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是一个伟大的宝藏。
嗨，大家好，我是鲲鹏击浪，坚持解读《毛选》，提炼成人成事之道，坚持和传承毛泽东思想。
最近重读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批注和谈话，有一段话特别触动我。毛主席说：“书中不强调政治挂帅，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书中有时也讲发动群众，也引了一些列宁关于发动群众的好话，但是没有展开，不敢像我们这样大搞群众运动，不讲两条腿走路。这事情也确实很难。”这段话虽然写在几十年前，但今天读来，依然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许多我们习以为常却值得深思的问题。
毛主席批评的这本书，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当时苏联已经出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潮，一味强调物质刺激，忽视思想政治工作。毛主席敏锐地指出，这种倾向“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他并不是反对物质利益本身，而是反对把物质利益片面化、绝对化，反对“把个人利益放在这种结合的第一位”。毛主席主张的是“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相结合”，他说：“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政治工作同必要的按劳取酬要结合，我看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 但苏联教科书的问题在于，它“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甚至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说“苏联比资本主义更注意个人物质刺激”，毛主席听了直摇头：“这种说法简直不像样子。”
为什么毛主席如此警惕物质刺激?因为他看到，如果只讲物质刺激，不讲政治觉悟，人就会变成“最近视的个人主义”。他批评教科书“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当然要有物质鼓励，但也要有精神鼓励，两者都不能过头，过头了“会变成个人主义”。他引用老子的话说，精神鼓励就是要“尚贤”。他更担心的是，一味强调物质刺激，最终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物质刺激一旦成为唯一动力，就会腐蚀人的灵魂，瓦解集体主义精神，甚至导致修正主义。正如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复强调的，人富了就容易出修正主义。虽然这个观点后来被极端化了，但其中对物质欲望的警惕，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更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批评苏联教科书“不敢像我们这样大搞群众运动，不讲两条腿走路”。什么是“两条腿走路”?就是既要有中央的集中统一，又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既要有现代化的工业，又要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既要有大型企业，也要有中小型企业;既要依靠专家，更要依靠群众。这是毛主席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提出的一套辩证方法。他批评苏联教科书“有时也讲发动群众，也引了一些列宁关于发动群众的好话，但是没有展开”，说明苏联只是把群众运动挂在嘴上，并没有真正放手发动群众。而毛主席认为，群众运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引擎。他说：“利用群众运动造成的不平衡来加速发展”，把群众运动当作经济高增长的强大动力。当然，群众运动也有缺点，正如陈丕显在1959年文章中所说，“群众运动中产生一些缺点错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因为群众运动“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而是“蠢蠢烈烈，急流猛进”。但毛主席认为，不能因为怕出缺点就不敢发动群众，关键是要在运动中不断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毛主席自己也承认，“这事情也确实很难”。他说：“我们自己提出两条腿走路才有两年的时间，尽管经验证明是正确的，但是不少人今天还不相信，这是有理由的。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能够持续跃进，取得了胜利，相信我们的人就会多起来。” 这段话透露出一种清醒和务实。毛主席知道，新事物要被接受需要时间，需要靠实际成效来证明。他并不强求别人立刻相信，而是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态度，恰恰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
今天回过头来看，毛主席对苏联教科书的批评，其实触及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是靠物质刺激，还是靠政治觉悟?毛主席给出的答案是：两者要结合，但政治必须挂帅。因为政治挂帅的本质，是提高人的觉悟，让人从“为了个人”转向“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他主张“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这种理想主义，在物质主义盛行的今天，显得尤为珍贵。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后来在实践中，有些地方把政治挂帅变成了空头政治，甚至搞“平均主义大锅饭”，忽略了必要的物质利益，导致生产效率下降，这也是毛主席不愿意看到的。毛主席本人其实很重视群众的生活，他反对剥夺农民，批评无偿调拨农民产品“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他主张供给制，说“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但同时也说“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略有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可见，他并不是不要物质保障，而是反对把物质刺激当作唯一杠杆。
毛主席的这段批注，还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不是喊口号，不是走过场，而是真正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调动起来。毛主席说：“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从马克思、列宁那里学来的。” 但苏联教科书只是引用了列宁的话，却没有付诸实践。而毛主席在中国搞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虽然有过曲折，但确实在短时间内动员了亿万人民，完成了许多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正如萧冬连在《筚路维艰》中所说，毛泽东的工业化思路不同于斯大林的主要之点，就在于“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最大限度地动员民力来突破计划的平衡和填补资金的缺口，创造高速度”。当然，群众运动也有“不可控和过激化的特性”，这是后来历史证明的教训。但毛主席当年批评苏联不敢搞群众运动，并不是盲目推崇运动本身，而是强调要打破迷信、解放思想，让人民群众成为历史的创造者。
写到这里，我想起毛主席在鞍钢宪法中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这其实就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在企业中的具体体现。铁穆臻在分析鞍钢宪法时指出，鞍钢宪法“政治挂帅，斗私批修，批判物质刺激，保证人们头脑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因素大于个人主义因素”，并且“实现了劳动群众对生产资料的直接支配权”。虽然这种模式后来没有完全坚持下去，但它所体现的“群众参加管理”的思想，至今仍是企业管理中值得探索的方向。
毛主席的这段话，还让我们看到他对“两条腿走路”的执着。所谓“两条腿走路”，就是不能单打一，不能只靠一条腿蹦。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既要抓重工业，也要抓轻工业和农业;既要抓城市，也要抓农村;既要抓生产，也要抓生活;既要抓物质，也要抓精神。这种全面、辩证的观点，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方法。他批评苏联教科书不讲两条腿走路，其实就是批评苏联那种片面追求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忽视群众生活的做法。事实证明，苏联后来经济结构失衡，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最终导致制度崩溃，不能说与这种片面性没有关系。
今天，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新时代，物质条件比毛主席那个时代丰富得多，但毛主席当年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我们靠什么来凝聚人心、激发干劲?是靠金钱和物质奖励，还是靠理想信念和集体主义精神?当然，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政治挂帅”的极端状态，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把物质刺激当作万能药。毛主席说“强调物质刺激，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这句话在今天依然有警示意义。当整个社会都陷入“一切向钱看”的泥潭时，我们是不是该回头听听毛主席的批评?
毛主席说“这事情也确实很难”，这句话里有一种深沉的体谅。他知道，改变人的思想是最难的，坚持正确的路线也是难的。但他相信，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能够持续取得胜利，相信我们的人就会多起来。这种信心，来自对真理的坚持，也来自对人民群众的信任。
作为后来人，我们应当从毛主席的批评中汲取智慧：既要重视物质利益，更要重视精神建设;既要依靠专家，更要发动群众;既要追求速度，也要注意平衡。政治挂帅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让每一个人都明白，我们劳动、我们奋斗，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这个社会的未来。这或许就是毛主席这段话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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