经常不断地采用各种形式，进行英勇顽强的坚决斗争。通过这些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国内外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祖国的长期历史过程中，正是由于我国各族人民一贯并肩战斗，才把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不断推向前进。最后，终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用人民革命战争，彻底摧毁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长期压在全国各族人民头上的大山，使我国各族人民脱离了苦海，获得了解放。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永远地结束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奴役的历史，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进入了民族平等团结、友爱合作和共同进步的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断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乘胜前进，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伟大胜利，并且正在为争取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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