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8日，乌有之乡网站刊发了署名“白帝城边”的争鸣文章《一个马列毛派对葛兰西问题的意见》。这篇文章在若干具体问题上表现出值得肯定的态度——比如指出“十五吨黄油”之类说法纯属网络讹传，并呼吁“缩小网斗规模、回归正常论战”。但在理论层面，它对葛兰西的批判存在着严重的误读和逻辑跳跃。
本文不拟重复葛兰西“唯心主义冤案”的全面辩护，而是聚焦于《意见》一文提出的三个核心论点，逐一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层面的详细辨析。
一、“人民内部矛盾”能否抹杀阶级矛盾?——一个被偷换的概念
《意见》的第一个核心论点是：“阶级矛盾绝对不容抹杀，‘人民内部矛盾’本身内含阶级内容，不能沦为遮掩路线斗争阶级性的幌子”。
这个论点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意见》将“不能抹杀阶级矛盾”这一正确命题，偷换成了“葛兰西抹杀了阶级矛盾”——而葛兰西从未做过这样的事。
(一)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本意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工人阶级内部、农民阶级内部、工农之间以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都存在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还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毛泽东提出这一学说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更细致地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不是为了“一笔勾销”矛盾。《意见》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曲解为一种“抹杀阶级矛盾”的工具，这本身就是对毛泽东原意的误读。
(二)葛兰西从未“抹杀”阶级矛盾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恰恰是在追问一个极其现实的阶级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一次次陷入经济危机，革命在西方却屡屡失败?
葛兰西的分析建立在两对关键概念之上：国家与市民社会、强制与同意。在葛兰西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社会”——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由政府、军队、警察、法庭等强制性机构构成，行使暴力性质的强制功能。另一个是“市民社会”——由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构成，包括教会、学校、工会、媒体、家庭等。葛兰西指出：“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依靠暴力和强制，还依靠在市民社会中建立的“道德和知识领导权”。统治不仅依靠警察和军队，还依靠教会、学校、媒体让被统治者“同意”这种统治。
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概念，实际上来自十月革命之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核心政治口号“gegemoniya”。这个词讨论的是无产阶级在反对沙皇封建统治的革命中的角色问题——无产阶级到底应该承认资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还是应该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葛兰西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将这个诞生于俄国语境的概念，转而用于分析西欧议会制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权力的结构。
这不是在抹杀阶级矛盾，而是在深化对阶级统治方式的理解。葛兰西追问的是：物质力量如何通过人的意识才能转化为政治行动?把这个问题斥为“抹杀阶级矛盾”，无异于说“研究上层建筑就是在否定经济基础”——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恰恰是辩证法所要超越的。
(三)恩格斯早已警告过这种简化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早已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葛兰西追问的正是这些“既定的条件”中意识形态条件这一环。
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至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以极其明确的措辞警告过这种经济简化论：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恩格斯这段话包含两层递进的批判：第一层，经济因素只是“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而非“唯一”决定性因素;第二层，把“归根到底”歪曲为“唯一”，就会把唯物史观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是一句分量极重的话，恩格斯几乎是在说：庸俗经济决定论者所信奉的，恰恰是唯物史观的反面。
葛兰西的工作，正是在恩格斯所指出的方向上，分析上层建筑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他在《狱中札记》中提出的“历史集团”概念，正是要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解为有机的、辩证的统一体，而非“经济基础单向决定一切”的机械反射。把这种分析斥为“抹杀阶级矛盾”，本质上是用恩格斯所批判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来否定辩证法本身。
二、葛兰西是“修正主义者”吗?——“第三时期”批判的再审视
《意见》的第二个核心论点是：“葛兰西的修正主义错误是原则性的，他对德国社民党的态度——要求与屠杀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政党联合，绝非单纯的理论错误，而完完全全是政治路线的背叛与反动”。
这个判断建立在多重误读之上。
(一)葛兰西批评的是“第三时期”政策，而非在赞美社民党
要理解葛兰西的立场，首先需要弄清“第三时期”是什么。“第三时期”是共产国际在1928年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推行的极左路线，其核心内容是将社会民主党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拒绝一切形式的联合。
葛兰西在1931年被关进监狱后的口述中说：
“我完全拒绝斯大林的'第三时期'政策，以及陶里亚蒂正在意大利贯彻的这套路线。把社会民主党说成和法西斯一样的'社会法西斯'，是彻头彻尾的愚蠢。它分裂了整个工人阶级，在德国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互相攻讦，却让纳粹坐收渔利，轻而易举地上了台。”这段口述有几个关键点需要澄清：
第一，葛兰西批评的对象是“第三时期”政策，而不是在抽象地歌颂社民党。他的核心论点是：将社民党等同于法西斯是一种策略错误，客观上削弱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力量。1933年纳粹党在德国上台，消灭了德国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证明了葛兰西预判的准确性。
第二，“第三时期”政策本身在1934年就被共产国际放弃了。1934年，共产国际提出了“人民阵线”政策，取代了极左的“第三时期”理论。也就是说，葛兰西在1931年提出的批评，恰恰与共产国际在1934年转向的方向一致。如果葛兰西在1931年主张联合社民党就是“修正主义”，那么1934年后的共产国际岂不是也成了“修正主义”?
(二)联合不等于媾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启示
《意见》将“主张联合”等同于“放弃原则”，这种非黑即白的逻辑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以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例。1935年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主张国共合作抗日。但联合不等于投降——中共在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既实现了国共合作，又没有被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所吞并。中共在联合抗日的同时，从未停止对国民党反动政策的批判和斗争。
葛兰西讨论的正是“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方式联合”，而不是“要不要联合”。他的“霸权”概念本身就来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关于“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的辩论——这恰恰是在讨论联合中的领导权问题，而不是无条件投降。事实上，葛兰西本人在1926年1月意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就曾“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代表支持”。
把“策略性联合”等同于“原则性背叛”，就如同把1937年的国共合作说成是“向国民党投降”——这不仅是历史知识的匮乏，更是对统一战线理论的彻底误解。
(三)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血债问题
《意见》最有力的论据是：德国社民党是屠杀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的刽子手。1919年1月15日，在以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和谢德曼为首的德国政府知情的情况下，反革命部队杀害了这两位德国共产党领袖。
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葛兰西从未否认这一点。但问题在于：这一历史血债是否意味着永远不能与社民党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
如果答案是“是”，那么1934年共产国际转向“人民阵线”政策、主张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作，本身就构成了“背叛”。但历史告诉我们，共产国际的转向是基于对法西斯威胁的清醒认识——在纳粹已经上台的背景下，工人阶级的分裂只会让法西斯渔翁得利。这正是葛兰西在1931年就已经预见到的。
把“曾经犯过错的政党”等同于“永远不能联合的敌人”，这在政治实践中是一种极端主义的教条，而非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分析。马克思主义要求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以历史恩怨为借口拒绝一切现实的政治联合。
(四)将葛兰西与“欧洲共产主义”直接挂钩是一种历史错位
《意见》暗示葛兰西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源头，因此他应该为欧洲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转向负责。这个论断在历史时间线上存在严重问题。
欧洲共产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西欧一些共产党组织探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其直接思想来源包括葛兰西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1964)的“多中心论”、“结构改革论”的学说。陶里亚蒂在1956年12月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正式系统地提出了“结构改革”的理论和路线。1977年，意共总书记贝林格甚至公开宣称“我们是修正列宁关于资产阶级国家必须‘打碎’的主张”。
但葛兰西1937年就已去世，他从未活到二战后，更从未见过欧洲共产主义。葛兰西从未主张过放弃暴力革命、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那恰恰是陶里亚蒂在二战后推出的路线。葛兰西在1921年与陶里亚蒂等人共同创建意大利共产党时，他的立场是“既反对拒绝一切议会斗争的极左派，又反对取消暴力革命的右翼”，并得到了列宁的赞扬。这与二战后陶里亚蒂的“结构改革论”存在明显的断裂。
把后继者的转向归咎于先驱者，在方法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这如同把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归咎于马克思本人——马克思去世后，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修正，但没有人会因此说“马克思是修正主义的源头”。葛兰西与陶里亚蒂之间的关系，同样需要这种历史的审慎。
三、“宗派内耗”还是“理论斗争”?——论战伦理的反思
《意见》的第三个核心论点是：把路线斗争歪曲为“宗派内耗”、把批判修正主义污蔑为“双重标准”，本质是阶级调和论。
这里需要区分两种根本不同的东西：理论批判和人格抹黑。
(一)《意见》自身的矛盾态度
《意见》本身在这两者之间表现出一种令人困惑的矛盾态度。
一方面，它正确地指出：“请不要夸张化葛兰西的饮食……请同志以严谨的态度进行理论斗争”。它甚至引用了葛兰西1928年9月24日致塔尼娅·舒赫特(Tatiana Schucht)的信中的原文来纠正讹传——这封信清楚地显示，葛兰西的饮食是医院提供的病号餐，因为他“不能吃肉或番茄汤”，而且“即使这些食物很清淡，我也很难消化”。葛兰西在狱中深受失眠、牙齿脱落、神经衰弱和脊椎结核的折磨，他的饮食不是“奢靡生活”的证明，恰恰是他健康状况恶化的证据。
另一方面，《意见》又说：“如果葛兰西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修正学者，那么他就应该打成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一个在法西斯监狱中忍受病痛、写出33个笔记本、约2848页手稿的革命者，仅仅因为理论上的不同意见就被类比为赫鲁晓夫——这种“打成X式人物”的标签化操作，与它自己所批评的“夸张化饮食”在方法论上如出一辙。
两者都是将复杂的历史人物简化为一个负面标签，区别只在于标签的内容不同。
(二)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斗争方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写道：“除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我也没有别的武器。”
理论斗争的力量在于逻辑和证据，而不在于标签和类比。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批判巴枯宁、批判拉萨尔，靠的是详尽的理论分析和严密的逻辑论证，而不是将对方“打成”某个现成的“X式人物”。
当“修正主义”“叛徒”“投降路线”这些词汇被随意抛出时，它们就不再是严肃的理论判断，而沦为了一种话语武器——其功能不是澄清思想，而是排斥异己。
(三)列宁论理论斗争与党内民主
列宁在《怎么办?》中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但理论的生命在于讨论和辩驳，在于通过逻辑的力量说服人，而不在于通过标签的力量压服人。
列宁本人在党内斗争中从不回避尖锐的理论争论——他与孟什维克的论战、与取消派的论战、与召回派的论战，无一不是建立在详尽的理论分析之上。他从未因为对方与自己意见不合，就直接将其“打成”某个现成的负面标签。把一切不同意见都打成“修正主义”，恰恰消解了理论本身的力量，使“修正主义”从一个有具体历史内涵的理论概念，变成了一个可以随意投射的万能标签。
(四)关于“AI写作”的问题
《意见》指责对方“用AI写文章”，并呼吁“请同志以严谨的态度进行理论斗争”。这个批评属实，确实触及论战的基本诚信问题。
但需要指出的是：工具本身不决定论证的质量。即使对方使用了AI辅助，关键仍然在于论据是否扎实、逻辑是否自洽。将“用AI”等同于“不严谨”，可能过度简化了技术工具与思想生产之间的关系。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使用了AI，而在于是否对AI生成的内容进行了人工审核和事实核查——正如《意见》自己所做的那样，通过查阅原始书信来纠正“十五吨黄油”的讹传。
四、结语：理论批判不是标签游戏
回到《意见》开头那句值得肯定的话：“在面对一段复杂历史时，永远要追问一句：原始档案在哪里?谁在说?谁在沉默?”
如果把同样的追问应用于对葛兰西的评价，我们会发现：
原始档案在哪里?在三十三个笔记本、两千多页的《狱中札记》里，在一个没有参考书、被监听、病痛缠身的囚犯凭记忆写下的文字里。《狱中札记》是葛兰西“在极端恶劣的监狱环境下，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
谁在说?是一个在法西斯监狱中耗尽生命、46岁因脑溢血去世的革命者。墨索里尼曾命令：“必须使这个头脑二十年不能工作”——但这个头脑在狱中写出了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富独创性的遗产之一。
谁在沉默?是那些不读原著、只凭二手标签就下判断的人。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实践哲学的任务是“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从头到脚改变了人们思考哲学本身的方式”。如果对他的评价能够超越“唯心主义vs唯物主义”“正统vs修正主义”的二元标签，回到他的文本、他的历史语境和他所面对的现实问题，那么这场争论才可能产生真正的理论价值。
葛兰西在1928年9月24日给塔尼娅的信中写道：“即使这些食物很清淡，我也很难消化。”——这句话描述的不仅是他的身体状况，或许也预示了后世对他思想的“消化”将同样艰难。
否则，再激烈的理论批判，也不过是一场标签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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