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2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作家鲍里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其获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反映在文学之阶级斗争的一部作品，当时西方“帝国主义阵营”看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这一质疑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的文学表达，如获至宝，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大声喝彩”。1958年年底，我国权威的《文艺报》对这一事件表态，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杜勒斯①看中了〈日瓦戈医生〉》，作者署名“本报评论员华夫”，具体执笔者不明，有学者猜测可能是当时《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先生，另一篇是《诺贝尔奖金是怎样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同时《人民日报》也刊登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批判文章的译文。到了1959年年初，《世界文学》发表臧克家的《痈疽·宝贝——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要送给帕斯捷尔纳克?》，以及刘宁的《市侩、叛徒日瓦戈医生和他的创造者帕斯捷尔纳克》两篇文章。对于《日瓦戈医生》，华夫文章称它是“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小说”，是对苏联革命、苏联人民的诬蔑和诽谤，帕斯捷尔纳克则是一个“旧俄遗留下来的有着花岗岩脑袋的”、“苏维埃社会的渣滓”，他“现在受到全体苏联作家和苏联公众的一致的唾弃”。帕斯捷尔纳克曾经在1940年写给阿赫玛托娃的信说这样深情地说：“生活和渴望生活(不是按别人的意愿，而只是按自己的意愿)是您对生者应尽的责任，因为对生活的概念易于摧毁，却很少有人扶持它，而您正是这种概念的主要创造者”，过了几年，1946年，日丹诺夫②提到阿赫玛托娃时是这样说她的：“她是无思想的反动的文学泥坑的代表”、“她的诗歌是奔跑在闺房和礼拜堂之间的发狂的贵妇人的诗歌”。下面辑录的刘宁(以及匡兴、把铁梅、杨敏如)的文章《市侩、叛徒日瓦戈医生和他的 “ 创造者 ” 帕斯捷尔纳克》一针见血地指出：“瑞典科学院秉承主子的意志，决定把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他”、“如果要说《日瓦戈医生》这部反动透顶的小說有什么“传统”的話，那也只是资产阶級反动文学的反现实主义“传”而己，帕斯捷尔納克实际上在这部小说中直接承了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公开叛变人民和仇视革命的反动作家的衣钵”、“帕斯基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正是“路标派③”的翻版，而他心爱的主人公日瓦戈不过是沙宁这一叛徒和市侩的阴魂的再现，“路标派”和沙宁都早已成为历史上令人作呕的可耻名字，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主人公。”可是，我们也先来看一些材料(具体方面就不展开了，只能说是心领神会)：
202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张秉衡译本)的译本序这样：小说《日瓦戈医生》的问世，不仅使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学史地位完全改观，而且使其一跃而成为二十世纪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伟大作家。《日瓦戈医生》是世界上传播最广的当代小说，对二十世纪的文学、文化与历史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经受了完整的现、当代文学史的考验，成为艺术观念和文学成果的标准与标志。《日瓦戈医生》的写作成就，穿越了文学视野中的“史诗”解读和历史文化空间中的社会学认识，成为“当代圣经”和旷世之文学经典。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这样：力冈先生翻译的《日瓦戈医生》，她常备案头，并作为指导其创作的“圣经”，成了她人生最重要的两本书之一④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第十届)、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这样：这期间，有两部苏联的伟大作品让我视为神灯：一盏是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另一盏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⑤北京大学俄罗斯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张冰这样：但更深刻的内因应该是这部书以其塑造的一个知识分子的灵魂——“维护自己的心灵不为时代的风潮所左右”，“保持着人性、内在的良心和是非感”，打破了以往我们对20世纪初那个影响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特殊时代的认知。正如我在发表于《国外文学》(1989年第1期)的文章中所说，帕斯捷尔纳克“把对历史反思的焦点凝聚在主人公以自我体验为中心的精神状态，心理感受的起伏变化上，创作出一部出色的心理自传一一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⑥
刘文里面揭露的对市侩的炮击对于当下而言是极其重要的，惨无人道的私有制在孕育摩拳擦掌、英勇先进的无产阶级的先锋分子的同时，其腐朽的垂死的土壤更是指数级别地滋生出数不胜数的潜在的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等等小市民、法溪思分子。高尔基曾经用俄国诗人丘特切夫的诗这样描过反革命、极度落后的小市民的画像：“他们只顾目前的利益度日，看不见未来，他们的生活态度是这样;不要发议论，忙什么呢?疯狂才有所求，愚蠢才会责难;白天的创伤，睡了一觉也就好了，明天该怎样就怎样吧。活着——就要能忍受一切：悲哀，快乐和忧虑。希望什么呢?干吗要感伤?又活过了一天——谢天谢地!”同时一针见血又愤怒地说道：“他们希望活下去，但感受印象不深，感觉不到社会的悲剧，只有对自己死亡的恐惧他们才深深感觉到,而且有时明显而强烈地表现出来。小市民向来是多情善感的人，激情是小市民完全不懂的，他们太软弱了，正是该死……”。高尔基还讽刺这些徒有虚名道貌岸然的愚弄人民的家伙：“每个小市民的基本特征，就是他深信他是‘独一无二的’，‘举世无双的’，因此他自认为是‘每次婚礼中的新郎和每次出殡中的死人’”，高尔基经常用书简“轰炸”这样的大冥鼎鼎的小市民：“他力求把自己的、实际上微不足道的痛苦冒充是世界的悲痛，把无谓的眼泪当作受尽苦难的心灵的珍珠，他把内心的空虚当作生活的空虚，他把个人安乐和幸福的希望的幻灭当作一般的幸福生活的幻灭，他感到他正在沉没下去，感到他所住惯的狭小世界的温暖的泥潭干涸了，他以为灭亡的不是他，而是整个辽阔的世界。他觉得他的日子快完了!他，这个绦虫，开始喊叫，尖声叫起来，大发牢骚，而这种尖叫声简直到处都听得见。”而面对这些绝望的哀号，它们希望得到高尔基和先进人民的“一句温暖的真心话”，可是当时由革命唤醒千百万的站起来迎接新生活的劳动人民、进步人士是怎样的呢?他们“批评别人时无情，对别人很少公开表示自己的欢乐!他们对事业有自信，很少讲空话。”与此同时，“在列宁的党孜孜不倦地、非常顺利地进行工作的这十七年里，在这个原来以‘野蛮的专制’驰名的国家里，在这个满是目不识丁的、半像乞丐的农民的国家里，列宁的党竟把那些为脑满肠肥的小市民所鄙视的‘过着半饥半饱生活的工厂工人’培养成为有理想的革命家——布尔什维克了。布尔什维克把一切依靠他的劳动而生存的寄生虫像无用的废物一样，从本国扫除出去……”
①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美国国务卿(1953–1959)，其曾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对华实施全面封锁禁运
②布尔什维克老党员，卫国战争期间担任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领导列宁格勒保卫战。1934起主管思想文化领域，1934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③1905革命受挫之后，一批从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抛弃民主解放事业，转向宗教唯心主义，否定革命、恐惧底层民众，从民主阵营倒向保守立场。
④《文汇报》纪念力冈文章——浙江大学吴笛教授怀念恩师
⑤那些不死的魂灵啊
⑥我的“关键之书”(四)： “我仰望并需要，又因为畏惧，她的光芒不时躲开”
国际反动派把苏联文学界的败类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所写污蔑社会主义革命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当作宝贝。瑞典科学院秉承主子的意志，决定把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他。美国帝国主义的头子艾森豪威尔还亲自予以表扬，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这位苏联作家到美国来，欢迎他到白宫来同我见面。”帕斯捷尔纳克由于他的《日瓦戈医生》获得了这样的“殊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由于这个“功劳”而为国际反动派所赏识。
《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是叙述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医生的生活道路。他在革命前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同一些与自己类似的所谓“有教养”的知识分子经常谈论革命和俄罗斯人民，他和自己的家庭却仍向往着过去的资产阶级的腐烂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前线当军医。但是战争不但没有使他接近人民，反而使他同情沙皇的境遇。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回到莫斯科，在那些严峻的年代里，他和自己的家庭不但不同人民物境变迁，他不但不同人民一道保卫苏维埃政权，参加革命斗争，保卫苏维埃政权，却仍向往着过去的资产阶级的腐烂生活。在内战期间，他为了寻找安逸的生活，带着家眷到乌拉尔他妻子的田庄去，过着“国内白俄”的生活。但是，这位隐士在精神上却又不甘寂寞，在日记中大肆攻击革命后发生的一切，发泄自己内心所积蓄的对革命的怨恨。后来他偶然落到游击队手中，不得不给他们做些医疗工作，但他内心里却一直同情白匪军，老是想跑到他们那边去，后来终于从游击队里逃了出来。新经济政策时期，他在莫斯科混了几年，过着卑贱无聊的生活，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受伤死去。
这是小说的主人公日瓦尔医生的简单经历，帕斯捷尔纳克通过他的命运，他在革命前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对比，污蔑和否定了十月革命。在他心目中日瓦戈医生及他的朋友们是代表着俄国知识分子，甚至是俄罗斯社会的精华，可是革命给他们带来灾难，把他们毁灭。作者用阴暗的笔调来描绘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用恶毒的字眼来咒骂革命。根据他的描写，革命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屠杀、死亡、贫困和饥饿。作者通过书中一个人物这样描绘革命：“于是后来，从这种和平的、天真的中庸适度的局面一下子跳到血和泪之中，跳到了大量的精神错乱以及每日、每时的合法的、受到奖励的野蛮屠杀之中”，“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遭到了破坏和毁灭，所剩下的一切只是被剥到最后一丝丝的、赤裸裸的人的灵魂……现在到了世界的末日。”
这种世界末日的感觉是面临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剥削阶级所特有的。帕斯捷尔纳克正是以行将死亡的反动阶级的眼光来看十月革命的。既然私有制度、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他看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基础，那么摧毁这一切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看来也就是世界的末日了。
帕斯捷尔纳克既然对革命抱着这么深的敌意，他在小说中对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布尔什维克党当然就要大肆攻击了。例如，他通过小说中的一个女巫恶毒地、别有用心地说：“再拿你的红旗做例子吧，你不是以为它是一面旗子吗?可是，它不是一面旗子。它是那死去的妇人用的一条红色头巾，她用它来引诱人。她为什么用来引诱人呢?她摇着它，向年轻人点点头，眨眨眼睛，把他们引诱来杀掉，然后她就送来饥饿和瘟疫。事实上就是这样。而你却相信她，以为那是一面旗子。你以为那是：‘到我这里来吧，全世界的穷人和无产者们。’”
不仅如此，作者极端仇视苏维埃政权，竟盼望着它尽速地垮台，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竟为法西斯侵略苏联而感到欢欣鼓舞，期待着希特勒的法西斯匪徒们能用屠刀绞杀苏维埃政权。他写道：“战争爆发了，战争的可怕现实，战争使我们遭受的危险，威胁着我们的死亡，这一切和那个幻想家的非人道的统治比起来却是一件好事，它减轻了我们的痛苦。因为它限制了这个幻想家贫乏的不可思议的权力。”
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中恶毒地污蔑社会主义革命，咒骂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而他所极力歌颂和美化的则是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小撮敌视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他的笔下，这是一些天赋很高，过着丰富的多方面精神生活的人物，他们经常歌颂着历史、哲学、艺术、宗教等方面的问题，俨然以真理的代表自居。日瓦戈更是他们当中佼佼出众的中心人物。他实际上成了作者的精神寄托。法新社在电讯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日瓦戈医生“在精神上、道德上以至于肉体上都象帕斯捷尔纳克，活象一个亲兄弟”。的确，在作品中很难把主人公与作者区分开来，日瓦戈所说的与作者所讲的往往是同一个东西，作者是通过主人公的感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甚至为了使主人公与自己尽可能相近，还把日瓦戈写出和自己一样也是诗人。西方帝国主义御用文人对日瓦戈这一形象是备加赞赏的，称他为“自由的灵魂”，赞扬他“始终保持了不可征服的自由‘意志’”。
这是怎样的一个灵魂呢?
日瓦戈和他的生活圈子内的人物在精神上完全属于革命前的资产阶级世界。他们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十月革命从根本上摧毁了他们习惯的旧生活的基础，破坏了他们精神上的平静和自满自足。于是，从他们心中产生了对革命愈来愈深的仇恨，同时对革命前旧生活的眷恋也愈来愈强烈。他们哀号：“在革命中……生活仿佛中断了，个人的一切都不存在了，世界上除了屠杀、死亡之外，什么活动都停顿了。”的确，对于他们来说，最可悲的事莫过于“光明的俄罗斯渡成了革命的俄罗斯”了。
在革命后的日子里，日瓦戈医生的全部精神活动不过是怀念革命前的旧社会和仇恨新社会。甚至他的一些触景生情的细致心理活动也都是围绕着这一轴心旋转的。他在离开饥饿的莫斯科去乌拉尔的途中看到了一所被人遗弃的房子。这引起了他一连串的感慨：“小山上的房子里边有人住吗?还是房子空空的就要坍了?现在它归什么土地委员会所占有呢?以前住在里面的人现在怎么样了?到国外去了，是被农民给杀死了?……”接着他就无限惆怅地怀念起自己过去富裕安逸的生活来：“在那遥远的过去，生活曾是有乐趣的，什么东西对眼和口来说都是一顿盛宴。”
小说的主人公是用被推翻了的没落阶级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事物的。他感到自己在新社会里的生活是受压抑的、不自然的、虚伪的，他抱着一个“国内白俄”的卑鄙心理，时刻期待着背叛祖国和人民的适当时机。他为找不到这样的时机而苦恼，满怀怨气地对妻子说：“逃到哪儿去呀，拉利莎.费道罗夫娜?在过去，在沙皇统治的时代，你能逃走，可是现在，你试试看!”因此当他在游击队里他迫不及待地想跑到白匪那方面去，当他在游击队里遇到白匪时，立刻就感到“他们那富于表情的、吸引人的面孔看起来是亲切的，好似自己人”。他迫不及待地想跑到白匪徒那方面去，只是为了保全自己才没有这样做。
显然，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中所竭力赞扬的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徒的“灵魂”。
正象一切叛徒一样，日瓦戈是一个极端卑劣的个人主义者。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人民的或国家的利益是不可背弃的，唯一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他个人的利益。他公然宣称：“没有民族，只有个人。”他在革命和内战年代所追求的只是个人和家庭的舒适和安宁。为了满足个人的私利，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在饥饿的莫斯科进行粮食投机，在瘟疫猖獗的时日，为了自己的自由不受到约束，隐瞒自己的医生身份。在内战的年头他带了自己的一家躲到了乌拉尔岳父的田庄上，在那里建立起自己与世隔绝的小乐园。他在日记中恬不知耻地写道：“多么幸福啊!为了自己的一家子……象鲁宾逊那样模仿创造宇宙的造物主来创造自己的天地……”
“为了自己来创造自己的天地，”这真是十足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人生哲学。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中正是力图用这种无耻的人生哲学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小说主人公否定任何进步的理想，否定对生活进行任何改造的必要性。剥削制度下的寄生生活对于他来说是再合适再理想不过的了。显然，在作者看来，他的主人公是有着充分的理由来否定革命改造事业的。日瓦戈振振有词地说：“第一，普遍进步的理想，像十月革命以来人们理解的那样，并不能使我激动。第二，这距离实现还远得很，而仅仅为了一些关于这个的空谈就付出这么多血，恐怕即使目的达到了，是不是值得也成问题。第三，这也是最主要的一点，一当我听到要改造生活的时候，我就失去自制，陷入绝望里”，他还进行诡辩，说什么：“人生来是生活，不是为生活作准备工作”，“生活从来就不是物质东西，不是什么东西……它永远在改造自己，使自己改头换面，它本身就比你我的愚蠢的理论高明得多。”
剥下帕斯捷尔纳克给自己主人公披上的“高尚”的精神生活的外衣，就露出一个极端卑鄙的“灵魂”。这是一个除了个人的幸福和安逸之外什么都不承认的市侩，他的种种花言巧语，高谈阔论，不外是说：不要惹我，让我过习惯了的生活吧!
高尔基一针见血地指出：“市侩的一切理由，可以以并不损害他们的花言巧语，而归纳到一句简单的口头禅：‘上帝保佑!’当做对于国家、对于社会的要求，而用露骨点的话来说时，这个理由就会发出这样的声浪：‘让我安静吧，让我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吧!”
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中所宣扬和美化的正是这样一种卑鄙的市侩主义。他借小说主人公的嘴恶狠狠地说道：“我可以假定你是俄罗斯的光明，俄罗斯的解放者，没有你们，它就要陷在贫困无知的泥坑里而不能脱身，然而我还是对你们不感兴趣，不在乎你们，我不爱你们，你们全给我滚!”
去掉最后一块遮羞布，帕斯捷尔纳克所百般美化的主人公就现出了赤裸裸的市侩原形。什么俄罗斯，什么光明，只要触犯了我的利益，就都给我滚蛋!难道还能有比这更露骨、更恬不知耻的市侩口吻么?
但是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日瓦戈医生的这种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彻头彻尾的市侩主义却是无可非议的。这里，他搬出了《福音书》为自己找到了根据：“福音书上说：‘在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里(这是从心里产生的，叫作天国)，没有民族，只有个人’。”作者在小说里还大量引用了圣经，来为自己的人物的说教涂上宗教的神秘色彩，宣扬一种极端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比如，他在题为“俄罗斯精神”的一节里，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人应该对不朽的事物忠诚——对基督忠诚!”又说，“历史始于基督，它的基础就是基督所传的福音……”然而什么是历史呢?“历史是世世代代的人们对死亡之谜所进行的系统的探讨，为的要战胜死亡。”听吧，帕斯捷尔纳克教给我们说：不是劳动创造了世界，而是基督创造了世界，全部人类的发展史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史、阶级斗争史，而是“人对死亡之谜所进行的系统的探讨。”
显而易见，这种极端疯狂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是尖锐的，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坚持这种宇宙观的人，就必然会感到自己与社会是格格不入的，而社会主义制度愈巩固，他们就必然愈加疯狂地敌视社会主义，愈来愈陷入反党反人民的泥坑中去。
高尔基在《论叛徒》一文中，无情地揭露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潜在的叛徒典型的丑恶嘴脸，称这些败类为“过去的人”。他写道：“在我们这时代，‘过去的人’很明白地看出了：工农政权简直不打算扩大市侩式的幸福的范围，完全是认真地决计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而且一点也不怀疑各国无产阶级还要来模仿自己的榜样——在我们这时代，‘过去的人’又来说起‘圣经的真理’和下边这些话了：宣示和真理，并不在于恐吓和强暴所保障的死法律里，而在人的上帝式的自由意志里，……然而要达到这个最高自由，就应当在‘最后的、最伟大的斗争’里冲出去……”
《日瓦戈医生》的主人公及其作者不正是这样一种“过去的人”么?他们在“圣经的真理”、“上帝式的自由意志”、“俄罗斯精神等滥调的掩盖下，恶毒地咒骂革命和新社会，污蔑党和人民，要求冲出社会主义社会，回到资本主义世界里去。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市侩和叛徒，帕斯捷尔纳克是把他的命运和道路当做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的。他力图通过这一形象来证明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是找不到出路的，他们必然会抗拒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为此，他在小说中以对照的手法描写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一类是否定十月革命，敌视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另一类是接受十月革命，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
日瓦戈医生和他关系密切、志同道合的一些知识分子受到了作者无条件的赞扬和肯定。这些人的反动立场是非常鲜明和顽固的。他们中间的一个，日瓦戈的岳父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就明确地说：“这种哲学是跟我格格不入的。这个政权是反对我们的。没有人问过我们同不同意这种改革。”他们由于对个人的安全有所顾忌，没有公开地站到反革命那方面去，但是在思想感情上早就与反革命势力共呼吸同命运了。
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这种死抱住反动立场不放的知识分子正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华，他们从对革命抱有幻想到仇视革命的道路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共同道路。他特别欣赏他们在革命中还保持着“自我的内心世界”。作者甚至用了“像古代悲剧中的大合唱和独白”，“像诗歌、音乐似的语言”来歌颂自己的“英雄们”，“他们是生活之谜”，具有“天才的魅力”、“朴素的美的魅力”是“构成宇宙之美的因素”
与此相反，帕斯捷尔纳克极端蔑视和仇视十月革命、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违背了自己真正的使命，丧失了自己独立的精神面貌，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他在小说中极力歪曲和丑话这类知识分子的形象，说他们“没有足够的必需的话说”，“不会自由地思索，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谈话”，咒骂他们是“伪君子”，是“把自己的奴隶身份加以美化的人们。”在小说中代表和苏维埃政权合作的旧知识分子的杜多罗夫和戈尔东被描写成庸俗乏味的人。作者还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悲催的命运：他们赞成革命，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结果反而被关进反省营，被送上战场，到了小说结尾的部分，还荒谬地说杜多罗夫和戈尔东“醒悟”了，认识到自己走错了路，承认日瓦戈医生的道路是正确的。
在小说中新型的苏维埃知识分子同样遭到了恶毒的攻击和污蔑。出身于工人家庭，后来成为红军指挥员的斯特列尔科夫被描写成一个没有个人意志、盲目地跟着布尔什维克的人。他虽然“有一种特殊的天赋，但这一天赋并不一定是富于独创性的”，而只是善于模仿别人而已。作者阴险地挑拨苏维埃知识分子与党的关心。他借日瓦戈医生的嘴，别有用心地说斯特列尔科夫这类人与布尔什维克同盟是“凑巧”，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用得着他，容忍他，而他也刚好在走着他们的道路，一旦他们用不着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毫不怜惜地把他一脚踢开，把他毁掉，他们过去对待其他军事专家那样。”日瓦戈医生还幸灾乐祸地断言：“他的结局不会好。”
把日瓦戈这类市侩式的知识分子说成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华，把日瓦戈的反动道路当做俄罗斯优秀知识分子的典型道路，这不仅是对苏联知识分子的极大侮辱和污蔑，而且也严重地歪曲了基本的历史事实。俄罗斯大多数知识分子如巴甫洛夫、米丘林、齐奥尔科夫斯基等都是走的与日瓦戈医生根本不同的革命道路，他们把工人阶级的事业看做是自己的事业，忠诚地为人民服务。还在十月革命最初的日子里，以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马雅可夫斯基等为代表的真正优秀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就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方面，以最大的热情欢呼伟大十月革命，积极地领导和参加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工作。一部分知识分子，像阿.托尔斯泰，起初对革命还存在着疑虑，但是在经过一个阶段的动摇和彷徨之后，他们认识到了十月革命对祖国和人民的伟大意义，认清了自己前途，终于在革命的熔炉中改造了自己，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成为了苏维埃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只有一小撮像梅列日科夫斯基之流的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始终是十月革命和苏维埃知识政权的死敌。
这一切和帕斯捷尔纳克在自己的小说中所描写的和力图证明的，有什么共同之处啊?帕斯捷尔纳克在形式上虽然还不是逃亡国外的白俄，但是到了苏维埃国家已经成立了四十多年的今天，他还是以阴暗的心理写出这样一部反社会主义革命的东西来，他继承了什么人的传统原是很清楚的，西方反动的御用文人却硬要把这样一部反动的作品和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联系起来，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俄罗斯古典文学之所以不朽，就在于它的先进的思想内容和它的完美的艺术形式。19世纪俄国进步文学和人民解放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总是用自己的作品暴露沙皇统治的罪恶，教育人民为争取美好的生活而奋斗，总是把自己的活动同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从来总是反对不问政治、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总是主张文学是为人民服务，是教育人民争取解放的有力的武器。俄罗斯优秀文学的大师们都是如此的。日丹诺夫说得好：“为人民的美好理想而斗争的战斗艺术——这就是俄国文学的伟大代表们所设想的文学和艺术。”
可是帕斯尔納克的这部小說呢?如上所说，它对一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对布尔什维克党和俄罗斯人民都作了恶毒的污蔑和歪曲。为了这个目的，他使用了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包括风景描写在内。日瓦戈从游击队逃出来，回莫斯科去，途中经过一片田野和森林。在这里作者也通过主人公的感觉发泄了对革命的仇恨。田野(过革命烈火的洗礼的)“虽然已经沒有火，火焰般的紅色的田野却红感如燃，默默地显出自己内心的愁苦。”而且“什么东西都是慢慢地有規則地移动着……，即使是长着黑麦的田野也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们的表面生动活泼，不住地起伏荡漾，使人感到厌恶。”与此对照，代表白匪军統治的森林被“释放”了，“自由自在地，骄傲地欣欣向荣”，树木上的果实也是“累累的”，显得“富有生趣”。
帕斯捷尔克的这部小說不但与十九世紀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沒有任何联系，恰恰相反，作者对十九世杞的伟大作家們也是极尽污蔑歪曲的能事，他借日瓦戈的嘴：“全部俄国文学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普希金和契夫的纯朴的俄罗斯品质，和他們对诸如人类最終目的这类高尚的問題所逊地保持的沉默态度……他們觉得談論这些事就会显得狂妄自大，自命不凡。……普希金和契诃夫直到临终都专心致志于由于他們的职业是作家而必須承担的当时的現实任务，而且在完成这些在任务的过程中，他們默默地生活着，把自己的生活与工作都看作是个人的私事，与别人无关。”这里，帕斯捷尔克通过日瓦戈不仅污蔑和歪曲了偉大俄罗斯古典作家，而且指桑罵槐地攻击了布尔什稚克党，說它不該对人类最移目的表示态度，不应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纲领。
事实证明，继承俄国偉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傅統的，是那以高尔基、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为首的光辉璨烂、鼓舞人心的苏稚埃文学，而不是反动透顶的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日瓦戈医生》。
帕斯捷尔纳克的这种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并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反动家庭，十月革命后，他的父亲和两个姊妹都逃亡到国外，他自己表面上虽然沒有跟着逃亡，然而思想感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国内白俄”。他走上文坛时，正是被高尔基称为俄国知识分子“最可耻”的十年那一时期，即各种各样的颓废泛滥和毒害俄罗斯文学的时期。他的文学生活一开始就处在不问政治、“为艺术而艺术”的象征派影响下。他的創作的主导思想是宗教神秘主义、个人主义、脱离現实。帕斯捷尔纳克早期的詩作虽然也表現出对現实的一定的不滿，但在革命的年代里，他极端頑固地保卫着自己的詩歌創作的“自由”和主观唯心主义的美学观。他以一种被动的、自我“牺牲”的态度勉强地接受1917年的革命，可是他的立场始终沒有转变，他仇视现实而又必须生活于这个现实之中，于是他的诗里就出现了晦涩、抽象的语言，出现了孤独和悲观主义的頹废情调。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帕斯捷尔納克詩歌的混乱和无思想性。他在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封信里説：“我觉得，在您的诗中印象和形象的联系是极为薄弱的，几乎捉摸不到。而想象也是把形式和形象带进混乱。有时我悲哀地感觉到，世界的混乱战胜了您的创作力量，并且正是作为混乱不协调地反映在您的创作里。”
如果要說《日瓦戈医生》这部反动透顶的小說有什么“传统”的話，那也只是资产阶級反动文学的反现实主义“传”而己。帕斯捷尔納克实际上在这部小说中直接承了1905年俄国革命失敗后公开叛变人民和仇视革命的反动作家的衣缽。臭名远揚的“路标派”就在一系列“著作”中力图表明：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一般地說。知识分子和革命是并不同道的。他們也高唱什么“真理”、“知识分子精砷”等滥调，而骨子里极端仇视人民，仇视俄国优秀知识分子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統。他们代表資产阶級感謝沙皇鎮压了革命，直言不讳地写道：“替这个政权祝福，因为只有它只有他才用刺刀和牢狱为我们打开人民的横暴。颓废派作家阿尔志巴绥夫写的污蔑革命公开赞美叛变行为的小说《沙宁》。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无耻的宣称：“享乐是人生的目的”，用露骨的事会的口吻说：“我的生命是指我的感觉，愉快或不愉快，在这个范围以外的一切都给我见鬼去吧!”
帕斯基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正是“路标派”的翻版，而他心爱的主人公日瓦戈不过是沙宁这一叛徒和市侩的阴魂的再现，“路标派”和沙宁都早已成为历史上令人作呕的可耻名字，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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