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哲学进展》2026年第五期文琛的《浅析齐泽克的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展开。这位鹿克思学者坐在鹿克思主义学院的体制位置上，生产了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意识形态文本，在这里它把齐泽克当作一个可以“中立梳理”的学术对象，这种脱离阶级立场和革命实践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机器的一个部件，它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到谁在遭受剥削、谁应当起来斗争、斗争的出路何在。用毛主席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的话来说：“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从概念到概念，从文本到文本，就是不到阶级斗争的实践，所以说齐泽克的理论属于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范畴，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实为消解;其“拉康化的马克思”是用精神分析唯心主义取代历史唯物主义。齐泽克理论的阶级功能，为垂死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知识左翼提供免于承担革命责任的激进姿态，客观上服务于资产阶级把马克思主义“无害化”的事业。无产阶级是知晓现实阶级斗争才能检验理论概念的，工人斗争、群众的组织化，从来不是能够依靠概念的“穿越幻象”推进的，而是靠政治路线、组织建设与斗争实践。理论的价值由革命实践裁决，无产阶级知晓不是什么主体的无意识结构决定历史，而是物质生产方式中的阶级斗争决定历史。
对齐泽克三种意识形态划分的梳理：复述有余，批判阙如
鹿克思学者用大量篇幅复述齐泽克的“自在—自为—自在自为”意识形态三分法，并追溯到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阿尔都塞，这种梳理在表面上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但他还是犯了错误，即在于它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当作齐泽克理论链条上的一个“理论渊源”环节来处理，这就起到阉割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践本质的作用。难道马克思提出意识形态理论，仅仅为了建构一套“解释社会如何运作”的哲学体系么?难道不是为了回答一个实践问题，即无产阶级如何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并砸碎旧世界么?用马恩的话来说：“‘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恩格斯说马克思的一生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二者都是革命的科学，这难道是什么解释学的花环么?可是在鹿可思学者的论述里，马克思的理论被处理成齐泽克理论大厦的“地基供应商”，齐泽克倒成了“深化者”“建构者”，这就在客观上完成了一次理论等级的颠倒，仿佛马克思只是起点，齐泽克才是一种什么完成，这就沦为“西马”思潮渗透马克思主义的老伎俩了。
对“犬儒主义”概念的处置：回避真正要害的问题
鹿克思学者介绍齐泽克—斯洛特戴克的公式演变(“他们很清楚……但他们仍然在做”到什么“他们知道在遵循幻觉……但他们仍然在做”)，却回避了这个公式内部包含的政治上的有害推论，即“犬儒主义”论断在政治上的麻痹作用。齐泽克的公式暗示当代工人阶级“明知”剥削却“顺从”，且这种顺从扎根于无意识的幻象结构，只能靠“穿越幻象”来解脱，这就把阶级斗争问题偷换为个体精神分析问题。无产阶级的回答是工人“知道”剥削却暂时未起来革命，这不是什么乱七八糟之“幻象捕获”的什么病理现象，而是阶级力量对比、组织的有无、革命形势的成熟与否、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镇压与收买等具体历史条件的问题。把斗争的延宕解释为主体欲望的创伤性结构，就是在客观上宣布斗争的延宕是什么“结构性的”、近乎宿命的，唯有精神分析式的内省才是出路，这就沦为了对革命道路的釜底抽薪。通读全文(也通读齐泽克)，犬儒主义的“主体”始终是一个抽象的、无阶级规定的“人”，无产阶级就得问他了，资本家犬儒吗?金融寡头“知道”自己在投机却仍然在做(这与失业工人“知道”努力无用却仍然打工)，是同一个“犬儒主义”吗?齐泽克的框架貌似不能回答这一点。在阶级社会中没有抽象主体，只有具体的阶级的主体。资产阶级的“明知故犯”是统治策略(他们清醒地、系统地维护利润)，无产阶级的“明知故顺从”是被统治状态(缺乏组织、被镇压)，若把二者塞进同个什么“幻象”公式，那是一种调和的意识形态操作了。这种人，用列宁的话来说：“‘从思想上’影响雇佣奴隶，其目的是要引诱他们脱离反对雇佣奴隶制的斗争。”(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齐泽克正是起到这种作用的。
对“欲望经济学”与“剩余快感”的吹捧：浅薄之庸俗至极
鹿克思学者在结语中把齐泽克的“剩余快感”对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并且无耻之令人震惊地称其为“理论贡献”“新的分析视角”，这是全文最庸俗、最似是而非之处。剩余价值是科学，剩余快感是什么隐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见《列宁选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并直接指向剥夺剥夺者的革命结论。而什么“剩余快感”是什么?是什么拉康临床精神分析概念的社会学移植，一个不可测量、不可验证的玄学修辞概念。马克思从剩余价值走向《共产党宣言》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人据此结合中国实际共同汇成曾经的亿万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伟大不朽历史，而这个齐泽克从剩余快感走向的是什么啊?是“穿越幻象”，书斋里的、个体化的概念解释，永远不落到组织与政权问题上的什么“解放”概念。这种东西是“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运作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么?如果这样说，那就等于承认资本统治不仅靠价值增殖，还靠快感生产，从而把批判引向文化心理领域，放走了经济基础与政权这两个真正的斗争对象。这正是西方“文化左翼”半个世纪以来的共同伎俩，即把马克思主义改造为什么文化批判理论，使其丧失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锋芒。这些人用列宁的话所说：“用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见《怎么办》第一章第一节)。这迎合了鹿克思学者的口味，并引得其对之欣赏地五体投地，呜呼哀哉。
对“穿越幻象”的介绍：改良主义的终点站
鹿克思学者引述“幻象不能被阐释，只能被‘穿越’”，并将其作为批判路径介绍，但无产阶级要问了，“穿越幻象”的终点是什么?齐泽克好像不能说清吧，因为在他那里，穿越幻象之后没有革命组织、没有夺取政权、没有生产资料公有化，只有一种什么存在论姿态上的“与欲望拉开距离”，这就是把革命偷换为什么道德修养。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而齐泽克把一切出路收摄进什么主体的精神结构内部(这不是激进，这是最精致的政治无为主义)。鹿可思学者没有指出这一点，反而在结语里说其“有效性有待检视”，这种温吞的学术留白把其立场表现的淋漓尽致。
结语部分的“批判”：引几篇文献就算批判吗?
鹿克思学者最后的结语部分引张一兵说齐泽克“将拉康的奴役观社会化”，引张蝶说他“偷换理论维度”，然后就草草收场说“政治经济学批判依然是根基”。这种“引述他人观点加上不置可否”的做法，是资产阶级学院派规避立场的标准操作。无产阶级的批判必须给出明确的判决指出，齐泽克的理论在总体上是资产阶级学术工业中生产的“激进姿态商品”，它贩卖革命的外观(天天谈马克思、谈革命、谈“行动”)，却抽空革命的内容(阶级、政党、政权、专政)。这种“激进的无效性”是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最成功形态，它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身也收编为资本主义的消费品。 讽刺的是，齐泽克自己批判犬儒主义，而他本人的理论就是犬儒主义的学术版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仍然做着资本主义学术明星”。他这样的原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超利害的研究没有了，代替的东西是领津贴的论难攻击，真正的科学考察没有了，代替的东西是辩护者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恶的意图。”(见《资本论》序言)。
结尾语
鹿克思学者用资产阶级学术的方式研究资产阶级学术，于是研究本身成了资产阶级学术。他梳理得越“全面”、转述得越“准确”，就越是齐泽克话语在中文马克思主义学科中的传播链条上的一环。马列毛主义对它的批判，不是否定梳理工作的价值，而是要求梳理必须服务于立场，学术必须服务于阶级，批判齐泽克必须以完成他从未完成、也从未打算完成的事业，即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为归宿。凡是不指向这一归宿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无论挂着什么学院的牌子、引用了多少马克思的原文，只是在马克思的遗产上做官，而不在战场上作战。对鹿克思和齐泽克什么的人来说，就送给他们恩格斯一句话吧：“再但愿他们能懂得：他们那种本来还需要彻底的、批判性的自我修正的“学院式教育”，并没有授予他们有资格在党内担任相应职位的军官证书;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普通一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29卷85-86页，每个党报编辑都应该从普通一兵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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