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在19世纪形成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通常是与危机共存的，我们往下推导：19世纪该制度建立初期多数民众已经成为依附性劳动者。然后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生存基础，也就是生产资料落入到少数人之手。在这个时候，资本的占有者为了获利就会对其企业投资。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这反而还是迫不得已的，因为根据公式G+ΔG=G'资本是要不断积累的。如果不成功，他们在竞争斗争中便会身遭不测。而这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整个经济过程是不以普遍社会需要为指针的，而是以资本占有者的利润为指针。故该社会的发展是不协调的，无规则的，这样的社会是必然会出现危机的。因为其无序性，所以充分就业和失业情况时好时坏。所以最后对于资本占有者来说，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危机的时候，那些资本家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客们总是在想着哪里有问题要怎么滋补，他们就只会拘泥于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解决方案，力求建立一种可望能出色地实现其利益的国家形式。
莱因哈德·屈恩尔教授在其著作《法西斯主义剖析》中认为，就是因为以上的条件，工人运动出现了。但在这期间，竞争性原则使得在工业部门和银行部门形成了庞大的资本集团。这时，竞争原则成为国际经济斗争的决定性原则。这一原则决定着世界范围之内原料、出口市场和劳动力的分配。而这种竞争不仅仅有经济手段，国家权力也是会干预的，为自己尽可能地争取利益。而这个时候，资本不满足于国内的竞争，转而就开始对国外输出商品。如你所见，形成垄断资本主义后国家的干预，它们越来越多的使用国家权力来干预这种国际性的竞争，目的是为各自的民族资本提供最理想的扩张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时候，军国主义形成了。随之而来的是为自己的侵略、奴役和转移矛盾产生的种族主义。
就是这样的扩张导致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市场的战争。但是首先我们要讲一讲德国。1871年之后德国克服了政治分裂和更协调的利用了国家的各种资源时，所以在20世纪初德国在欧洲工业国家中属于是最发达的那一档。这个时候的德国是有非常惊人的经济扩张能力的。但可惜的是这个时候世界已经被瓜分完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的实际扩张能力和扩张可能性之间的矛盾，让德国的的帝国主义特别具有侵略性。而书接上回，那些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就在德国这片土壤生根发芽了。
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爆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废除了普鲁士军事君主制度，一个议会民主共和国诞生了。但其实这些变故并没彻底摧毁这个权威国家。财产制度和社会权力都是没有变的。而且军队、行政、司法以及很大程度上的对科学和教育的支配权仍保留在自己的手里。这就是为什么国防军仍然与容克贵族和普鲁士军事传统有关，并在纳粹德国成立后与党卫队争执不下。而且，1918年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潜力并没有被彻底破坏，20年代就出现了许多规模空前的经济体，如：化学领域的I.G.法本康采恩和重工业领域的联合钢铁工厂。
就是因为旧政权摧毁得不彻底，所以他们在就帝国时期向群众灌输的军国主义、权威主义、反共产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等等依旧游荡在这个新的民主政权中。当然这些还不足以构成法西斯运动。但统治阶级内部仍然有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卡普暴动”发送了。而此刻的工人阶级太强大了仅通过一次总罢工便击败了这次暴动。4天之后军队政府就垮台了。但他们并非没有收获，他们意识到人民必须逐步与权威国家接近还有就是国家机构不能孤立行动，必须在群众中扎根。所以在经济形势相对稳定的时候，议会民主制就维持着表面上的稳定，方便扎根群众。但他们“接近权威国家”的目标是没变的，他们会试图利用“宪法改革”来组织非法扩军。
工商业、银行界以及军队中是存在很多分歧，但1930年它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要消灭民主，实行权威统治。而现在进一步的问题是权力应该掌握在谁的手里?但我想我们应该谈论一下如何从经济危机转向权威统治。
首先经济危机就会被看成一种时机，其次这将会是一个过度的必要阶段。在经济危机中，失业率增加，社会不稳定加剧。广大民众阶层便会心生恐惧。如果政客们充分利用这种情况，那就可以大大削弱工人运动的能力。这时再利用民众对生计无着的恐惧，来宣传一位强权领袖，他会用强力手段进行统治。并利用危机形势改变权力和财富分配，制定一个长期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发展方向。而这个也不是死板的，因为经济危机还会让统治阶级认识到寻求新的统治方式的必要性，统治阶级还会借助政治机构将利益转化为政治。比如资产阶级政党、选举议会多数、政府组成。
但问题又来了，这些政府机构不能再运转，群众也脱离了资产阶级政党。这个时候的统治阶级还要对外扩张。在1926年3月国防部部队局秘密备忘录《从现实政治观点观察裁军问题》提到要“将对德国经济不可缺少的领土重新并入德国。”那如果要发展军备的话，人民就要承受巨大的牺牲。社会福利必然得不到保障，所以德国的统治阶级必然要清除破坏工人运动。民主制必须要废除。顺理成章的，权威领袖发现政府机构不能运转，利益也不能转化为政治。工人运动还会破坏扩张。民主议会制便可以废除了。这个时候权威统治进行了实验，“权威总统制”出现了。这种政体可以仅依靠宪法中的紧急状态授权条文行使权力。这个时候的议会便名存实亡了。
1932年11月，工业家、银行家和大农业主给总统冯·兴登堡写了一篇成文，里面提到了：“有必要成立一个独立于议会政党制度的政府”，并要求兴登堡“把总统内阁的领导职务授予全国最大的团体的领袖。这样做将消除一切群众运动所必然带有的弱点和缺陷。”这其中还特别提到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所以我们能看出他们认为希特勒运动能更好的胜任这种更有效的权威统治形式。
1932年秋，国防部接受考察，考察内容为：国防军是否足够强大到足以支撑一种政治制度的程度。最后这次考察以失败告终，因为假如采取军事行动，四分五裂的工人运动必然会团结起来并采取共同行动。而且这个时候工人运动必然会和左派一起行动。那么民族社会主义者将不再可靠，因为纳粹党内依然有很多摇摆不定的人。
在统治阶级眼里，民族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非常有优势的，它可以拖垮工人运动，还能实行军备扩张政策。希特勒也证明了他有能力推行这种政策并动员大众。而当时的经济界就是希望民族社会主义者能上台，制定稳定的经济政策，并希望希特勒的经济纲领实施。那这又是为什么呢?下面我将从档案入手来剖析纳粹党与经济界的联系。
在档案R 43 I/1481, Bl. 126–130中帝国经济部长与帝国总理希特勒交谈，关于这些社会化企业未来的处理方式，他的观点是，虽然它们不应回到大资本手中，但也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从国家手中剥离。在国家最高权力下经营此类企业会导致不健康的状况。他的建议是成立一家新公司，其多数资本由帝国中央合作金库掌握，其他企业也可以参与其资本。希特勒在此时并不是一个狂热的煽动家，恰恰相反他很理智，他宣布，他尚未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因此还不能最终评估这种机构设立对选举的影响。他担心，根据批评界的态度，这种机构要么会被评价为伪装的“国家社会主义”(Staatssozialismus)，要么会被评价为大资本试图维护自身地位的尝试。他在实行这种特殊制度的同时不仅要考虑大资本，还要考虑民意，要稳住自己的“社会主义正当性”。
而档案R 43 II/536, Bl. 222–224显示，在1933年的债务政策讨论中，纳粹阵营(以劳工部长泽尔特为代表)彻底摒弃了布吕宁时代“永久紧缩、永久通缩”的偿债思路，转而以帝国国库汇票为核心短期债务工具，通过“商业汇票为表层形式、国库汇票为底层抵押”的迂回操作绕开《帝国银行法》对央行直接为政府融资的法律禁令，推动帝国银行对这类票据视同一级商业汇票无限制再贴现，变相实现财政赤字货币化;同时以“信贷自动创造存款、债务资金沿工资产业链快速回流银行”的内生货币逻辑为依据，主张大规模发行的债务中仅极少部分形成实际现金兑付压力，95%以上会在约14天的周转周期内回流为银行存款，不会冲击金融体系流动性，以此突破债务扩张的约束，最终用债务扩张撬动就业与生产复苏，替代传统的紧缩偿债路径。这种操作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可以绕开法律，让央行变相兜底，1926年《帝国银行法》规定，央行不能直接给政府贴现国库汇票。所以帝国劳工部长泽尔特就想出了这条计策：让政府开“国库汇票”发给企业让企业劳动，企业就将这些钱存进银行，虽然没有变出钱来，但是银行就凭空多出了存款。但是钱依旧会发给工人，工人拿着这些钱不是买东西就是存进银行，兜兜转转绝大多数就回到了银行体系。这便是莱因哈特计划的雏形。
档案R 2501/6513, Bl. 263–276写道:在融资方面，帝国银行行长沙赫特明确表示“拒绝货币创造”，并强调“实际工资不得通过通货膨胀被贬值。必须避免物价上涨”。他要求对资本市场进行控制，并将所有采购和融资计划集中管理。然而，帝国银行在1935年的评估中指出，由于就业创造汇票持续大量流入，“威胁到超出帝国银行的承受能力”，因此需要考虑其他融资渠道。比如让储蓄银行、社会保险、人寿保险和德国劳工阵线认购国债。
档案R 2501/6513, Bl. 263–276中，1935年3月帝国银行的备忘录详细探讨了如何整合就业创造信贷的“基础问题”。由于直接发行大规模公债可能“损害目前已转换的年金证券的行情”，帝国银行转而研究通过有组织的大型资本机构来吸收公债。
关于档案R 43 I/1481, Bl. 126–130中提及的私有化问题，纳粹德国是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个进行私有化的国家，这就很有趣了，为什么在一个经济危机频发的情况下要私有化呢?但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个点，私有化不代表实行自由主义，实际上还有一点是很诡异，那就是在纳粹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费德尔等人起草的《25点纲领》的十三条就写到：“我们要求将迄今为止所有以托拉斯为运营形式的所有企业国有化。”这其中貌似就冲突了。但我们不要忘了，在费德尔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关于土地所有权政策》中提到：“民族社会主义承认私有制是一项原则，并将其置于国家保护之下。它将致力于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维持大小企业之间的健康结合。”而鲁道夫·荣格在其著作《民族社会主义》中也提到过不废除私有制。所以可以说明。在原则上私有制是应该被保留的，而随着经济条件的极端化，企业也是可以逐步的私有化的。
而在纳粹德国的说辞里，这种“受指导的经济”叫做“Gelenkte Wirtschaft”，它避免了社会主义语境下的“Planwirtschaft”(计划经济)。所以这就可以说明在这种条件下，经济界反而是希望希特勒能上台。具体的更多细节等下一篇详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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