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对1966年的《五七指示》可以有两种解读方向
【谨以此文纪念毛教员《五七指示》发表60周年】
1962年毛教员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不自信命题”，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个判断，可以命名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不自信命题”。这个命题，首先是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系统提出来的。
1963-1964年，毛教员透过对新中国文艺行会运作的长期观察，得出初步结论，并写了两个著名的批示，说这些人多有封资修本能，长期向后看;这些人，还往往结合党政军内部的*阀支持;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间，直接提到*阀结合并支持学阀，对走资变修复辟感兴趣的政治主题;同时，劳动群众却处于无知无觉的自发性状态，还我把一些人视为新制度和共产党的当然代表，觉悟与组织奋斗能力，均处于休眠状态;
由此，毛教员得到一个不等式：精英阶层中间，向后看的高度觉悟与高度组织化，形成很大的合力和行动力;此时，如果没有劳动群众中间的对资惕戒与觉悟，和有组织奋斗力量的抵制，不自信命题很可能兑现;更早在1962年，毛教员就曾经说过：儿子不出修正主义孙子出，这就要等到孙子的孙子，重新寻找马克思主义了。那样的话，历史和革命事业，就会有个大的倒退和循环了。
由此，对五七指示这个简短的文本，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读方向;第一种解读方向，基于传统知识分子的设计师观念，既然某人有了某个说法，那就类似于设计师画出了蓝图，其他人照着做就是了，这是目前官学两界主流的解读方式——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看待自己和群众的关系的，自己是高居于大众之上的教师爷或者劳心者治人;
另外一个解读方向，则是基于有机知识分子或者政治家的解读，大体上对于群众现实状况和需要的诊断，总是体现“缺什么就号召补什么”;毛教员在五七指示中间，说工农商学兵“都要批判资产阶级”，主因在于：变化了外形的资产阶级真的有，而且在紧锣密鼓的倒退活动中间，而广大群众对此无知无感，如果此种情况放任下去，社会主义的制度不自信命题，就要变成现实了。这一个解读方向，才是基于有机知识分子，内在于群众并代表群众，针对群众现实状况做出各种务实的诊断。
借用概率论的数学期望值计算方法，毛教员当时的判断，可以简化地表达为：新中国上层的走资数学期望值，远大于下层群众中间走社的数学期望值，这个数学期望值的差幅，将要决定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走向和命运。社会主义制度的不自信命题，对于文艺行会的判断与批示，五一六通知对于党政军高官的负面判断，都需要联系这个数学期望值的不等式及其隐含走向，才能够得到全局性理解与检验。
分开来说，在毛时代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中间，走姿觉悟高且有各种有组织行动，其数学期望值=个体走资觉悟高*走资个体数目多*组织化程度和行动力强大，计算出来的数学期望值处于高位;在劳动群众中间，这些社会主义制度的受益者和制度支撑力量，多数缺乏走社觉悟(可能觉悟偏于劳动奉献而非政治觉悟)和对资批判自觉，还往往不自觉地过度信赖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中间的很多人，带来的后果是一缺乏觉悟二缺乏组织和行动能力，其结果是走社的数学期望值处于极低值。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取决于走资数学期望值与走社数学期望值之差幅。
五七指示的诊断与要求，是期待工农商学兵，都能够在斗争实际中间，提高路线觉悟，学会识别和批判走资变修复辟，还能够学会组织起来奋斗，这样，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不自信命题，才有可能得到破解。
二〇二六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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