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底，俄国社会中所有能公开发表意见的阶层几乎都一致认为，激进的政治变革既是必要的，也迫在眉睫。」
接上文：“党的责任永远是走在工人运动的前面。”——《列宁的政治思想》第七章
1904-1907：革命与反革命
编者按
哈丁用1905年革命检验出一个反直觉结论：偏离正统的不是列宁，而是孟什维克与老普列汉诺夫。列宁拒绝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工人政府」，严守民主/社会主义两阶段不可跳越;反观新《火星报》主张无产阶级仅作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对派」，重蹈经济派「政治归自由派」的谬误，普列汉诺夫甚至称「霸权」为「荒谬」。列宁在革命中「星辰升起」，正因为他始终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正统信条。本章同时表明，列宁并非西方叙述中的「不断革命」者，而是阶段论的忠实执行者。
流血星期日：芬兰团，1905年，1905年(WikimediaCommons，公有领域)
1904年底，俄国社会中所有能公开发表意见的阶层几乎都一致认为，激进的政治变革既是必要的，也迫在眉睫。多年来，学生和工人们以越来越大的勇气，发动了政治罢工和示威，明确要求民主自由和宪法权利。地方自治联合会的成员们，即地方政府机器背后的人物，通过一场以11月全国会议为高潮的宴会运动，重拾了旧日的要求，即沙皇应通过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来“为地方代议制的大厦加冕”。随着对日战争的持续，每天都有新的军事失败和行政无能的消息传来，人们的情绪变得日益激进。列宁并非唯一相信“旅顺口的投降是沙皇制度失败的序幕”的人。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自由派人士的认同，米留可夫就代表他们表达了希望“专制这个偶像在黄海的水域中被推翻”的愿望。军队的起义和波将金号战舰的兵变使他和许多其他人相信，罗曼诺夫王朝的命运将在数月而不是数年内决定。
在1904年底那些令人振奋的日子里，即便是孟什维克的《火星报》也完全相信，伟大的事迹近在眼前，需要极大的胆识和革命投入。
是时候以我们全部的力量，无畏地支持这股勇敢崛起的势力了。勇敢将赢得胜利……夺取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和军火库，武装人民。在各个城镇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建立联系;让武装的公民在需要帮助时互相驰援。占领监狱，释放为我们事业奋斗的战士;他们将增强我们的队伍。在各地宣布推翻沙皇君主制，并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来取而代之。起来，公民们!解放的时刻已经到来。民主共和国万岁!革命军队万岁!打倒沙皇制度!2
在1905年4月至5月的孟什维克会议上，起义的热情依然高涨，正如“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所明确指出的那样。
社会民主党将其任务视为准备群众起义，并将努力使起义处于其影响和领导之下，以服务于工人阶级的利益……社会民主党在为起义铺平道路时，必须首先：……增强群众对革命不可避免性的认识，认识到随时准备武装抵抗的必要性，以及随时可能将其转变为起义的可能性。3
许多在俄国最著名的孟什维克领袖甚至更进一步，与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一道，断言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将合二为一，因此手头的任务是为一个工人政府做准备。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像马尔丁诺夫和丹这样的极端温和派(一年前还曾猛烈攻击列宁的“雅各宾”政策和任性)，现在却与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为伍，摆出“不断革命论”信徒的姿态，该理论充斥在他们期刊《开端报》的头条文章中。
列宁在当时并非不断革命论的倡导者。事实上，他再三坚决地否认了跳越阶段和为立即实现设定社会主义目标的可能性。列宁坚持认为，在现阶段，不可能谈论一个将是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工人阶级民主政府。4革命的民主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之间必须有明确的区分，这两者不能同时发生。“如果社会民主党试图将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其直接目标，它肯定会使自己声名扫地。”5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使得这些目标无法实现，因此也使得那些鼓吹这些目标的人成为不负责任的空想家。他谈到了“实行最高纲领的荒谬和半无政府主义思想，以及为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的想法。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一个客观条件)，以及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一个与客观条件密不可分的'主观条件)，使得立即和彻底解放工人阶级成为不可能。”6
经济分析或理论，设定了政治上可能的范围，正是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列宁在整个1905年都拒绝了工人政府、无产阶级专政、立即向社会主义迈进而不顾民主阶段，或任何类似的想法。“任何想通过政治民主以外的任何其他途径达到社会主义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得出在经济和政治意义上都荒谬和反动的结论。”7
流血星期日，1905年，1905年(WikimediaCommons，公有领域)
他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可挽回地与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胡言乱语决裂，他们认为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逃离资本主义，或以阶级斗争之外的某种方式，在同一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框架内跳过它。”8只有在俄国的民主革命时期结束后，才适合讨论下一阶段的性质。“当那个时候到来时，我们将直接处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问题。”9显然，在列宁看来，在1906年中期，那个时候还远未到来，当时他写道，“我们距离社会主义革命比我们的西方同志要遥远得多”。10
然而，列宁认识到，就直接目标而言，1905年底和1906年初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几乎没有分歧。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一起，当时都大声疾呼要求罢工和起义。他们号召工人们不要放弃斗争，直到他们夺取政权……分歧只在于对事件评估的细节上。11
鉴于两派在他们认为的当前任务上高度一致，地方委员会迅速忘记旧争端并密切合作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许多地方，例如圣彼得堡，两派合并组成了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12地方委员会的情绪和组织起义的实际合作的紧迫性，使得两派的正式分离无法维持。1906年4月至5月，他们在党的统一(或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再次走到一起，这次大会由孟什维克主导，但尽管如此，它仍是一次坦率的革命集会，对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要求采取更温和政策的请求不屑一顾。
与此同时，民众对代议制议会的要求因广为流传的“四尾”方案而变得更加精确和激进，该方案要求普选、自由、平等和直接选举权。自由派的地方自治人士和各联合会联盟的代表们，起初呼吁沙皇注意民众情绪，并忠诚地提出他们认为唯一能避免革命的改革建议，但他们遇到的只有回绝、蔑视和对其方案的鄙夷。他们慢慢得出结论，他们必须利用人民的力量从专制政权手中夺取权力。革命的空气弥漫，尤其是在富人的沙龙和专业人士的审议中。
正是在这种公众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氛围中，神父、警察特工和工人组织者加邦决定组织一场圣彼得堡工人的和平群众示威，向沙皇请愿，要求纠正他们的经济冤屈，并以不妥协的措辞要求一个民选的议会。1905年1月9日，在冬宫前发生的“流血星期日”对无辜者的可怕屠杀，这场和平游行以悲剧告终，其反响传遍了俄罗斯的每一个角落。罢工运动重新认真开始，并因农民暴动而加强。社会被激怒了;学生们离开大学，高喊着1月9日游行者的口号——不自由，毋宁死。俄罗斯被内乱撕裂——似乎内战就在眼前。对许多人来说，包括列宁在内，似乎沙皇实际上已经向他的人民宣战了。
列宁对这一消息的即时反应是，政府“故意驱使无产阶级起义，通过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来挑衅它，促使它建立街垒，以便将起义淹没在血海之中。”13一夜之间，人民对“小父亲”沙皇的天真信仰被打破，他们突然从请愿者转变为起义者。“工人们要转向武装斗争是非常困难的。政府现在迫使他们这样做了。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已经迈出。”14因此，他们被迫得出的结论是：……“战争就要有战争的样子”(àlaguerrecommeàlaguerre)。工人阶级群众，以及跟随他们的农村贫困群众，将会意识到他们是战争中的战斗者，然后……然后我们内战的下一场战斗将按计划进行。15
如果这是战争，如果与专制政权实际进行武力对抗的日子终于来临，那么，一个革命领袖显然必须为此做好准备。列宁对“流血星期日”消息的反应完全可以预见，并且与任何其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应完全不同。他直接去了日内瓦的公共图书馆，查阅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当然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1848年和1871年革命者军事战略的论述。直到1905年10月他才返回俄国;等待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在自我准备，并狂热地试图为他在俄国的追随者们准备好领导即将到来的革命的任务。
1905年革命，1905年(WikimediaCommons，公有领域)
整个1905年春季和夏季，反对派继续壮大，俄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沸腾的大锅，在这个多民族帝国中，几乎每一个主要群体都突然找到了勇气，来发泄几代人以来积压的不满。专业人士们组织成工会，并设有一个中央的“联合会联盟”。在米留可夫的精明领导下，地方自治的自由派人士组建了一个政党，即立宪民主党，或通称的“立宪民主党人”(Kadets)。罢工、会议、公告和宪法要求接踵而至，来自人口中最广泛的各个阶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政府于8月初发布了其“关于建立国家杜马的最高诏书”。16它将通过为每个社会等级设立的独立选举权间接选举产生，四个主要社会等级将分别在不同的委员会中开会，并且只具有协商性的发言权。这些提议没有满足任何人，尤其是城乡的专业人士和城市产业工人，他们无疑是民主政权最组织有序、最坚决的支持者。根据沙皇的提议，这两个群体几乎将被完全剥夺选举权，因为两者都未被承认为一个社会等级。
在1905年夏末和秋季，反对派的强度和广度都在增长。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变成了自治的单位，因为农民的暴动和少数民族的运动迫使行政和警察撤退。舰队和一些军队分队的兵变加剧了政权的问题，而主要城市的大学则变成了日益激进的公开政治会议的巨大论坛。
10月底，事情终于到了紧要关头。政府逮捕了铁路工人大代表会议的所有代表。整个工会举行罢工，并立即得到了所有其他产业和专业工会的响应。一场规模空前，在任何时间、任何国家都未曾有过的总罢工现在席卷了俄国。整个“社会”都跟随产业工人的领导——教师关闭了学校，甚至银行家也走出银行，加入了律师、法官、市议会和审计署的职员的行列。罢工很快蔓延到铁路或电报所能及的每一个地方。17根据特里高德(Treadgold)的说法，国家的命运现在实际上已经从当局手中滑落，落入了罢工工人的手中。18
为了协调罢工运动并推动他们基于普选、自由和平等选举权建立制宪议会的要求，工会在孟什维克的推动下，在圣彼得堡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即选举产生的代表委员会，并于10月27日首次召开会议。舞台显然已经为与政府的摊牌做好了准备。专制统治的日子似乎即将结束，社会上每一个能发声的阶层似乎都团结在苏维埃的政治要求之后。
1905年10月30日，沙皇最终不情愿地接受了许多民众的要求，发布了一份宣言，承诺将大幅扩大杜马的选举权及其将享有的权力。杜马现在将拥有完全的立法权和预算控制权。然而，沙皇似乎又一次让步得太少、太迟了。更为激进的自由派人士坚持认为，宪政政府的关键要素，即内阁对立法机构的问责制，尚未被授予。而社会主义政党则对选举法感到愤怒，该法仍然剥夺了大部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选举权。然而，毫无疑问，颁布《十月宣言》是1905年“革命”的转折点。对于右翼(他们现在为纪念宣言而自称为“十月党人”)来说，它在维护一个稳定强大的君主制与承认负责任的“社会”在政策问题上有发言权之间取得了适当的平衡。一些温和的自由派人士虽然对宣言的许多条款表示不满，但大多数人准备接受它作为有希望的第一步。
《十月宣言》提出了一个问题：实现立宪民主党纲领是否仍然需要革命性的变革。总的来说，立宪民主党人起初似乎相信，他们所需要的革命确实已经发生，现在只需要巩固。19
政府通过这种方式有效地孤立了坚定的革命者，并毫不迟疑地巩固其力量以对付他们。此时，许多主要的社会民主党领袖(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是显著的例外)已经返回俄国，他们无一不被革命热情所感染。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此时都同意，《十月宣言》毫无价值，因为它将国家的强制权力完全留在了沙皇手中。因此，他们一致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推翻专制政体并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才能将俄国从反动中拯救出来。他们一起试图强化苏维埃，并为城市工人阶级的最后斗争做准备，但此时革命热情已经开始减退。许多工人无疑感到他们的主要要求已经得到满足，其他人则开始意识到对苏维埃的自负越来越感到不满。只有相对少数人被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有效地组织起来并准备战斗。
12月16日，整个圣彼得堡苏维埃被捕，其发出的总罢工和工人起义的号召响应寥寥。12月20日，莫斯科苏维埃以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联合名义发出了同样的呼吁。然而，为随后的起义提供组织和大部分战斗分队的是布尔什维克。起初，起义者得到了城市大部分居民的帮助，他们对军队在处理莫斯科先前一次罢工时的暴行感到愤怒。然而，当军队开始集结，并调来大炮，意图明确地要残酷镇压起义时，支持迅速消失了。导致对起义的普遍支持下降的一个促成因素是，在起义早期，沙皇再次听从维特的建议，同意大幅扩大杜马的选举权。战斗持续了一周，主要由机动的游击队与一支实力远超他们的军队对抗。起义者唯一的成功希望在于军队的一些分队可能会倒向他们，或者他们的榜样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效仿。结果，这两个希望都落空了，他们被无情地镇压了。
莫斯科十二月起义，1905年，1905年(WikimediaCommons，公有领域)
随着两个首都的稳固，沙皇开始巩固他在各省的地位。所有反对派都被无情地镇压，大片地区实行戒严，惩罚性的军事和警察报复行动打击了革命力量的士气。在短短几个月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主动权被专制政权夺回。在维特的得力指导下，政权现在在多个方面采取行动，重新巩固其地位。在宪法上，它颁布了对《十月宣言》的“澄清”，这实际上剥夺了即将成立的杜马的任何实权。
预算的一部分被“铁板钉钉”地豁免于公众批评;贷款和货币被置于财政部长的无节制管辖之下;陆军和海军，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事项，被保留为皇室的特权。国务会议，迄今为止由君主提名，现在为了立法目的，通过从国家的高级机构，包括证券交易所、大学和地方自治局选举出同等数量的人员来加强。它成为了上议院，并获得了与杜马相同的立法权利;如果两院在预算上意见不合，政府可以选择它偏好的任何一个数字;如果没有预算通过，政府可以采用上一年的估算。20
由于担心即使这些措施也可能不完全万无一失，维特从法国谈判了一笔巨额贷款，其明确意图是使政权在财政上独立于杜马。
正是在这种毫无希望的氛围中，第一届杜马最终于1906年5月召开。列宁与几乎所有社会民主党领袖，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曾主张抵制选举，直到选举几乎结束时，他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大多数人才同意允许地方组织推举候选人，其唯一目标应是利用杜马作为革命宣传的工具。(此时，唯一剩下的选举是在高加索地区，那里强大的孟什维克组织为其候选人赢得了比所有其他候选人加起来多两倍以上的选票。)立宪民主党在杜马中拥有绝对多数，唯一其他有影响力的团体是一个约有七十名成员的激进农民团体，他们后来被称为劳动派(Trudoviks)。立宪民主党人自信地认为，他们所代表的公众舆P论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决心利用它来迫使沙皇扩大杜马的权力，直到它类似于英国式的议会。此时，立宪民主党人仍然怀有自己将被任命为部长职位的想法。此外，他们非常珍视即使是一个残缺的杜马作为一个公共论坛，因为它是整个俄国可能接受政治教育的主要工具。21
立宪民主党人更为和解的路线，几乎完全反映在阿克雪里罗得的结论中，尽管这些结论在俄国的孟什维克活动家中远非主导，但已经开始获得支持。“我们不能，在专制的俄国，”他坚持说，“忽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政治合作’的客观历史要求。”22“我敢说，”他继续说，“即使是议会制度最糟糕的漫画，与我们迄今为止所拥有的无用手段相比，也提供了巨大的优势。”23列宁，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很快就抓住了立场上的相似之处，以及阿克雪里罗得的提议所明显包含的放弃无产阶级领导角色的问题。孟什维克思想在此时发生突然而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伦纳德·夏皮罗(LeonardSchapiro)对此总结得很好：1905年的牺牲品之一是孟什维克对无产阶级“霸权”的信念，随着自由派作为一个活跃和独立的力量的出现，这种信念与事实已无多大关系……孟什维克面对着立宪民主党人将为自己思考和行动的明显事实……悄悄地放弃了他们曾经珍视的教条。托洛茨基将“霸权”描述为“伪善”，普列汉诺夫则称之为“荒谬”。24
普列汉诺夫从一开始就谴责莫斯科起义是一场政变冒险，其后果将是疏远中产阶级激进分子的同情和支持，从而削弱革命运动。普列汉诺夫坚持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必须立即放弃他们与起义相关的声誉。他们应该向激进的知识分子伸出援手，并承认他们在革命中作为资产阶级中最左倾部分的合法角色。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将他们视为最可靠的盟友;相比之下，农民在革命中是一支微不足道且不可靠的力量。列宁对资产阶级的不信任，与普列汉诺夫对农民的不信任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革命年代的著作中，除了偶尔的嘲讽之外，几乎没有提到社会革命党。”25不要疏远社会的同情，不要排斥知识分子，不要挑起红色起义和农民暴动的幽灵，满足于在革命阶段扮演极端反对派的角色，并确保在下一阶段取得胜利。这就是普列汉诺夫的信息。
根据列宁的说法，孟什维克立场的整个基调反映了他们的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在最初的起义热血沸腾之后，现在杜马已经召开，更为清醒的建议说服了孟什维克。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必须在民主革命的领导中发挥其作用，并且必须组成新政权的政府，这表明他们已经偏离到了经济主义的阵营中有多远。新的《火星报》现在接受了旧《火星报》为之奋斗而摧毁的那些思想，特别是认为民主革命的先锋角色必须留给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则扮演“极端反对派”的角色。列宁毫不迟疑地抓住了在他看来是完全放弃了旧正统观念中所神圣化的无产阶级霸权角色的行为。他坚持认为，孟什维克关于无产阶级仅仅作为资产阶级的“反对派”跟随其后的观念，其制定者是极端经济主义者马尔丁诺夫——旧《火星报》所表达的正统观念的顽固反对者，这并非完全偶然。26
正如经济主义者不断陷入谬误，认为经济斗争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事，而政治斗争是自由派的事一样，新《火星报》的支持者在他们所有的推理中，也不断陷入这样的想法，即我们应该谦虚地坐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角落里，让资产阶级来积极地进行革命。27
多布任斯基绘《彼得堡的小屋》，1905年，1905年(WikimediaCommons，公有领域)
正是孟什维克忘记了他们自己首先提出的旧正统观念的核心政治准则：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霸权。现在，在斗争的实际热潮中，他们在实际事务中表现出的不稳定和动摇，自1903年以来在他们的理论观点中就已显而易见。例如，他们赞成准备起义的口号，但反对让他们的组织积极地去获取武器和训练人员使用武器。他们宣称支持起义，但坚决反对协调唯一能完成起义的力量。他们支持制宪议会和激进的土地纲领，但不能或不愿解释，如果不推翻专制政权，不组织能够推翻政权的物质力量，这两者如何能够实现。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者从未想过马克思关于需要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的说法。他们徒劳地以马克思的名义，实际上却完全按照法兰克福资产阶级空谈家的精神起草策略决议，这些人自由地批判专制主义，深化民主意识，但却不理解革命的时代是行动的时代，是来自上层和下层的行动。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诡辩，把先进的、最坚决的、最有活力的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一个最落后阶层的意识形态，这些阶层回避困难的革命民主任务，把它们交给斯特鲁维先生们去处理。28
列宁深知他触动了孟什维克主义的痛处，他一次又一次地攻击他们抛弃了旧的正统观念。列宁正确地坚持认为，那种正统观念曾设想资产阶级支持无产阶级，而不是反过来。它曾坚持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是一支软弱而怯懦的力量，它会背叛。然而普列汉诺夫却坚持认为无产阶级应该克制自己，以免资产阶级转向反革命。用他的传记作者的话说，他从未“在他的计算中考虑到资产阶级可能不愿意与一个公开宣称要摧毁资产阶级社会的团体一起参与革命行动的可能性。”29此外，他一再坚持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参与组建临时政府，必须让资产阶级来建立，这等于承认了资产阶级具有一种政治能力和决心，而他之前的理论分析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对列宁和考茨基来说，这位老哲学王(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自我否定的规定，不仅不切实际、不真实，而且简直是恶作剧。“在事先拒绝胜利的同时进行战斗是不可能的”，考茨基在直接反驳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时写道。对于考茨基和列宁来说，无产阶级在1905年必须战斗，无论有没有资产阶级。对他们两人来说，唯一的盟友只能是普列汉诺夫如此轻蔑地忽视的农民。对他们两人来说，“如果领导者没有准备好掌权，战斗就毫无意义。只有在资产阶级参与的情况下才与敌人交战，并无条件地放弃权力，这加起来就是政治破产。”30
普列汉诺夫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际领导者的声誉在1905年最终破灭，而列宁持续的批判对他声望的消亡起了不小的作用。“他因过去的贡献继续享有尊敬，但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种历史纪念碑。他自己也痛苦地意识到自己与时代脱节。”31相比之下，列宁的星辰正在升起;1905年使他毫无疑问地成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中最重要的个人物。他的清晰、他的坚持和他巨大的工作能力使他从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确实，这是他第一次，”乌拉姆承认，“使其他人物相形见绌：德高望重的元老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孟什维克的丹和马尔托夫，在戏剧中都只是次要角色。”32
立宪民主党人为第一届杜马做准备，起草了一份相当温和的改革方案，他们觉得他们有权推行。这一揽子改革被纳入了“致御座的文告”中，他们模仿英国的程序，作为对沙皇欢迎杜马代表的讲话的回应而起草。立宪民主党的文告，经杜马一致投票通过后，被送交沙皇及其大臣们审议。沙皇在充分表达了他对杜马、其官员、其纲领及其自负的蔑视之后，简单地宣布其提议不可接受。在容忍了它的存在十天后，沙皇在没有任何预警或协商的情况下，宣布解散它，并下令在1907年3月召集一个新的杜马。就这样，所有对俄国自由与民主新时代的奢望被粗暴地打破了。杜马代表们的反应是撤退到芬兰的维堡，并发出被动抵抗的号召——不缴纳税款——直到杜马恢复。然而，他们事先没有做任何安排来协调抵抗;事实上，立宪民主党人几乎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几乎完全缺乏哪怕是初步的党组织来引导反对派。他们的呼吁落空了，他们领导抵抗专制政权的真正力量被证明是完全无效的。
杜马被草率解散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影响，与莫斯科起义对孟什维克的影响非常相似。更为温和的分子在他们内部有说服力地论证说，对抗除了给推动激进改革的政党带来声名狼藉之外，一无所获，实际上还加强了专制对国家的控制。此外，承认杜马完全无能，在战术上将是灾难性的，因为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一直坚持认为无能已经写进了它的整个宪法中。因此，立宪民主党人致力于保持杜马存在的消极政策。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说：“即使粗略阅读回忆录和党内报告，立宪民主党人默许的根本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在许多地方都已指出：立宪民主党人害怕新一轮革命浪潮的暴力。”对列宁来说，这就是他们整个阶级地位驱使他们走向的背叛，也是正统观念一直预料到的。
毫无疑问，在1906年期间，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的思想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两个政党都缓和了他们不妥协的反对态度，并调整了他们的政策，以适应他们所认为的俄国权力状况的新现实。他们都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将不得不在专制统治下生活比他们预期的要长得多，他们将不得不尽可能地利用任何现有的合法渠道来促进俄国群众的政治教育。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得出结论，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在现有宪法框架内进行群众政治教育的耐心计划，以便当下一次对专制政权的挑战发生时，他们将拥有组织和支持来保证持久的变革。
1907年3月，经过一场选举运动后，第二届杜马最终召开。在这场选举中，当局通过任意禁止候选人(例如，所有维堡呼吁书的签署者都被取消资格)、操纵选举、缩小选举权范围和大规模恐吓等方式公开干预。尽管在选举期间受到政府的骚扰，其组成却比第一届杜马更为激进，因为激进的农民团体“劳动派”拥有约二百名代表，社会民主党有五十四名，社会革命党有三十五名。右翼的代表人数也大幅增加。十月党人及其右翼团体总共约有八十人。在这种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主要的输家当然是自由派中心，其代表人数缩减至125人。尽管如此，他们试图扮演一个和解的、政治家式的角色：“他们因经验而变得审慎，急于避免因挑起进一步冲突而危及杜马的生存。”然而，气氛过于激烈和党派化。右翼正伺机指控社会主义者从事叛国活动，并寻求政府的帮助来镇压他们。而左翼则致力于纯粹将杜马用作革命宣传的便利媒介，仅此而已。他们被指控策划暗杀沙皇，当这一点无法成立时，社会民主党人又被指控在军队中策划兵变。以此为借口，斯托雷平要求将所有社会民主党人排除出杜马，但杜马在未审查证据的情况下拒绝了这一要求。就在他们准备开始审查时，杜马被草率地解散了，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被逮捕和流放。
沙皇现在对1905年所有伟大的期望和显著的胜利给予了最后的致命一击。6月3日，他发布了一份宣言，指责杜马煽动反对政权的阴谋，并且不代表人民的意愿。因此，对选举法进行了修改，根据这些修改，大多数城镇失去了独立的代表权，并被并入各省。财产资格被大幅提高，一个复杂的间接选举制度将让乡村士绅对哪些农民候选人可以进入杜马拥有最终决定权。城市工人阶级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所有这一切，当然都是公然违宪的，因为沙皇自己颁布的“不可侵犯的”根本法，保留了修改选举法的权利，且该权利专属于杜马。此外，完全明显的是，这项措施是事先精心准备的，政权一直企图制造借口来引入它。这是一场公然宣称的政变，紧接着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对社会主义者进行了广泛的逮捕。沙皇现在成功地收回了他被迫做出的所有让步，并清楚地表明了他准备在多窄的范围内接受国家的建议。审查制度恢复了，帝国大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反动势力大行其道，再也无人能挑战它。
[2]引自M.N.波克罗夫斯基，《俄国简史》(BriefHistoryofRussia)，D.S.米尔斯基(D.S.Mirsky)译(伦敦，1988年)，第2卷，第145页
[3]《〈火星报〉第100期附刊》(Otdelnoeprilozheniekno100‘Isky’)(日内瓦，1905年)，第18页
[4]CW,8,291
[5]同上，第294页
[6]CW,9,28
[7]同上，第29
[8]同上，第49页
[9]同上，第86页
[10]CW,10,424
[11]引自舒布，第103-4页
[12]夏皮罗，第71页
[13]CW,8,107
[14]同上，第108页
[15]同上，第109页
[16]译文载于M.拉夫(M.Raeff)，《帝俄时期政治改革计划，17301905》(PlansforPoliticalReforminImperialRussia,1730-1905)(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6年)，第142-52页
[17]波克罗夫斯基，第272页
[18]特雷德戈尔德，第26页
[19]J.E.齐默尔曼(J.E.Zimmerman)，《立宪民主党人与1905-07年杜马》(TheKadetsandtheDuma1905-07)，载于C.E.廷伯莱克(C.E.Timberlake)(编)的《俄国自由主义论文集》(EssaysinRussianLiberalism)(密苏里州哥伦比亚，1972年)，第119页
[20]B.佩尔斯(B.Pares)，《俄国史》(AHistoryofRussia)(伦敦，1926年)，第437页
[21]W.G.罗森堡(W.G.Rosenburg)，《立宪民主党人与1905-17年矛盾政治》(TheKadetsandthePoliticsofAmbivalence,1905-17)，载于廷伯莱克，第143页
[22]A.阿舍尔，《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TheMensheviksintheRussianRevolution)[下文简称Ascher,MensheviksinRevolution](伦敦，1976年)，第60页
[23]同上，第62页
[24]夏皮罗，第82页
[25]巴伦，第266页
[26]马尔丁诺夫(Martynov)在1905年1月已经表达了从1906年中期起激励孟什维克战略的公式：“我们必须记住，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社会民主主义是并且必须是极端反对派的政党，与所有其他政党不同，那些政党或多或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预期加入资产阶级社会的政府。”(A.S.马尔丁诺夫，《两种专政》(VdveDiklaturi)(彼得格勒，1905年)，第74页。)27.CW,9,90;参见第110页
[28]同上，第96页
[29]巴伦，第271页
[30]同上，第274页
[31]同上，第277页
[32]乌拉姆，第318页
本章其余注释
[1]引自D.W.特雷德戈尔德(D.W.Treadgold)，《列宁及其对手》(LeninandHisRivals)(伦敦，1955年)，第130页
[33]W.G.罗森堡，载于廷伯莱克，第145页
[34]夏皮罗，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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