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中国文化圈和文艺界，简直是群魔乱舞，乌烟瘴气，让人看了一阵阵地反胃!
我真的想仰天大问一句：今夕是何年？在这片被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土地上，我们的文艺阵地到底还在不在无产阶级手里？！
前有相声大腕郭德纲在舞台上肆意篡改抗日红歌，后有清华美院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某鹏在官方大展上公然丑化红军战士。
当这些掌握着巨大流量的娱乐圈资本，和那些头顶着各种“国家级专家”光环的学院派买办，开始形成一种默契的合流，对我们最神圣的革命历史、对最底层的工农子弟兵进行疯狂解构与抹黑时，我们必须意识到：
这绝不是什么单纯的“艺术创新”，也不是什么所谓的“即兴搞笑”，而是一场针对无产阶级革命记忆的意识形态绞杀战!
今天，面对这帮试图用画笔和段子掘断我们民族精神根基的文化汉奸，我们有必要再一次、一次又一次地重温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要用老人家留下的历史唯物主义这面照妖镜，把这群披着艺术外衣的魑魅魍魉，彻底照个底朝天!
一
我们先来看看清华美院这位刘大教授的“杰作”。
在一场名为“川鲁同辉·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官方重大红色主题展览上，这位曾三次拿到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博导，交出了一幅名为《星星火》的画作。
画里是什么?是清一色的“吊梢眉、眯眯眼”，是眼神涣散、神态萎靡的“僵尸脸”;女红军画着烟熏妆、留着长指甲;更令人发指的是，画中人物的手势，竟然是西方文化中代表“撒谎、祈求上帝原谅或者承诺不作数”的食指中指交叉手势!
这是在画红军吗？这分明是在向西方的辱华审美疯狂摇尾乞怜，这是在红军烈士的遗骨上泼大粪！
长征是什么?
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最悲壮的无产阶级史诗!是十几万穿着破草鞋的农民子弟，在雪山草地间用冻僵的残躯为中华民族蹚出的一条生路!
但在这些喝着洋墨水、满脑子西方艺术教科书的“精英”眼里，红军战士的坚毅与果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符合西方对亚裔刻板印象的“眯眯眼”。
老人家当年在延安一针见血地指出过这种知识分子的丑陋嘴脸：
“他们不善于描写工农兵群众；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但在今天，这句话甚至都要重新说了。刘教授画笔下的那些面孔，已经连小资产阶级都谈不上了，那是一副被西方意识形态深度塑造、彻底丧失主体意识的买办面孔!
他把红军塑造成西方刻板印象中的僵尸形象，试图通过这种恶意的“视觉投毒”，潜移默化地篡改下一代对革命先烈的历史记忆。
二
如果说刘教授的画笔是无声的毒药，那么郭德纲在舞台上的篡改，便是一场喧嚣的娱乐至死。
在武汉的商业演出中，郭德纲将经典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里的那句“微山湖上静悄悄”，随口改成了“紫禁城中静悄悄”，并加上了“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哄”的戏谑之词。
有人洗地，说这是相声里的“现挂”，是微创新，批评他是“上纲上线”。
简直是放屁！这是赤裸裸的历史虚无主义！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的是什么?是铁道游击队在敌后浴血奋战的抗日英魂!“微山湖”这三个字，浸透了多少抗日军民的鲜血?那是中华民族在面临亡国灭种时，不屈的民族脊梁!
而“紫禁城”是什么?是封建帝王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象征!
把抗日武装的微山湖，偷换成封建权贵的紫禁城，再配上荒诞不经的戏谑。这种看似随意的“包袱”，本质上是用娱乐资本的逻辑，对革命崇高性进行的无底线解构。
当抗日先烈的光辉形象，沦为资本赚取门票和廉价笑声的奶头乐时;当台下的观众在这被篡改的红歌中哄堂大笑时，那个曾经支撑着我们民族站起来的信仰底座，正在被一点点地腐蚀、掏空。
三
透过这两起事件，我们必须深究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体制性问题：
到底是谁，在给这些丑化先烈、篡改红歌的行为一路开绿灯？
郭德纲的商业演出，为什么敢随意把没有报备的涉红篡改夹带私货?
刘某鹏的那幅《星星火》，更是经历了国家艺术基金立项，经历了山东、四川两省文联和美术馆的初审、复审、终审。
在如此漫长而严格的官方审核链条中，那么多拿着国家俸禄的文化官僚、评审专家，难道全都是瞎子吗?!
不，他们不是瞎子。他们是结成了利益同盟的文化门阀！
这就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核心问题：对精神生产资料的垄断。
当文艺界的评审权、资金拨付权、展览权，完全被少数几个精英圈子、几个名牌美院的师承关系所把持时，他们就不再对人民负责，不再对国家负责。他们只对西方的奖项负责，只对圈子内的互相吹捧负责。
他们戴着西方递过来的“有色眼镜”，极度鄙视脚下中国工农的“泥土”。
在他们眼里，把红军画得威武雄壮叫“土”，把红军画成眯眯眼才叫“接轨国际”、才叫“艺术个性”。
这种审核链条的整体性失明，说明我们的部分文化阵地，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阶级蜕变!
四
为什么每次遇到这种事，我们都要一遍又一遍地重温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因为这篇文章，是悬在一切资产阶级和买办文人头顶的照妖镜和降魔杵！
因为老人家在八十多年前，就已经把这帮人的病根扒得干干净净!
老人家说，这些知识分子“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
这就是为什么刘翔鹏们画不出红军的精气神，这就是为什么郭德纲们敢拿革命烈士开涮。
因为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他们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劳动人民的一员，他们觉得自己的阶级地位是凌驾于工农之上的。
文艺是为谁服务的？
这是老人家提出的根本问题。是为资本的票房服务?是为西方的艺术大奖服务?还是为最广大的工农兵服务?
只要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毒教材”、“丑红军”、“戏谑红歌”就一天不会绝迹。
要想彻底扫清这些文化毒瘤，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撤下画作”、“文旅局立案调查”这种表面文章上。
必须对整个文化审核体系进行一场触及灵魂的阶级大扫除!
必须把那些坐在评委席上、满脑子西方思想的“权威”赶下台，让真正懂工农、爱工农的人民群众去夺回文艺的评价权!
跋
上世纪80年代末，在戈尔巴乔夫所谓的“公开性”运动下，苏联的文化界陷入了一场令人窒息的疯狂。
那些掌握了话语权的苏联公知、作家和导演，开始打着“重新审视历史”、“艺术自由”的幌子，疯狂地篡改和丑化苏联的革命英雄。
他们造谣卫国战争中的女英雄卓娅是个精神病;他们污蔑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的马特洛索夫是被绊倒的;他们把列宁和斯大林写成恶魔。
普通的苏联人民，最初只是在报纸和文艺作品中看个乐子，觉得这不过是“微创新”、是“文化多元”。
但仅仅几年之后，当支撑着整个国家合法性和民族自豪感的英雄基石被彻底解构、变成一地碎渣时，那个拥有上万枚核弹的红色帝国，连一枪都没放，就轰然倒塌了。
历史的教训，血迹未干!
今天，从清华美院的“眯眯眼红军”，到剧场里戏谑的“紫禁城红歌”，这绝不仅仅是几个文化人的“失误”，这是射向我们国家政权合法性的一发发文化毒刺。
一个民族如果任由文化买办和资本戏子去随意涂抹自己的先烈，那么这个民族距离亡国灭种，就只差一步之遥。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对于那些企图在文化阵地上挖我们祖坟的人，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把他们连根拔起，彻底砸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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