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义：1845年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写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并非一部准备付印的著作，而是一份“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它的直接触发点，是布鲁诺·鲍威尔对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的指责——鲍威尔称他们是“费尔巴哈式的教条主义者”。这一指责迫使马克思以最凝练的方式划清自己与费尔巴哈的界限。更深层地看，《提纲》处于马克思思想演进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上：如果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主要借助费尔巴哈来清算黑格尔的思辨哲学，那么《提纲》则回过头来清算费尔巴哈本身，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全部“旧哲学”的告别准备前提。第一条之所以被置于开篇，正因为它承担着为整个新世界观“确立思想基调”的功能。这段话的核心在于以“实践”为轴心，同时揭示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共同盲区。马克思指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唯物主义者把“对象、现实、感性”仅仅当作外在于主体的客体来“直观”，人在其中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他们看到了世界的客观性，却看不到对象本身是在人的感性活动中被构成、被改变的东西。唯心主义则相反，它突出了人的能动性，把主体抬得很高，但这种能动性是在思辨中“抽象地发展”起来的，因为它同样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为何物。两者的对立看似尖锐，实则共享同一个缺陷：都不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理解为一种“感性的活动”，即实践。实践是主体通过对象性活动使自身对象化、同时改变对象的活动;只有在这一框架中，客体的客观性与主体的能动性才不再是二选一的选项，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因此，马克思并非在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做简单的取舍，而是指出两者都停留在“解释世界”的平面上，而“实践的唯物主义”所要打开的，是一个以感性活动为基础来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全新哲学空间。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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