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
(一)新民主主义构想与分析
早在1940年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就根据对中国的社会分析，对过渡时期的制度进行了构想：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被帝国主义压迫，具有一定革命性，与旧沙俄的资产阶级不同，后者是彻底反动的，帝国主义性质的，不具备革命性。因而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要联合，而沙俄的资产阶级要打倒。同时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因为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上是畸形的，依附于帝国主义，从而在政治上也是妥协的，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不是完全革命。同时在经济上也和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不能完全推翻封建制度。也就是说不能独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这说明了中国的无产阶级要代替资产阶级成为革命的主体领导中国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革命，这样建立的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内，是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不同的。
也就是说政治上，在国家的阶级性上，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是由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专政。
经济上，没收垄断资本。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节制资本主义。同时并不禁止其他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收地主土地，允许富农存在，将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同时逐步发展起来合作经济。
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在当今帝国主义的时代下，帝国主义国家是依靠剥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殖民地来生存的。它绝不会允许一个新兴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成立。而国内资产阶级又是软弱的，依附于帝国主义生存的，也就是说这种旧民主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而直接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不可行的。现阶段的任务仍然是反帝反封建，不完成这个任务社会主义是办不到的。不能直接一次革命实现社会主义，还要走新民主主义道路很长一段时间，但不能让资产阶级专政，两个阶段必须衔接。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在中国不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要走一段无产阶级领导、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过渡时期。但是在这里提出的仅仅是设想性的，具体的指示仍然没有提出。我国还没有走到那个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关头，仍要做进一步的具体分析。
在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所采取的经济形式做了进一步设想。对新民主主义论做了补充：
新民主主义国家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占主要成分，但不起决定作用;国营，公营经济数量少，但起决定作用。而最终要取代前两者。政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同时吸纳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代表资产阶级参加。需要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没收官僚资本。
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资本主义都要没收(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没收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部分，带社会主义性质。农村合作社是带社会主义性质，走向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话应该讲，但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
中国这个国家，应有五千万到一万万的产业工人。如有五百万到八百万产业工人在我们这里，那事情也就好办了(要广泛组织无产阶级)
1943年五月，新中国建立前夕，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新民主主义工作做了详细讲话：
在城市工作中，不能不依靠工人阶级而依靠贫民群众，更不能依靠资产阶级。
在发展工业上，要主要的帮助国营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主要的帮助私营经济的发展。亦不能只注重国营经济，忽视私营经济。
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和能够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将恢复城市生产事业作为中心工作。
同时，毛主席还论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对中国的经济状态做了深刻的分析，给出了七项原因(本文主要概述其中前六项)：
一、中国有约占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工业，具有进步性，产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数量虽然数量少，但是高度集中在中国经济的各战略重地，加上城市的半无产阶级，则数量更加庞大)而无产阶级还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经历了长期的艰苦斗争，具有极高的战斗力和革命的领导力。
二、中国有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落后的，与古代相似的，将要改造的。
三、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只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左右，却主要集中在少数帝国主义者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手中(事实证明大部分官僚资产阶级总是具备一部分买办性质的)。这一部分的资本将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没收，构成国营经济，带社会主义性质。
四、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民族资产阶级)占现代性工业的次要地位。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的，具有一定进步性。加之中国的相对落后，让城乡资本主义的存在有必要性，需要加以利用他们的积极性，利于国民经济。但不能让他们无节制的发展，必须加以限制。同时为了国民经济和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利益，不能限制的太死，要给予他们一定发展空间。
五、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要加以引导，逐步走向现代化，集体化，不能任由其发展。逐步推广和发展的同时也不能缺少，合作社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需要它与国营经济一起才能走向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构成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形态。
六、对对外贸易的统制。中国推翻了三座大山，但还没有建成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仍然是落后的农业国。国内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国内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的，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工人阶级专政要加强，必须对对外贸易进行统制。
(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与斗争
新民主主义成立之前，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是：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
(2)小商品生产、个体经济;
(3)私人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国家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将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夺取过来，改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过去的意义上，国家资本主义，是将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服务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政权已被无产阶级夺取过来，成了为各革命阶级服务的了。没有建立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换句话说，国家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准备。
在马克思口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建立在对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材料的分析上的。他口中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模型。即生产的高度社会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把绝大多数人口变成了雇佣劳动者，把分散的小生产集中成了社会化大生产。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这就意味着，私有制主要剩下资本主义私有制一种形态，它的消灭可以通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一次剥夺来完成。同时阶级关系被简单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他中间阶层，都在大工业的竞争中被淘汰、被消灭。
这意味着，资产阶级法权在这种抽象的模型当中仅仅是一种残余、"瑕疵"。所有资产阶级复活的的条件——小私有者，自由市场，雇佣劳动的空间在这里都已经被消灭了。但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情况恰恰相反。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仅仅占有不到百分之十。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则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资产阶级法权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不再是"瑕疵"，在与占主要成分的小生产相结合后，形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正如列宁所述："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这是中国欠发达的经济的方面。
同时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也不是马克思口中的自在自为的无产阶级，在各个方面仍然带着旧的小生产的痕迹。在组织程度，文明程度，乃至在人口占比上都不是马克思口中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无产阶级。
在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上，我们只有一点优势，即革命政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也就是说，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我们和小生产，私人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一直存在者的，与他们的斗争也是一直持续着的，只不过在不同时间采取了不同的斗争形式。在建国初期，国内的矛盾仍然是与帝国主义的，与买办资产阶级参与，与地主阶级的。所以我们采取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团结进步分子，孤立反动派。
(三)三反五反——资产阶级的进攻与无产阶级的反击
1952年11月，在东北局披露的大批贪污犯后，毛主席决心发动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整理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其中发现大量的资产阶级贿赂党员的现象。这说明了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在向我党斗争了。这时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随即在1953年1月，毛主席起草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发动群众，依靠工人阶级，团结资产阶级中的服从分子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在"三反"、"五反"中暴露的矛盾使毛主席深刻认识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逐渐激化，转化为主要矛盾。1952年6月6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的批语："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通过三反的斗争，限制了资产阶级对先锋队的渗透腐蚀，再通过五反的斗争，打击了资产阶级对党和国家机关的进攻。发动群众建立起了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监督，使得资产阶级基本丧失了控制企业的权力。这样资产阶级已经在实际上被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政府打倒了，失去了直接威胁无产阶级和党的能力。
然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思想仍然腐蚀着干部和无产阶级。这是由我国由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而来的社会基础决定的。我国大多数工人都是由农民阶级转化而来的。帝国主义国际大资产阶级和国内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勾结起来，使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处于破产的边缘。大批农民破产，流离失所，离开农村。大批农民离开农村，聚集到城市中转化为无产阶级。虽然我国无产阶级自发的、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多年的英勇斗争。但这新生的无产阶级在组织程度，文明程度上远不如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下进行了上百年大工业锻造的无产阶级。他们大多仍然带着农民阶级的小生产的落后思想和私有心理，是刚刚穿上工装的破产农民。而马克思口中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经历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改造。大机器生产使得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破除了小生产的散漫性，具有了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时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需要不得不普及教育，使得工人阶级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具备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能力;最后，发达资本主义的彻底消灭了小生产，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完全破除了小私有者的幻想。
同时，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也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理想模型。革命者主要由农民和知识分子构成。其中农民固然具有革命性，但是其落后性也同样明显。部分同志甚至还有着"打天下，坐天下"的落后思想。而在旧中国的知识教育又多为统治阶级垄断，知识分子的出身多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富农，地主阶级。这些出身的知识分子虽大多是与自己的家庭决裂，与自己原来的阶级决裂参与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去。其政治觉悟和思想上仍然是或多或少被束缚的。虽然可以在党的领导下迅速提升，但这是对于个人来说的。整个党的、革命队伍的改造绝不是一天之内完成的。
1953年元旦的税制修改事件就是一次集中体现，并且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四)税制修改事件——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斗争
建国以后，我们实行的税制大体上是暂时沿用旧税制，通过部分废除，逐步整理建立起来的。1950年，政务院颁布了《全国税收实施要则》。根据当时的经济结构——国营经济占比少，合作社经济占比少，作了一些特殊规定：国营工商业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货物不纳税;委托私营企业加工只就工缴收益按工业税率纳税，私商为国营企业代购代销产品，按实际所得的手续费征税;新成立的供销合作社免纳1年所得税，营业税按2%的税率征收，并打八折优待;新成立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免纳营业税和所得税3年，等等。
在1952年下半年，国民经济的结构占比发生了剧变，五种经济成分不断发生改组。工业中，私营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农业中，合作社经济占的比重也逐渐上升。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加工订货及代购代销等经营方式日益扩大;私营企业主看到国营经济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不纳税，亦更多地采取"产零见面"的办法，即工厂直接售货给零售商或委托零售商代售，以逃避一道批发营业税。由于经营方式、流通环节的变化，商品中间流转环节减少，使得营业税中的批发营业税减少或很难收上来，国家税收有下降趋势。而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又要求不断增加税收。一方面原定的税难以收上来，一方面税收任务还要增加，再加上"三反"、"五反"刚结束，资本家被打压，这诸多原因决定了税制必须修正，以保证国家税收。
52年9月召开了一次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着重研究了在流通渠道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保税的问题，并确定修正税制。同时，还召开了各大区财政部长会议和第四次全国税务会议，研究了这一问题。根据几次会议酝酿、讨论的意见，财政部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中财委党组讨论通过，并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政务院12月26日召开的164次政务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接着，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于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修正税制有两条原则，一是保税，一是简化税制。从保税而不是增税出发：(1)工业总分支机构从生产、批发到零售，要缴纳三道营业税;商业总分支机构从批发到零售，要交两道营业税，改变过去"相互拨货""不视为营业行为，不课征营业税"的做法;(2)为了堵塞漏洞，规定工厂直接卖货给零售商时，须将工商两道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直接缴纳;(3)取消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的优待，取消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的规定。从简化税制、变"多种税，多次征"为"多种税，一次征"出发：(1)试行商品流通税。将卷烟、烟叶、酒等22种(国营工业能够大量生产，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在批发环节上能够控制的)商品的货物税、批发营业税、零售营业税及附加、印花税等，合并为单一的商品流通税，在批发和收购环节一次征收。一种商品只要缴纳了商品流通税，就可行销全国，不再交其他各税和附加，简化了纳税手续;(2)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等也将一些项目合并简化。在批发环节征税问题上，最开始设想实行的是公私区别对待，即国营不征，私商照征。然而在征求意见时，财政部却向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征求意见而不是向中央或者相关部门征求意见。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家自然不会同意，理由是："三反"、"五反"后，私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有困难，应适当扶持一下，而在税收上区别对待，势必挤了它们。资本家躺倒了，对发展经济不利。财政部采纳了这一意见。
修正后的税制在没有向中央和地方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和波动。1953年1月9日，山东分局向明等三同志联名写信给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1月11日，北京市委也写信给中央反映了类似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财委，反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这件事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他于1月15日给周、邓、陈、薄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6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批判了新税制，他在讲话中说：新税制违背了二中全会的路线和《共同纲领》的路线，写了社论一篇，说它完全平等，资产阶级马上热烈拥护，共产党至少也得热烈拥护。税制报告没有批准，应作大的修改。认为新税制违背了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领导地位的原则。
在随后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更是在一段时间内以讨论和批评新税制为中心议题。
于8月11日，毛主席修改了周恩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报告稿。批语道："财金贸系统的工作同志绝大多数是忠于党与人民的"并在稿中加了一句话："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
他在对演讲稿的修改中对新税制做了如下批评："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总是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反对分散主义，决不是偶然的。这次税制上、商业上、财政上所犯的许多错误，向党闹独立性，是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是与分散主义离不开的。而修正税制及其他许多违反党的路线的措施，不向中央请示，不与地方党委商量，亦不考虑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见，而修改税制一事却与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事先取得了协议，这种离开了党的立场的错误，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所必然有的结果。"
在第二天晚上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发表讲话，批评了薄一波的"公私一律平等"为原则的新税制。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列主义，离开党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而过渡时期是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体现，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税制修改中暴露出的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渗透。部分党员没能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斗争的持续性和必要性，反而坐在了资产阶级的一方。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键时期，如果不向资产阶级斗争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就会像我们斗争，社会就会转向资本主义。而要决定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政权无疑是最重要的。同时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又是由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所捍卫的。如果不确立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就会不保，无产阶级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就会受到威胁，新民主主义就会走向资本主义。如果不认识到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性，放弃了税制这一在经济上限制资产阶级的重要武器，搞公私一律平等，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就是放弃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次事件中，毛主席进一步认识到了新民主主义时期斗争的复杂性与无产阶级先锋队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危险性。对毛主席60⁓70年代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诞生起了重要作用。
税制修改事件发生之前在中国的农村还发生了另一场激烈的争辩。让我们把目光放回到1951年关于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的争论上。
(五)合作化问题——对个体农业经济与手工业经济的斗争
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中央、华北局写了一个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这个报告由三部分组成：问题的提出;省委的主张;几个具体问题。
报告指出：在山西老区，"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战争时期的劳、畜力困难，已不再是严重的问题，一部分农民已达到富裕中农的程度，加以战争转向和平，就使某些互助组织中发生了涣散的情形。""实践证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最根本的原因。"这个问题如不注意，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互助组涣散解体;一个是互助组变成富农的庄园。这是一方面的情况。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互助组产生了新的因素。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的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会后退。
省委的主张是：扶植与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公共积累，按成员享有，一人一票，出组不带。这"虽然没有根本改变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制是一个否定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农业生产合作社"按土地分配的比例不能大于按劳力分配的比例，并要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地加大按劳分配的比例。"这两个进步因素逐步增强，"将使老区互助组织大大前进一步。"
毛主席在1953年曾具体阐明了各种合作社的区别：
"中央估计了它们的两方面的性质，即私有的性质和合作的性质。初级互助组的组员，他们的生产资料是完全私有的，但也带了共同劳动的性质，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常年互助组则使这种萌芽进一步生长起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其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农民有土地私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农民得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得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这些条件来说，它保存着私有的性质。就其在农民以土地入股后得以统一使用土地，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劳动，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并有某些公共的财产这些条件来说，它就比常年互助组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
(六)华北局与刘少奇同志的反对意见
在收到山西省委报告之前，华北局对省委的观点已有所了解。因为这个争论是华北局一个调查组同长治地委争论的继续和发展。1950年11月14日，山西省长治地委在《人民日报》发表《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一文，指出土改后农村出现两极分化趋势，有些互助组涣散解体。这引起了华北局政策研究室的注意，随即派调查组去长治。调查组到长治时，适逢地委召开十个互助组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议。地委认为，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必须提高互助组，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社员退社不能带走公积金。调查组对地委的观点和某些做法有不同意见，遂写成报告，经长治地委负责同志审阅修改后，报告华北局。调查组回太原后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支持地委的意见，认为适当动摇和否定私有制没有什么不可以。1951年2月山西召开全省党代会，2月23日省委书记赖若愚同志向党代会的报告阐述了省委的观点。3月，赖若愚同志就山西省党代会情况向华北局写的报告，重申省委的观点，并提出：为进一步扭转互助组的涣散现象，省委计划在长治专区各县，每县试办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当时，华北局关于互助合作运动的观点，在3月17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的《华北春耕中应当注意的八件事》中阐明过。这就是：要求在尚无互助组的地区，应广泛发展各种形式的互助组。在已有互助基础的地区，则应在农副业结合的基础上，进而与采用新农具、大农具及其他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的工作相结合，充实新的生产内容。至于在互助组中伙买公共农具等现象，华北局认为，只可在农民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较高的地区适当提倡，但不能普遍推广，更不可强迫一般互助组照办。因此，在得悉山西省委意见之后，华北局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而支持调查组的意见。
刘少奇同志在得知后也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并说待山西省委的正式报告收到后，应予以批评等。4月17日，山西省委送来正式报告。为慎重起见，澜涛同志再去请示少奇同志。少奇同志明确表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4月下旬，华北局召开五省互助合作会议，讨论山西省委意见。山西代表维护山西省委意见，别省代表不同意山西省委意见。
根据少奇同志指示和五省互助合作会议多数同志的意见，华北局于5月4日正式批复山西省委并报告中央。批语指出：山西省委"抓紧对互助组领导，注意研究新发生的问题是对的。"但是，"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任务只能动摇封建私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官僚资本主义私有;一般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提高与巩固互助组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以满足农民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要求，而不是逐渐动摇私有的问题。这一点必须从原则上彻底搞清楚。""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省只能试办几个作为研究、展览和教育农民之用。即便试办，也要出于群众自愿，不能强行试办，更不宜推广。"
刘少奇同志接到华北局批转山西省委的报告后，连续在几个场合对山西省委报告的观点提出批评。
5月7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山西省委在农村里边要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苏联叫共耕社)，这种合作社也是初步的。""这种合作社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可是单用这一种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我们中国党内有很大的一部分同志存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纠正。""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
7月3日，少奇同志批印山西省委报告，批语全文如下：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和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和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在写上述批语的信笺的抬头上，又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写了一则批语："五号下午二时，马列学院一班来春耦斋上课，此件请印发给学生。并发给各中委和中央局。"
7月5日下午，少奇同志给马列学院学生讲课的讲题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讲稿中对山西省委报告写了以下批评意见："对农民自发力量表示害怕。""用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转换涣散趋势，这完全是空想。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得更高，数量就会更少。它完全不能阻止，还要增加农民自发趋势。""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走上农业集体化。这是完全的空想。"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目前的互助组或供销社都不能逐步提高到集体农场。集体农庄是另外一回事，要另外来组织，而不能由互助组发展到，也不能由供销社发展到。"
6月29日，薄一波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纪念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一文，也根据少奇同志的谈话精神，提出："没有强大的国营工业，就不能有全体规模的集体化。""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财产，来达到农业集体化，这样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此外，在目前的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财产也是错误的。这要直接破坏互助组。这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因为"今天的互助组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自愿和等价交换的一种组织，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而不是削弱和否定它。"
7月25日，华北局向中央作了《关于华北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陈述了"四月会议及以后的一些情况、争论和解决的问题"。报告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少奇同志对报告作了多处修改，尤其对争论部分改得更多。报告在介绍山西省委的意见之后说："会议不同意山西省委的这种意见，认为目前的互助组织是以个体经济(私有的)为基础的，在自愿两利下的集体劳动组织，故不能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直接地发展到集体农场。因为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以及土地国有为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便无法改变小农的分散性、落后性，而达到农业集体化。将来在这些条件下普遍组织起来的集体农场，对于目前的农业劳动互助组来说，是一种完全新的组织。在集体农场组织之后，目前形式的互助组就没有必要了。因此，山西省委在目前提出在互助组内对私有财产不是巩固，而是逐渐动摇、削弱以至否定，并企图由此走上集体化的方针，是错误的，是根本违反互助组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等价原则的。这就直接破坏了互助组。富农已开始发展，但并不可怕，到将来适当时期可予以限制，如实行农业累进税等;现在即提出限制富农政策来阻止和避免农村阶级分化，不但不可能，而且对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害的，所以也是不对的。上述错误思想的实质，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在讲到巩固互助组，主要依靠充实生产内容一段，少奇同志加了这样一句话：在长时期内，在农民中就进行了一种实际上的集体主义教育，是将来组织集体农场必需的思想基础。
(七)对"先机械化后合作化"论调的批判
虽然少奇同志在日后已经更正了自己的思想，我作为一个普通无产者，水平也肯定没有少奇同志高，但是作为论述需要，我们必须对他曾经的、明显的错误思想展开批判。这种思想是一种庸俗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认为要实行农村社会主义，就必须要有一个自在的经济基础，必须先通过机械化作为基础。然而，这在哲学上和政治经济学上都是不成立的。
从政治经济学上，要尝试通过机械化把农业带入合作化，放任农村自然经济的小生产倾向，是完全不可行的。首先，我们要弄清楚的是，放任农村自然经济的发展，正如列宁所述："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农村小生产的特性最终必然会导致合作社的解体、农村的分化、地主的重新出现。同时传统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小生产在面对自然灾害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时无能为力。跳出51年来看。从1950年到1956年的全国粮食产量来进行分析：
从上述表格的可以看出，在1956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前。在1950到1951年，土地改革将土地重新分配确实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自然经济农业的生产力。在1950至1952年，我国灾情较轻，受灾面积，成灾面积较小，农业粮食产量同比增长率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1952年成灾面积仅4433千公顷，粮食立刻同比增长14.08%。然而随着土地改革后，农村小生产自发的土地兼并和分化，生产关系开始限制生产力。53年到54年灾情加重，这两年的平均受灾面积几乎是1950年到1952年平均受灾面积的两倍。1954年的成灾面积更是来到了建国前六年的最大面积12593kha，粮食增长率随即骤降至1.7784%和1.6094%，在事实上陷入停滞。这两年的停滞，正是列宁的理论在现实的映照：分散的，原子化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在自然灾害面前没有任何缓冲能力和集体抗灾手段。一场大水或者一场旱灾就可以轻易将土改释放的增长动力抹平。
随着55年秋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与56年农业集体化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反转。1955年大量初级社与高级社在合作化高潮下建设起来，虽然成灾面积7869kha，高于50年到53年的成灾面积，粮食却增产8.51%。而1951年成灾面积仅3775kha，为50年到56年的最低值，粮食增长率却是与55年相当的8.7493%。55年的增长率这正是组织起来的农民依靠集体力量取得的。
这表明合作化不是在消灭贫困，而是在消灭脆弱。它从制度上初步解决了小农经济无法自我提供公共品(水利、抗灾、互助)的先天缺陷，为粮食的稳定增长提供了组织保障。若没有合作化，面对1954—1956年连续的大灾、重灾，农村两极分化和粮食危机将会严重得多。
同样可以得知的是，单靠合作化不能根本改变落后。1956年的成灾率高达69.08%，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二的受灾农田近乎绝收。粮食增速立即从1955年的8.51%回落至4.79%。这说明，高级社的建立虽然极大增强了组织动员和初级抗灾能力，但在大范围毁灭性灾害面前，在没有机械化、化肥和大型水利设施支撑时，仍无法根本改变"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
但这恰恰证明了"先合作化、后机械化"路径的逻辑自洽：不先组织起来，连建设大型水利工程、推广农业技术的组织前提都没有。放任小农自然经济，就连这张数据表上的微弱增长都守不住，农村会直接滑向两极分化和生产关系瓦解，那才是真正的死胡同。
(八)工业化与农业的辩证关系
更重要的是，要先机械化再农业合作化，就需要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换句话说，依赖进口来实现农业机械化是不现实也是不长久的。遗憾的是，要想实现工业化，就要有一个能够为其输血的农业。正如在文章开篇关于俄国公社的论述。现代化大工业的实现不是请客吃饭，大工业生产是需要大量资本的，而这大量的原始资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英国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是通过将农村的，大多数的分散的小的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通过使一部分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游离"出来，导致以这些生产资料转入他人手中、变成资本。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然而。国家靠牺牲农民培植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样一些部门，它们丝毫不发展农业生产能力。反而会使农村经济更加脆弱，乃至瓦解农村经济。这时，西欧的资本主义会用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的农业来替代原始的，自然经济的农业，以不至于杀死为它生鸡蛋的母鸡;或者在海外开拓殖民地，掠夺当地的财富，以减少对国内掠夺的依赖同时暂时缓和国内矛盾。正如英国后期所做或者西班牙的掠夺。
但是，真是可惜，俄国，中国等落后的农业国。其畸形发展的资本主义无法在耗尽农村本就脆弱不堪的生命力之前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来使农业工业化、资本主义化。在19世纪20世纪，这颗星球上的几乎每一寸土地也都被帝国主义国家所占有，容不得向外掠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实现工业化，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简直是天方夜谭。无数的效仿资本主义老路线而最终依附于帝国主义或灭亡的第三世界国家就是证据。也就是说，不能够任由农村的发展，妄想在一个脆弱的农业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工业化，然后再用机械化使农业合作化。无数第三世界国家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此路不通!
再者，毛主席早在建国之前就告诉我们，不能够任由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发展，要加以引导，逐步走向现代化，集体化。逐步推广和发展的同时也不能缺少："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可缺少的一种经济形式。""由于农民目前的生产资料(如农具、肥料等)与生活资料(如布、手巾、鞋袜、烟等)百分之六十、七十，有的竟至百分之八十左右是依靠城乡手工业品供应(即是说目前农村依靠近代工业供应的物资，只占农村需要量的百分之四十、三十或二十左右)，而农产品亦有很大部分作为手工业原料销售。但是同时合作社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需要它与国营经济一起才能走向集体化和社会主义。而如果任由个体经济，小生产的发展，后果是毁灭性的。
让我们来看看列宁的论述吧：
存有几千小款项的小资产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敌人，他们希望一定要为自己使用这几千小款项，反对贫民，反对任何的国家监督，而这几千几千的小款项加起来就是好多个亿，它们成为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投机活动的基础。假定说，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几天内创造出为数1000的价值。又假定说，由于小投机活动，由于各种盗窃行为，由于小私有者逃避苏维埃的法令和条例，这个总数中的200消失了。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会说：假如我从这1000中拿出300来就能建立起更好的秩序和组织，那我乐意拿出300，而不是200，因为在苏维埃政权下，既然秩序和组织会整顿好，既然小私有者对国家各种垄断的破坏会被彻底粉碎，那么以后减少这种贡赋，比如说减到100或50，就会是轻而易举的事。这个用简单数字来表示的例子(为了使说明通俗起见，我故意把它尽量简化)说明了当前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工人掌握着国家政权，他们在法律上有最充分的可能把1000统统拿到手，就是说，不让一个戈比落在非社会主义用途上。这种由于政权实际已转到工人手中而产生的法律上的可能性，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小私有者的和私人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却通过很多渠道来破坏法律上的规定，暗中投机，破坏苏维埃法令的执行。国家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哪怕(我故意用这样的数字作例子，是为了更明显地说明这点)我们付出的代价要比现在大，因为为了学习是值得付出代价的，因为这对工人有好处，因为消除无秩序、经济破坏和松懈现象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让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就是最大、最严重的危险，它无疑会葬送我们(如果我们不战胜它的话)，而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赋，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一经学会了怎样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一经学会了怎样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整顿好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那时就会掌握全副王牌(恕我如此来形容)，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
在这里，俄国的情况是与我们类似的，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谁要是认识不到限制农村个体经济和手工业小生产的发展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就是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就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在新民主主义国家里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成分作斗争。小资产阶级抗拒任何的国家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事实，许多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这一事实。投机商、奸商、垄断制破坏者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人。如果松懈了这一斗争，或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矛盾的长期存在，这种小资产阶级九头蛇的千百万触角，就会缠住了工人中的个别阶层并不断扩散开来，投机活动就会取代国家垄断而渗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毛孔，最终新民主主义走向的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在农村进行不受限制的小生产，就是在国家搞资本主义!
(九)哲学上的批判——对象性的存在与机械唯物主义的谬误
在哲学上，这个论调同样也是荒谬的。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物质的确是先在的，然而它的一切性质，确实对象性的，发生的。
旧唯物主义，在对世界的物质性展开论述时，片面的强调物质的客观存在，对于物质的规定性于历史的，发展的，对象性的关系中得出却未提及。这正好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之一。
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中对黑格尔的批判之一，是黑格尔把人视为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虽然认识到了劳动在人的本质力量复归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把人视为自我意识导致其所言的劳动只能是思维的劳动。传统哲学将对人的外化本质力量的科学考察视为哲学本质，这里的外化，是主体将内在本质力量转化为外在存在的活动，可在黑格尔体系中，这一考察彻底沦为纯粹的思维活动。因此，在黑格尔看来，一切哲学家的哲学就都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所以黑格尔能够将所有哲学统合起来，这是由他的设定直接决定的。
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中对黑格尔的另外一点批评，同样是由黑格尔把人视作自我意识引起的。由于"对我来说是对象的东西"必须是"对我来说是本质的对象"。但被当作主体的不是现实的人，自然的人而是抽象的人，自我意识。那么，人设定的物性就只能等于外化的自我意识。这其中，外化设定的物性会表现出一种外在性，相异于自我意识的本质力量。但是这个物性是纯粹思维活动的产物，不独立于自我意识。设定只证实这个设定活动本身，并不证实自我意识，其是一种表面的独立性。
而实际上人作为自然的人，以自然的存在为对象，设定在这里并不是主体，不证实自然的人。设定是这种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即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只能进行对象性的活动。
人本质力量的证实不仅仅在于纯思维的外化。现实的人之所以能进行物性的设定在于：现实的人是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现实的人本来就是受自然限制的。人需要这么一个不依赖于自身的，独立的存在作为自己的对象，从而来证实自己。人的本质力量不单靠人的纯粹思维的创造性的外化来证实。而是在自然的人的设定中，这种设定只证实本质力量的对象性活动。在这种设定中证明了设定本身在对象性活动的主体性，也就证明了他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而活动当中的人是受自然限制的人、是现实的人，是能创造和设定的人。人的本质力量是在对象性的关系中证实。自然需要其他存在的对象性关系来证实自己，人也需要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来证实自己的本质力量。黑格尔绝对化了人的思维的外化，而旧唯物主义则是一种直观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这二者都是不科学的。
那么物质不依赖意识存在是否表示否定上述对象性存在的观点?并不!我们应这样理解：物质、自然本身是具有不依赖于人和人的意识的客观规定性的自在存在，其客观实在性不依赖于人类的对象性关系而存在;而它对人而言的现实规定性、属人意义，是在与人类的对象性关系的历史发展中才得以生成、被人把握并证实的。比如番茄自身的物理、化学等客观属性是先于人类、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而它作为食物的性质，是番茄这一自然物质在与人类的对象性关系的历史发展中才产生、并被证实的。
同样的，存不存在这样一个客观的经济基础，物质条件或者说生产力呢。当然是存在的，可是，这个经济基础同样也是对象性的，生成的。它不是一个自在之物，相反这个生产力也会为生产关系所限制，也会被这个生产关系反作用，这个经济基础同样是在这个生产关系之下被产生出来的。
这也正是毛主席在建设新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得出的结果：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法?每天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确立，是很难哩!比如商业，今午下半年准备确立，明年就不确了。农业合作互助也年年在变。所谓过渡时期，就是很剧烈很深刻的变动。按照它的社会的深刻性来说，资本主义到十五年基本绝种了。过去枪炮激烈不决定资本主义绝种。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毛主席在这里批判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错误观点。所谓的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物质条件，这是固然的，然而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物质条件却是时时刻刻运动着，并无时无刻不斗争着的。并不存在这么一个性质固定的物质条件或者经济基础，在其中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这是由上层建筑对物质条件的控制决定着的，即使这个上层建筑的调控或者生产关系的影响最终都由一个客观的物质所影响。
如果片面的强调生产力，物质条件的客观存在和它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作用，就是旧唯物主义，就是庸俗化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把它去批判化，去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如此做，最终导向的就是放弃了对物质条件的影响(而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不会放弃)最终导向的就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十)统购统销的实行
回到原来的时间点，我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不是匆匆忙忙的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在整体上，理论上来说，我国能否走向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对政权的领导的条件下，归根结底要看社会主义成分和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其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是时时刻刻斗争着的;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成分作是时时刻刻斗争着的。这斗争着的两者的占比情况不断发生着变化。我们不能够任由其发展，这种斗争不是匆匆忙忙企图过渡到社会主义。相反的，不存在这么一个非对象性的经济基础或者生产力，国营经济成分对私营经济成分，手工业经济和个体农业经济的斗争本身就是一种对象性的运动。所谓的匆匆忙忙过渡只不过是庸俗唯物主义者对其中斗争的庸俗化解读。
实际上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是顺理成章的。到1952年，我国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大多已超过历史最高年产量，胜利地完成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我国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有增长。在现代工业中，国营工业的比重已达到百分之六十左右。
而在农业上，我国在55年进入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在56年基本实现集体化，也就是说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农村建立了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或者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成分在我国国民经济占比上实现了根本性的逆转，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占了统治地位
退一万步来讲，这些转变同样不是所谓匆匆忙忙实现的。
在1950年冬到1952年底土改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改变，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农村的粮食需求增多了。同时，城市和工业需求激增，而私商仍然在自由市场上同国家争夺粮源(这也是农业的小生产和商业的私人资本主义所必然导致的，侧面印证了转变的必要性)。即使1953年粮食丰收，总产量达16683万吨，超过历史最高年产量九个百分点，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比上年度增长8.9%;支出587亿斤，比上年增加31.6%。收支相抵，赤字却足足有40亿斤。北京、天津、广州等大城市存粮急剧下降。6月30日的粮食库存将由上年同期的145亿斤减为105亿斤。粮食征收和收购预计都将大大减少。形势相当严峻。
1953年10月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讨论粮食问题，起草了《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简要介绍了粮食问题之紧急，并指出粮食问题涉及四种关系国家与农民的，与消费者的，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和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好这几种关系是问题所在，而要处理好这四种关系就要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制私商，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
紧接着在10月10日，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于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核心内容四项：
(1)计划收购(统购)：农民按国家规定的品种、数量和价格交售余粮;
(2)计划供应(统销)：对城镇居民和缺粮农民定量供应;
(3)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私商不得自由经营粮食;
(4)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地方服从中央统一调度。
这四个要点，同时处理了国家与农民、消费者、商人，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四组关系，国家开始逐步改善粮食问题。
于是在53年11月15号，统购统销从粮食扩展到油料，又于12月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从1953年7月到1954年6月，在第一个统购年度，征购超额完成，但产生不少问题：部分地区征了"过头粮"，造成农民恐慌，杀猪宰牛，生产积极性受挫。
在下一个季度，中共中央、国务院1955年3月3日发布了《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决定降低统购指标，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核心原则是"增产不增购"，给农民吃"定心丸"，稳定生产情绪。
同时，在1954年9月棉布实行凭布票计划供应。至此，粮、油、布三大基本生活物资均纳入统购统销体系。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全国城镇居民开始凭粮票购买粮食。标志着粮食计划供应走向制度化、凭证化。
从53年到55年这一系列的事件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需求，与土地改革导致的农村社会结构变化与农民生活生产需求下发生的。这不仅仅是一场制度的变革，更是对私人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小生产的斗争。如果不对他们展开斗争，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工业化，城市化，乃至农业的基本需求都无法实现。难道这还不够清楚吗，不向非社会主义的成分斗争，它们就会像社会主义成分斗争，最终连新民主主义都无法维持。同时，不通过新民主主义在我国又更是荒谬，难道走资产阶级专政路线，这早已证明不可行，而且最终一定会再经历一场革命。
同样令人注意的是，统购统销的实行，在客观上是促进了农村的合作化和城市的公私合营。促进了社会主义成分的扩大，促进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对收购和销售的统一管理，极大的限制了小生产的发展，解决了流通环节小生产的自势力问题。
在农村，由于国家对收购的统一管理，斩断了农民家庭与自由市场的直接联系，粮食不再是农户个人交售，而是集体交售，促使农民加入合作社以与国家交易。客观上促进了合作化。
在城市，由于国家对销售的统一管理，消灭了投机商借助自由市场抬高物价的生存空间，消灭了商业的私人资本主义。同时私营企业也无法在流通环节中得到农村来的原料的倾斜，只能从国家"领"原料。相比之下，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下处于领导地位，国家在统购统销实行后优先会将原料出售给国营企业。同时，产品也无法出售，国家控制了市场，私商也无法继续经营而破产，不卖给国营公司就没地方卖。而卖给国营公司又注定了不会有高利润，甚至会亏损。在其他条件的共同影响下，私人资本主义最终只能走向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这些都无不说明，所谓的匆匆忙忙向社会主义过渡，简直是无稽之谈。我国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路线，不是所谓匆匆忙忙的。而是对象性的运动，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
四、我国的社会主义
那么回归到最初的命题，我国通过新民主主义过渡，最终实现的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呢。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方面来回到。
(一)经济上：无产阶级已经占了统治地位
首先在经济上，无产阶级已经占了统治地位。经历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基本建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我国早在1952年，国营经济占现代工业的比值就已经达到了67.3%，到了1956年底，现代工业中，全民所有制(国营)和国家实际控制的企业(公私合营)合计占比接近100%，社会主义已经全面掌握现代经济命脉。而农业合作化也于1955年秋到1956年底基本实现。1955年以前，农村大多数实行的是保留了生产资料私有权和土地分红的互助组。到1954年底，初级社只占2%，高级社尚未起步。而经历了合作化高潮，92.7%的农户已经加入了互助组，其中87.8%加入了高级社，剩下的8.5%在初级社。我国在农业领域社会主义也已经站稳了脚跟。基本上可以说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战胜了其他经济成分，无产阶级在国家的经济领域占了统治地位。
(二)政权上：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早已稳固
在政权上，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也早已稳固，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替换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议制，后来出台的"鞍钢宪法"更是确立了工人对工厂的管理。真正实现议会的工作和立法的统一，民主的形式平等与实践上的统一。我国的主要武装力量——解放军是严格服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同时来自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的。是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群众的特殊力量。同时以民兵为补充，作为真正的群众的自发的武装力量形式。我国的国家存在的唯一合理性，是要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是要确保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要确保资产阶级法权，利用商品交换原则为社会主义服务。
从上述分析看，我国无疑是准社会主义国家，符合马克思列宁的定义的。然而，在中国情况要更加复杂。
我们说过资产阶级法权，仅仅当他与小生产的汪洋大海结合起来时才会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在马克思口中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种土壤是不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在这里仅仅是一种瑕疵，它产生的财富差距没有剥削关系与之结合。
重新审视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后的中国，小生产在经济中似乎已经被打倒，被限制起来了。我国在现代工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营经济和公私合营成分。小生产在这里已经成了一潭死水?奇怪的是，在中国，阶级和阶级存在的社会根基却依旧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却仍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这究竟是为什么?明明小生产已经不再能广泛的与资产阶级法权结合起来。
这就是上文所述的小生产的旧思想在人脑中存在的原因。正如上文所述，法权是由一个社会基础所保障其效力的。那么反过来，社会主义改造后的中国，法权之所以能成为复辟土壤，正是因为在中国具体的条件下，这些"社会条件"被消灭得并不彻底，并且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又提供了新的载体，两者一结合，就让"瑕疵"长成了"温床"。
(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包办替代
马克思的模型里，剥夺资本家后，整个社会就不再有任何个人或集团能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去支配他人的劳动。但在中国的现实中，生产资料虽然法律上归了全民或集体，但实际的支配权、管理权、分配权掌握在具体部门、企业的领导干部手里。这正是由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文明程度，组织程度上的不成熟。没有足够的组织性和科学文化知识来管理生产资料，管理社会，只能暂时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实行包办替代。
这就产生了一个关键问题：当商品货币关系、按劳分配这套法权依然通行时，谁掌握了对生产资料和产品分配的实际支配权，谁就有条件把这种"权力"转化为事实上的"资本"。不是个人开厂雇工那种旧式资本，而是利用计划调拨、物资审批、招工提干等权力，去进行利益交换、安插亲信、构筑关系网。这种行为的经济实质，就是在公有制肌体内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了牟取私利的工具。一旦权力染上了等价交换的色彩，它就事实上在行使资本的逻辑。这是复辟土壤里最重要的因素，也是萌芽。
(四)小生产思想的残余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层面确实消灭了小生产。但毛主席在实践中反复意识到，组织形式上的集体化，并不等于思想的集体化。几千年私有制养成的习惯势力，和合作化后依然保留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集市，恰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自发作用保留了最适宜的小气候。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恰恰有大多数人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
农民头脑里"发家致富"的观念，遇到依然存在的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就会很自然地指向一个方向：如何在现有制度里为自己多捞一点。基层干部中，有的人就会迎合这种愿望，把精力放在自留地扩大化、自由市场上。这种来自群众中广大小私有者心理的潜流，一旦与党内部分干部搞特权、搞物质刺激的倾向相结合，就为修正主义路线准备了社会基础。列宁讲的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在组织上入社之后，形态变了，变成了用集体主义外壳包裹的、思想上仍是私有主义的自发倾向。法权有了这片气候，就不愁没有滋生蔓延的温床。
(五)旧思想文化的残余
旧社会被打倒了，但旧文化、旧思想没有也不可能一下子装进棺材。毛主席在《正处》里讲得很清楚，意识形态领域谁胜谁负的问题，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资产阶级世界观、名利思想、等级观念，这些东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找到了一个新的依托，就是按劳分配和等级工资制这一套法权体系本身。
既然你讲"按劳分配"，那就会有人把它绝对化，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分配原则，不许限制，不许打破。既然你保留工资级别、城乡差别，就会有人把它看成是特权的合法依据。这些思想，本质上是用资产阶级法权来解释社会主义，并为之辩护。它们为少数干部搞官僚主义、追求特权、维护等级制，提供了堂而皇之的"理论根据"。这样，法权就获得了思想上的巩固和辩护，复辟不仅有物质力量，还有了反映自己诉求的一套思想。
(六)三个因素的汇集
(1)在经济管理上，权力集中在对生产和分配的实际支配者手中，商品货币给了他们将权力作资本运营的空间。
(2)在社会心理上，小生产虽然组织上入了社，其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却利用按劳分配、商品制度继续存在。
(3)在思想文化上，旧的习惯势力为扩大法权、追求特权提供道义和话语上的辩护。
这三个因素汇集到一点，就必然在执政党内部集中表现出来。因此，毛主席断定，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集中表现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广大人民的斗争。走资派既不拥有工厂，也不像地主那样占有土地，但他们掌握了权力，又利用权力去巩固、扩大这套会产生新阶级的资产阶级法权体系，所以他们就成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是复辟危险最直接的代表。这不仅仅是党内个人行径，而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经济领域内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法权在中国不是孤立的"旧痕迹"，而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的管理权力、尚未根本改造的小生产心理、顽固的旧思想这三股力量相结合，从而从马克思口中的"瑕疵"，质变为了中国土壤上再生资产阶级的"温床"。
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更像是一个处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间的过渡形态。可是，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条件是不断变化着的，也绝对不是一个自在之物。这些物质条件，从来不是作为一个非对象性的东西呈现给你的。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依靠于等待一个合适的物质条件或者经济基础。这些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同样是，人，创造出来的，同样是一定生产关系下的人创造出来的。不去主动的，在这个准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下进行生产斗争继续革命，去消灭这些基础，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是等待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非对象性的经济基础，这是最彻底，也是最无耻，最愚蠢的投降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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