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义:这段话出自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哲学”中的第三章“分类。先验主义”。其直接背景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欧根·杜林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企图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领域实行“全面变革”。杜林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世界模式论”体系,主张先有原则、模式或范畴,然后将其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从而构造出现实世界。这种“原则在先”的先验唯心主义论调在刚成立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获得了包括伯恩施坦在内的一些人的追捧,造成了党内思想的混乱。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避免工人运动在理论根基上走入歧途,恩格斯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着手对杜林体系进行系统清算,这段话正是他在哲学编中刺向杜林先验论核心的一把利刃。这段话的涵义在于以极其凝练的方式划清了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原则界限。恩格斯所针对的“原则”,特指杜林那种从头脑中虚构出来、并强加于现实之上的抽象公式。在杜林那里,思维产物被当作了独立自存的东西,现实世界反倒成了这些公式的验证材料。恩格斯则彻底颠倒了这种被杜林“头足倒置”的关系:任何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正确原则,都只能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对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抽象与概括,是研究过程完结之后得出的结论,而非研究开始之前就预设好的教条。这意味着,原则的有效性完全不取决于它自身的逻辑自洽或所谓“永恒真理”的宣称,而仅仅取决于它是否与外部世界的客观事实相符合。这一论断捍卫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根本立场,同时也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对待理论的科学态度:理论是工具与指南,而非束缚现实的绝对公式。它要求人们在认识世界时始终保持对经验事实的敬畏,让思维去适应物质世界,而不是让物质世界屈从于思维的臆造。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
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
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至18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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