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论纲
引言
二十世纪是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世纪，在革命的浪潮中，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甚至有与资本主义阵营分庭抗礼之势。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失败告终，二十世纪社会主义不是在正面战斗中被资本主义击溃的，相反，他死于背叛与复辟，死于从自己身体内部生长出来的垄断资本主义。五十年来，革命者们反复追问革命失败的原因，或者说追问复辟的原因，但他们往往忽视了一个问题：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一、社会主义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意义，也就是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社会阶段。过渡时期的问题最早由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其进行了阐发。
《哥达纲领批判》认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仍然有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而共产主义社会又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还带有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一个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发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与共产主义第二阶段(高级阶段)。就此处文本而论，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法权(此处主要是指按劳分配)，即看似平等但实际上会造成不平等的权利仍然存在。当“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生产力继续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被消灭后，社会才进入真正的共产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只有到这个时候，不平等才能真正被消灭。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说，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能够被称为共产主义，只是因为其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已，而其它方面则远远没有摆脱旧社会的影响，因此称这一阶段为“社会主义社会”才更科学。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国家仍然会存在。因为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国家的镇压职能不再需要了，但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列宁说：“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总之，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认为国家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阶段)是一种消亡中的、没有镇压职能的国家，而在共产主义第二阶段，国家的完全消亡才是可能的。
毛泽东对过渡时期的讨论看似与马克思、列宁有极大的不同，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过渡时期的一部分。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重要的历史时期”，而“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这种差异似乎更加显著：“第一个时期……资产阶级的国家。第二个时期，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第三个时期，在共产主义社会，不需要国家，国家消亡。”这就似乎意味着，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也属于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也存在着阶级斗争，因而需要无产阶级专政，需要执行镇压职能的国家。
这种论断似乎与《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南辕北辙。但正如斯大林所说：“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国家的消亡不是经过国家政权削弱的道路，而是经过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加强的道路到来的。”“高度发展国家政权是为了给国家政权的消灭准备条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民主，任何形式的民主在过渡时期必然表现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
其中道理并不复杂。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在资本主义内部，通过革命，无产阶级作为否定因素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中上升为主要方面，而经过短暂的过渡时期后，否定因素统摄了整个社会，资产阶级被消灭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也被消灭了。在资产阶级掌权时期，阶级斗争就是阶级对立的加强，即资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和无产阶级因资产阶级的壮大而壮大。但在无产阶级掌权时期，阶级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消灭，因而也就是阶级的消亡。没有资产阶级，本身便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表现，本身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专政只可能以民主的形式进行，而民主只可能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因而是一种专政。所谓民主，本意也不过是人民独裁而已。
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国家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因为价值规律仍没有被消灭。而消灭价值规律唯一的方法就是建立计划经济，根据实际的生产能力与需求进行生产，而这种计划经济必然需要庞大的统计和规划机关，需要庞大的工厂管理机关。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计划经济是组织起来的大工业，计划经济的国家只可能是比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更具权威的国家。所谓“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或者消亡中的国家，就是这样一种国家。也只有当这种国家的统计深入每一个车间和农场，当这种国家的计划能力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价值规律才能够被消灭，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才内能够发展到共产主义第二阶段。到这个时候，高度发达的国家机器使得统计与计划成为普通劳动者都具备的技能和习惯，国家的完全消亡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虽然资产阶级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已经不存在了，但消灭价值规律的任务使这一时期的国家仍然需要被加强，这一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会被继续巩固。
当然，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判断，甚至不惜对列宁进行字句上的修改，决不仅仅是因为某种单纯的理论层面的考量，而是因为残酷的现实就摆在他的眼前：那些宣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而且存在着资产阶级，存在着阶级斗争。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只有资产阶级法权而没有资产阶级的，这意味着他看到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在晚年，毛泽东说：“中国现在还不行，不够好。总而言之，中国现在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其实是有不少相似之处的。我们不妨明确的说，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那样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只是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后文所有社会主义均指共产主义第一阶段，20世纪社会主义则指20世纪历史中成立的社会主义政权。)
二、二十世纪的垄断资本主义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革命通过否定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运动，而得以达到20世纪社会主义的阶段。帝国主义当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但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是建立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矛盾的总爆发，在战争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崭露头角。
列宁对此当然有所察觉，但他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历史意义的估计是乐观的。列宁说：“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他又说：“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列宁认为：“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大难临头 出路何在》)其主要观点是：一战中诞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可能构成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时期，而只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基础。列宁说：“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从垄断组织向前进。”然而，垄断资本主义有着自身的矛盾运动。
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主要指以下的政策：实行银行国有化、将大型垄断组织收归国有、取消商业秘密、强迫资产阶级参加联合组织、强迫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这当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政策，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其自身的发展阶段，一战时期的种种政策还只能说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萌芽，仅仅通过这样的政策是难以达到社会主义阶段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进行简短的回顾。
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逐使得他们之间彼此竞争，有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者一方面以更快的速度进行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兼并实现资本集中。生产的规模化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过剩愈发严重。在1873年以后，生产过剩危机首先以价格危机的形式爆发，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商品价格出现了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下降。为了应对价格危机，大企业之间开始形成价格同盟，垄断组织卡特尔出现了。资本主义在1890年以后私人垄断进入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金融资本支配产业资本，且少数主要的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较少的资本撬动大量资本。
在此情况下，个体资本生产的组织化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导致生产过剩危机进一步加深。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却继续减少，工人阶级对生活资料的消费能力相对不足。另一方面，几个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生产失衡，生产资料也出现过剩，资本过剩的现象也出现了。在危机前1921-1929年的黄金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开工数就已严重不足，大批工人因此失业，美国失业者平均每年都在220万人以上，英国失业率在最低的1927年也达9.7%。在此情况下，个体资本通过试图通过商品输出、扩大信贷以及培植工人阶级上层的方式消化过剩产品，而通过投资乃至输出资本的方式试图消化过剩资本。当然，此时帝国主义向殖民地的资本输出主要以在殖民地生产商品，向殖民地倾销为目的。
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意味着个体资本无法有效应对商品过剩与资本过剩，危机中，罗斯福通过种种方式建立起“新政资本主义”，在经历二战后的一段发展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第一种成熟形态出现了。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增加的财政支出来干预资本积累。财政支出最初往往只是被用以豢养一个腐朽的军工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在其他国家则有不同的表现)，但同时的确推动了经济复苏，遏止了失业。曼德尔说：“战后黄金年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所有经济部门的完全工业化……这种对以往由农民家庭或其他家庭所承担的生产过程的征服,扩大了资本的活动范围,增加了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推动了无产阶级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意味着，垄断资本主义在本国再也无法将新的人口转变为新的无产阶级，利润率下降规律于是就开始发挥作用。单纯增加军工产业和房地产投资、扩大生产对资产阶级来说无利可图，过剩资本流入消费品产业，于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向增加福利开支，以刺激消费。
美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通过诸如“伟大社会”“向贫困开战”一类的政策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第二阶段。即一方面在财政支出到达极限的情况下通过降低利率等货币政策刺激投资，一方面通过增加国家福利支出提高无产阶级的实际工资收入，从而缓解生产过剩危机的阶段。但这种缓解危机的方式只能够使得过剩商品得到消费，换言之只能够实现剩余价值，而无法提高剩余价值率，于是资本过剩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紧要问题。马克思说：“所谓的资本过剩，实质上总是指那种利润率的下降不会由利润量的增加得到补偿的资本的过剩，或者是指那种自己不能独立行动而以信用形式交给大产业部门的指挥人去支配的资本的过剩。”如果说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均是金融资本支配产业资本，那么随着资本过剩的发生，产业资本也开始积极寻求将自身的过剩资本转变为金融资本，即将空转的资本投入到利润率更高的其它行业，甚至其它国家去。早在1966年，美国全部制造企业销售额的39.2%和资产的45.7%就已被尚在襁褓中的跨国公司控制。最终，在1970年代的滞涨危机后，大规模的产业资本转移使垄断资本发展到了通常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或“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阶段，也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
在这一时期，垄断资本通过将自身输出到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国家，以及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二阶段受保护的稳定雇佣转变为灵活积累的方式，提高了剩余价值率。然而，资本主义并未在此时如某些人设想的那样发展为一种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不平衡规律发挥着作用，边缘地区资产阶级即使在剥削工人的过程中分润着较少份额的剩余价值，但仍然倚靠庞大的工人阶级群体，也就是剩余价值量，使自身有可能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成为帝国主义。直到此时，曼德尔所说的“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所有经济部门的完全工业化”才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得以实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才得到最充分的暴露。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爆发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矛盾彻底暴露的时期。列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极大的发展起来，但这最多只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雏形，真正成熟的第一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二战后才得以建立。可以认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二战结束的三十年，其实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时期。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这只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而不是垄断资本主义最后的危机。即使革命者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面临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围剿，甚至由于生产方式的落后，无产阶级国家不得不效仿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根本原因。
三、二十世纪社会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
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二十世纪社会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的相似之处。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建立起中央计划经济，但种计划经济从未制约和消灭价值规律。在较为发达的苏东国家，中央部委对企业拥有更大的权力，中央的财政拨款是投资的主要方式，但部委与大企业之间就计划进行的协商使中央计划并不完全依据对生产能力与居民需求的统计进行，可以说，这种经过协商的投资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大型私有企业的投资其实有相似之处。需要指出，即使是这种计划经济，也是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才得以建立的。没有斯达汉诺夫运动与大清洗中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央计划就无法建立对地方党政机关的相对优势。
而在二十世纪中国，情况就更加不容乐观。我国的计划经济带有强烈地方计划经济的色彩。由于专业统计和计划人员的缺乏——这方面最初的专业人员甚至来自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计划经济的覆盖面和精确度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于是全国计划实际上成为每个部和省区力图寻求自我平衡的过程，计划的制定过程更像是将计划指标层层分解、层层分包的过程。而这更为根本的原因是，中央虽然可以通过行政权力支配地方政府，但中央缺乏足够强大的经济能力控制地方经济。
这在企业管理权的问题上也有体现。1958年，中央将百分之八十的直属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大跃进失败后进行了收权。1969到1970年，又有大量企业管理权被下放，保留的中央企业的工业产值在全民所有制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占到8%左右，此后再次进行了权力回收。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企业管理权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被下放或回收，放权导致的投资过热与不平衡，生产于是陷入停滞，失业率也随之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能通过收权约束地方企业，压缩投资以度过危机。但收权后，中央所能掌握的工业资本其实十分有限，这就导致积累率的相对降低，因此一段时间的收权后总是伴随着放权。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中央和地方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关系外，还有一层更为复杂动态的经济关系。由于行政指令与政治动员无法改变价值规律，由于资本的集中程度不够(即使在收权的60年代中期，中央控制企业工业产值占比仍不到50%)，中央对地方无法做到苏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样的“父爱主义”，而只能是“虚君共和”。财政制度由“统收统支”被迫转变为“定收定支，收支包干”背后，也同样是资本的集中程度不够的体现。我们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的地方资产阶级集团问题同样根源于此，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单纯的打倒地方资产阶级集团，只能使20世纪社会主义的资本集中程度达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还不足以让他过渡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相对于今天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言，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集中程度无疑是很低的，通过否定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20世纪社会主义同样如此。也是因此，20世纪社会主义中的价值规律并非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那种消亡中的价值规律，而是仍然发挥着作用的价值规律。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既然受价值规律的支配，那么就仍需要进行竞争，进行资本积累和集中，即使这些竞争、积累和集中是披着计划经济的外衣进行的，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也会像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样，区分不同的阶段。在某个阶段，资本积累像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那样分散的进行，在更高的阶段，资本积累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一阶段那样通过国家投资进行。无疑，苏联通过一五计划、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及大清洗成功抵达了第二个阶段，而中国则长期处于第一个分散积累的阶段中。中国社会主义的最后一场阶级斗争，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次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完成这个过渡为目的的。在革命的尾声，革命者这样说：“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显然，他们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历史位置。
毛泽东也早已说过：“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在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他进一步指出，“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意味着毛泽东意识到了计划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计划经济内存在商品经济是必然的，存在价值规律也是必然的。但是，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才能废除商业。”因此，他认为不仅要发展生活资料的商业，还需要让“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这里彻底表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不同形态的对立。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已然是指通过否定的形式发展商品经济，因而也就是通过消灭的形式推进商品经济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然而，由于二十世纪尚处于资本主义的肯定阶段，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因而这一以否定的形式发展商品经济，反而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复辟。在这里，时代的条件使得毛泽东最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复辟的先声。他需要一边小心翼翼地培植商品经济、利用价值规律，一边时刻警惕着资产阶级随着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发展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通过反复辟使资本主义复辟。
那么，我们是否要说，20世纪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垄断资本主义呢?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各种方式干预资本积累，甚至不惜在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通过集体谈判、终身雇佣来调和矛盾，但他们一开始就放弃介入对生产的管理。凯恩斯曾给罗斯福写信说：“你要么给商业更多鼓励，要么自己接管他们的更多职能。”而罗斯福很快给出了自己的选择，1938年，美国降低资本利得税，取消资本未分配利润税联邦预算赤字由1937年的8900万美元增长到1938年的28.5亿美元。新政初期，罗斯福曾雄心勃勃的希望由国家直接介入对生产的管理，而后来他满足于扩大财政赤字进行调控，这构成了后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底色。显然，国家即使是以一种总体资本家的姿态介入个体资本的生产，都不被资产阶级接受。而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革命者从未放弃让工人阶级介入生产，从未满足于仅仅通过财政对经济进行调控。这意味着，在生产方式极端落后，甚至在一些方面落后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不仅掌握了国家机器，也试图成为商品生产的主人，试图战胜价值规律。
总之，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我们不可能认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仍然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进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这一过渡是漫长而艰苦的，对于苏联而言，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出发经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对于我们而言，过渡起点甚至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资本主义。因此，过渡本身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对无产阶级而言就是不可能完成的历史任务，即使他们表现出了无比的英雄气概，也最终不免失败。更具悲剧色彩的是，在一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最终成为建立成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环节，对这些国家资产阶级而言，社会主义革命唯一的意义只有资本原始积累与资本积累。
但这就是客观的历史运动。计划经济与无产阶级参与生产管理的成熟形态只可能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否定阶段，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但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开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就开始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大，斗争的领域从工厂蔓延到全社会，从经济基础蔓延到上层建筑领域，这使得无产阶级在危机时刻可能夺取政权。即使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不充分的，无产阶级也必然会尝试限制、消灭价值规律。
因而，过去关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及其复辟的主流观点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趋向认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因而它无法从理论上解释复辟问题的产生，只能诉诸于思想观念或政治制度等神秘因素，从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另一种则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可能存在无产阶级专政，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自始至终都只是资产阶级革命，从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判断事物规律必须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出发，以至于在思想上入了资产阶级党。
尽管借无产阶级国家之手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与资本积累的确起到了推动某些国家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尽管工人的阶级斗争成为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的一环节。但这与马克思主义者所要考虑的问题毫不相关，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的矛盾对立中并不站在资产阶级的那一面，也因为只有从原始积累时期，持续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阶级斗争，才能够最终推动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因为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诞生伊始所寻求的便只是资本主义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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