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两会期间，代表们有一个很热烈的话题：公布官员财产。代表走出人民大会堂，一群记者围住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请问陈主席，你是如何看‘公布官员财产’这个问题的？”
陈绍基脸上带着几分愠色，用呵斥的语气道：“你们老百姓为什么不公布自己的财产？”
这句话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把全国舆论场炸得天翻地覆。不过，没多久，陈绍基因为贪腐落马，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网上，有些杠精又提出一个让人大开眼界的问题：毛泽东时代，为什么不公布官员财产？
谁都知道，贪腐之风是从何时刮起来的，而且愈刮愈烈。能提出这样问题的人，不是对历史的无知，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一肚子坏水儿！今天咱就说说，前三十年，为什么没有公布官员财产。
首先，新中国刚刚成立，在各个机关工作的党员干部，大多是经历了革命战争洗礼的老革命，他们有着强烈的共产主义信仰，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公私分明，严于律己。所以，前三十年，整个国家管理体系，不仅高效，而且非常廉洁。
共产党的干部廉洁自律，在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可以用国际视角看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生活作风。斯诺去过南京，后来到了延安，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在书中，斯诺断言，延安的这一群穿着破衣烂衫的人，必将代表中国的未来。
当时的干部，每换一个岗位，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一个挎包，一个铺盖卷儿，简单至极。他们的“财产”仅此而已！
第二，新中国是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的，百废待兴，一穷二白，故而国家当时实行“配给制”，在物质上，任何人都没有多吃多占的空间。“配给制”是指，干部每到一个地方，从房子到桌子板凳，到粮食、布料，都是按照一定标准配给的，不需要个人拥有更多的“私有财产”；后来又为了子孙后代和工业化国防科技国家安全等长远发展利益，实行了高积累政策，攒下了丰厚的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家底。
“粮票”、“布票”、“煤票”都是配给制留下来的历史痕迹。一个干部，不管职务高低，每月多少粗粮、多少细粮，每年多少煤票，没有任何人能搞出特殊化。
当然，绝对没有贪腐也是不现实的，但很少，比如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他们是革命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
第三，干群关系非常融洽，对群众来说，干部在生活上没有任何秘密，从客观上对干部作风起到了强大的监督作用。
河南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是前三十年党员干部的杰出代表，他一心扑到工作上，对自己和家人要求极为严格。一次，一位叔叔给焦书记的女儿一张电影票，焦书记知道后，让孩子马上把票钱送了回去。
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长年累月在崇山峻岭之间，和群众一起开凿红旗渠；公社书记、各村党支部书记，党员和团员，带领群众战天斗地。共产主义信仰是他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金钱和物质享受，他们是不屑一顾的。
社会风气如此，党风政风如此，群众也深受教育，他们热爱集体，乐于奉献，根本不屑于多吃多占。谁如果那样做了，一定会受到大家的唾弃！
第四，前三十年，为了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党中央开展了多次群众运动，诸如“斗私批修”、“四清运动”、“忆苦思甜”。尽管当时有些运动，从形式上有点过激，但对人性的私欲膨胀，是一种强大的震慑。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正上小学。当时，每隔一段时间，生产队都会组织全体社员会议，内容是干部主动向社员交代自己的错误。听母亲说，那个当会计的男人，痛哭流涕地交代，自己给家人多算了几十个公分，保管员交代自己往口袋里装了两次棉花。
多吃多占的东西，一律要当众退赔，还要张榜公布。另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往家里拿了半斤棉籽油，张榜公布，当众退赔。很长时间，他走在大街上，都是低着头，感觉没脸见人。
最后，咱说说党的最高层。伟人在世的时候，住的房子交房租，用水交水费，日常用度，都是用自己的工资。老人家去世的时候，没有给子女留下一分钱，一间房，没有利用职权安排任何职务。
中央开会，白开水是免费的，茶水是需要交费的。陈永贵当上副总理的时候，早晚经常吃咸菜，开会时舍不得喝茶水。他不要国家给的工资，一面在北京当副总理，一面还在村里当支部书记，挣着公分，分口粮。
官员大规模、塌方式贪腐，一般都有三个条件：第一，整个官僚系统，自上而下缺乏信仰，追求物质享受；第二，私有化的社会底层构架，刺激整个社会私欲膨胀；第三，缺乏群众监督，企图用法治手段进行反腐，结果公检法也被私欲攻陷，失去了对贪腐的有效威慑。
所以，毛泽东时代，不是不公布官员财产，而是不需要，因为从空气到土地，从头到脚，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是干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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