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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韩国《韩民族日报》曾发布专栏文章《韩文与阶层：历史在重演吗》，其中有书：
조선시대 양반은 한자를 독점하며 백성을 통치했다. 오 늘날 엘리트는 한글전용을 내세우며 대중을 통치한다.
겉으로는 평등한 문자를 내세우지만, 실제로는 한자 능 력을 통해 계층 벽을 유지하는 구조다. 아이러니하게도 민족주의를 내세운 문자 정책이 오히려 봉건 시대보다 더 공고한 계층 구조를 만들고 있다.
朝鲜时代两班贵族垄断汉字统治百姓，如今的精英们又打出“韩文专用”的旗号统治大众。
表面上标榜平等的文字，实际上却通过汉字能力维持壁垒。讽刺的是，标榜民族主义的文字政策，反而构建了比封建时代更牢固的阶级结构。
这篇言辞辛辣的时评文章所指，正是韩国社会一个极其怪异诡谲又略显有趣的现象。
从政策到宣传，从政客到(偏保守)媒体，自朴正熙执政时期颁布“去中文化”策略以来，文字领域的“废汉兴谚”即鼓吹“韩国人应当使用自己的韩式谚文”，始终是韩国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精神灌输手法——然而，煽动民众“遗忘汉字”的同时，细察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特别是高薪行业与塔尖顶级政商圈层，汉字却向来是必备技能，乃至于某种“身份象征”。
别的不说，几乎历任总统都喜好在各类场合大秀书法，并在青瓦台办公室或家中悬挂各种汉字书画作品。
2013年时，《东亚日报》就有评论：
대한민국 역대 지도자의 서예 작품엔 그들의 기질이 녹아있다. 글자는 당대의 시대정신과 정치사상을 담았고 글씨는 성격을 드러낸다. 역대 대통령들은 모두 한자 서예를 통해 정치적 품위와 문화적 권위를 드러냈다.
韩国历代领导人的书法作品中融入了他们的气质。文字承载着时代精神与政治思想，字迹彰显着性格。历代总统都通过汉字书法展现政治风度与文化权威。
回想逾半个世纪之前的1948年10月，南韩国会正式通过《韩文专属用途法》(又称《谚文专属用途法》)，作为建国后的第六号法律。
该法明确规定：
大韩民国的公文一律使用韩文书写……在必要时可在括号内并用汉字。
同时，法案要求逐步废除教科书中的汉字，推行纯韩文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法律的制定者与推动者，几乎都出身于传统精英家庭，受过良好的汉学教育。
首任总统李承晚，就是朝鲜王朝科举秀才出身，精通汉文，擅长汉诗与书法。
此人一边推动韩文专用政策、大兴爱国主义声浪，一边在私人场合与外交活动中频繁使用汉字……
政策制定者自身行为与政策导向的背离，或许从一开始就预示了这场运动的双重标准。
1970年，朴正熙亲自推动《汉字废止宣言》，推出了一系列力度空前的韩文专用政策。
如全面禁止小学教授汉字，删除所有小学教科书中的汉字;初中、高中仅保留九百个基础汉字作为选修课，且课时被大幅压缩;高考取消汉字科目。
行政领域亦然，政府公文全面剔除汉字，一律使用纯韩文;各级行政机关的牌匾、标识全部改为纯韩文。
同时，要求报纸、杂志、广告牌、历史建筑牌匾全面改用纯韩文，甚至强行拆除历史古迹上的汉字匾额，替换为谚文。
朴氏自己作为一名“朝奸”，却竟将使用韩文与“爱国”“民族自立”直接挂钩，将汉字污名化为所谓“殖民遗留”“外来文化”，更将反对废汉的声音扣上“事大主义”“不爱国”的帽子。
其本人曾公开宣称：
拒绝韩文者，即拒绝民族未来。
如是将文字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做法，使得“去汉字化”迅速从一场文化政策演变为一场全民性的民族主义动员令。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强力推行汉字废止政策的朴正熙本人，与李承晚一样同是一位汉学功底深厚、书法造诣颇高的“汉学通”。
朴正熙出生于传统乡绅家庭，自幼接受汉文教育，青年时期曾以“高木正雄”的日文名就读于满洲军官学校，期间始终保持着汉字书写习惯。
客观而论，此人书法造诣极高，笔锋温婉中透着刚劲，在韩国政治家中广受赞誉，其作品至今仍是韩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热门标的。
不仅朴正熙，当时推动废汉政策的绝大多数南韩政府高官、国会议员与知识分子均受过系统的汉字教育，具备良好的汉字读写能力，并且一生都习惯于使用汉字进行交流与政务处理。
反观1970年后出生的普通韩国人，从小接受纯韩文教育，几乎没有系统学习汉字的机会，被称为“韩文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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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韩国教育部去年的统计数据，韩国高中毕业生平均认识的汉字已不到300个，而1970年之前这一数字是1800个。
成均馆大学前年对1500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能认识500个以上汉字的学生仅占28%，能写出100个汉字的不到15%。
整整三代韩国人，在公共教育体系中被剥夺了汉字学习的机会，只能凭借“家庭能力”自主学习汉语，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汉字文盲”。
汉字能力的缺失，直接导致了韩国国民整体读写能力的下滑——韩语中约57%-70%的词汇源自汉字，尤其是抽象概念、专业术语与书面词汇，绝大多数是汉字词。
表音的韩文只能标记发音，无法区分大量同音异义词，脱离了汉字的语义锚点，人们对词汇的理解只能停留在表面发音，无法把握深层语义与构词逻辑。
韩国教师协会联合会2024年调查显示，92%的受访教师认为学生识字能力较以往明显下降，课堂上约两成学生需要额外帮助才能理解教材内容;48%的教师认为部分学生阅读能力未达年级标准。
梨花女子大学韩语系教授林东勋就有痛心指出：
脱离汉字的韩语学习就像死记硬背外语，完全没有逻辑支撑。学生只能机械记忆单词的发音，却无法理解词汇之间的关联，阅读与写作能力自然持续退化。
包括许多韩国“主张废汉者”用以支撑的理由“AI发达，无需学习汉语”，韩国汉字研究所所长河永三就有针锋相对的反驳：
AI时代社会更需要真正懂汉字的人。废除汉字，导致韩国年轻人缺乏精确表达和深层理解能力。
韩国古典文学翻译院院长金彦钟，去年更是在向李在明作报告时当面打趣道：
现在的学生连总统名字里的‘在’和‘明’都不认识。
对此李在明则回复：
我认为，哪怕只学《千字文》，也能帮助大多数学生理解词语的深层含义、培养思考能力。只不过，要把它制度化，似乎需要跨越巨大的障碍……
身为一位偏左翼的、具有强烈改革野望的总统，李在明所言之“障碍”，究竟是什么?
这，这便是尤为需要注目的：韩国民众汉字读写能力的集体退化，并非均匀分布在所有阶层……
韩国精英家庭或高收入家庭可以通过高端私教弥补公立教育的缺失，而底层家庭的子女只能在纯韩文的教育环境中被动接受能力的弱化，难以承受真正实用性的汉字汉语教学背后的经济成本。
由此，不同阶层乃至不同圈层之间的汉语能力差距会随着年龄增长不断拉大。
以闻名遐迩的首尔江南区为例，作为著名的富人聚集地与“教育内卷炼狱”，这里的汉字补习班数量最多、密度最大、学费最高。
根据韩国教育网站“江南妈妈”去年数据，江南区知名私塾的儿童汉字班平均课时费达每小时9.8万韩元，较同级别英语课程溢价42.6%，高端的汉字能力考试冲刺班月学费更是达到28万韩元以上。
韩国教育部与国家数据厅的调查显示：月收入300万韩元以下的低收入家庭，学生人均月私教育支出只有19.2万韩元;而月收入1000万韩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这一数字高达72.8万韩元，差距接近四倍。
至于在汉字补习这一项上，落差更为悬殊。
低收入家庭连基本的学科补习都难以负担，更不用说支付额外的汉字补习费用。
他们的孩子只能接受公立学校的纯韩文教育，汉字能力严重不足;而富裕家庭的孩子则通过持续的私教投入，早早建立起汉字能力优势。
基础教育起点的不公平，最终会转化为职业发展与社会地位的不公平。
早在2004年，韩国经济人联合会和贸易协会就劝告十九万家成员企业：
在招聘时增加汉字考试。
随后，三星、现代汽车、SK、锦湖等主要财阀陆续引入了汉字能力考核。
是年，三星集团同立规定：
对持有公认汉字能力资格证三级以上的应聘者，在招聘笔试中加20分。
六年后的2010年，三星在大学毕业生招聘中再度根据汉字能力考试成绩和等级在满分为500分的职务适应考核(SSAT)中加码25分，相当于总分值的5%。
三星前总裁李健熙生前曾有过这番表达：
如果想了解中国，首先应了解汉字文化。
SK集团与锦湖集团从更早的90年代起即实行汉字考试制度，将汉字能力视为员工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据韩国《朝鲜日报》2006年的报道，彼时韩国大学生普遍将“汉字能力资格证”与托业(TOEIC)、计算机资格证并称为“就业三大必备证书”，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等名校甚至有过阶段性规定：
学生必须拿到汉字二级证书才能毕业。
对于底层家庭出身的求职者来说，公立教育没有教过的汉字，已成了进入大企业、政府专业业务职位、以及获得外向型高薪岗位的隐形拦路虎。
他们可能拥有不错的学历与专业技能，却因为汉字能力不足，在简历筛选与笔试阶段就被淘汰或是遭遇不公正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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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像的另一面，是完全云泥之别的光景。
韩国社会的顶层——政务界、法律界、医学界、财经界与学术界，汉字不仅从未消失，反而始终是精英身份的标配与专业能力的门槛。
韩国宪法、民法典、刑法典等根本大法，包括重要的判决书、行政命令，都会在关键术语后以括号标注汉字。
十年前，宪法法院甚至做出裁决：
所有官方法律文书、判决、合同、任命书必须在关键术语后附加汉字注释。
无他，韩国法律体系继受自大陆法系，大量法律术语源自汉字，如“物权”“债权”“侵权”“抗诉”“假释”等。
这些术语在韩文中发音相同或相近，仅凭韩文极易产生歧义。
翻开韩国的法典与判决书，随处可见韩文正文后括号标注汉字的现象，比如“수형”可以对应“受刑”“徒刑”“首刑”等多个含义，“민사”可以对应“民事”“民社”“民史”——如果没有汉字标注，法律条文的精确性将荡然无存。
韩国法务部也公开承认：
如果法律条文只用韩文写，不仅读起来费劲，更容易引发大规模的法律争议。
至于司法考试就更是韩国年轻人的“汉字鬼门关”。
韩国司法考试通过率常年徘徊在2%以下，很多考生败下阵来并非因为法律逻辑不行，正是因为汉字解码能力太差，难以一会考题中的专业术语，更无法精准书写法律概念。
尽管现在司法考试教材已大多使用韩文，但核心术语的汉字根基依然存在，没有系统汉字训练的考生很难透彻理解法律概念的深层内涵。
除了法律界，同是“高薪岗位辈出”的医学界自是不遑多让。
韩国医学术语中80%以上源自汉字，从人体部位到疾病名称，从诊断治疗到药品名称，几乎都建立在汉字构词体系之上——比如“두통(头痛)”“뇌졸중(脑卒中等)”“진단(诊断)”“치료(治疗)”“혈압(血压)”等，都是典型的汉字词。
之于韩医，掌握汉字不仅是读懂医学典籍、理解专业术语的基础，很多时候亦是职业身份与医术权威的象征。
医院的处方、病历、检查报告中，至今仍大量使用汉字缩写与标注。韩国顶级医院的医生在学术交流与病例讨论中，也会频繁使用汉字术语来精准表达含义。
2009年时，时任韩国医学用语实务委员会委员长姜钟明即有对外吐露：
医学术语大部分以汉字词为基础形成。不熟悉汉字，医学知识的深度就必然从根本上受限。
高收入精英阶层通过在私域与专业场域保留汉字使用权，已然客观上构建起一道无形的文化壁垒，将普通民众挡在高端职业与权力圈层之外。
之前爆火的一部韩剧《财阀家的小儿子》中，财阀创始人陈养喆写毛笔字(写下汉字“割鸡焉用牛刀”)的剧情，原型正是三星创始人李秉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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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略显悲讽。
与精英阶层主动掌握汉字学习资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底层民众普遍对汉字持抵触甚至排斥态度——这种态度当然并非天生如此，而是如前文有述，随着半个世纪以来发源自韩国顶层的长期意识形态宣传与政策引导，统治精英已然通过“百试不爽”的民族主义动员话语，成功将“去汉字化”包装成“忠诚于大韩民国国格的爱国行为”，让千万韩民在不知不觉中主动放弃了汉字这一「文化资本」，自我封闭了阶级跃迁的通道。
皮埃尔·布尔迪厄曾有认为：
资本不仅包括经济资本，还包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
文化资本可以通过教育体系实现代际传递，从而再生产既有的阶级结构。
韩国至今存在大量致力于韩文纯化的民间组织，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韩文振兴会”(한글진흥회)、“韩国语学会”等机构。
这些组织定期出版刊物、举办活动、发起请愿，不遗余力地推动纯韩文使用，反对汉字教育。
今年4月韩国国家教育委员会曾尝试提出“教材汉字标注方案”，韩文振兴会立刻发起万人请愿，以“文字主权危机”为由抗议政策倒退：
汉字标注会动摇《韩文专用法》确立的法定文字秩序，削弱韩文作为民族共同语的符号权威性，是对民族语言的背叛!
只是，这些组织的核心成员，很多本身就是出身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
他们一边享受着汉字带来的优越文化资源，一边向民众鼓吹纯所谓韩文的“纯洁性”与“爱国性”……其话语逻辑与当年朝鲜两班贵族贬低谚文为“妇孺文字”如出一辙，只是方向完全相反。
一如 OhmyNews(오마이뉴스)(一家用户量颇大的韩国“公民新闻”平台)专栏文章《韩文专用的双重标准》给予的尖锐吐槽：
한글진흥회 같은 단체들이 '민족'을 내세우며 한자 교육을 반대하지만, 정작 그 단체의 핵심 인물들은 대부분 변호사, 교수, 기업인 등 엘리트다. 그들 자신은 한자를 잘 쓰면서 대중에게는 한자를 못 배우게 하는 구조를 지키려는 것이다.
韩文振兴会之类的团体打出“民族”旗号反对汉字教育，但其实该团体的核心人物大多是律师、教授、企业家等精英。他们自己汉字用得好，却想维持大众不能学汉字的结构。
遥望十六年前，首尔市政府修复光化门时，一度围绕匾额“用韩文还是汉字”产生踟蹰，韩文学会、韩国字文化协会等团体第一时间群起攻之，认为悬挂汉字匾额是“对韩文的侮辱”，并与支持汉字的民众发生对峙……
剖析内核，韩文纯化运动的核心叙事，是建立“韩文=民族=爱国”与“汉字=外来=殖民”的二元对立。
他们反复强调：
韩文是世界上最科学、最优秀的文字，是韩国民族智慧的结晶;而汉字是中国的文字，是韩国过去事大主义的遗留……
使用汉字就是丧失民族主体性，就是不爱国;
废除汉字、使用纯韩文，是实现民族独立、彰显民族尊严的标志……
此等叙事简单粗暴直白，情绪感染力强悍，极易获得底层民众的认同。
对于缺乏公平教育资源的底层民众来说，认同韩文、抵制汉字，是一种“低成本的爱国表达”，又充满了朴素的合理性，更是一种快速获得民族身份认同的自我愉悦方式——但他们不会意识到：这种被建构出来的民族情绪，恰恰服务于精英阶层的阶级利益。
还是前面提及的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他曾进一步指明：
教育系统是文化再生产的核心场域。
统治阶级将自身的文化编码为“合法文化”，通过学校教育进行筛选——拥有对应文化资本的统治阶级子女更容易获得学业成功，取得文凭;而底层阶级子女因缺乏相应的文化资本，往往被贴上“能力差”的标签，在教育竞争中失败。
这样，教育系统就以“公平竞争”的名义，将原本基于出身的阶级不平等，转化为基于个人能力的自然差异，使阶级结构合法化、自然化。
也就是今年4月韩国《真日报》发布的社论《韩文专用教育反而导致不平等》祭出的犀利评判：
한자 교육을 축소한 '한글 전용' 교육이 오히려 불평등을 초래했다는 점을 나타낸다. 초등학교부터 단계적으로 시작해 중고등학교까지 한자를 평등하게 배울 수 있는 방안을 고민해야 한다. 사교육에만 의존하는 구조는 계층 간 벽을 더욱 높일 뿐이다.
缩小汉字教育的“韩文专用”教育反而导致了不平等，这一点已经显现。应当从小学开始分阶段推进，研究到初高中为止能平等学习汉字的方案。只依赖课外教育的结构，只会进一步抬高阶层间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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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国立国语院调查显示：韩国收入较高群体中认为自己“能熟练使用汉字”的比例较高。
在月收入551万韩元以上群体中，能熟练使用汉字的比例为62.6%;但低收入群体中，“认为需要学习更多汉字”的比例最高，达到19.0%——这组数据有两个重要含义：其一，高收入群体的汉字自我效能感更高，说明经济资源与汉字能力之间存在关联;其二，低收入群体对汉字学习有更迫切的主观需求，但现实教育机会有限。
换言之，韩国底层民众并非不想要汉字，而是很难得到系统培训，更无力负担经济支出。
十四年后，梨花女子大学文化社会学研究所在2024年的报告中完全直击阶级现状：
기초 한국어 교육이 공교육 부문에서 약화되면서 교육 의 책임이 가정으로 이전되었고, 가정 환경과 계층에 따 라 한국어 능력 격차가 벌어졌다. 한자어 지식은 세대 간 문화자본 전달의 핵심 지표로 작용하며, 계층 재생산 의 중요한 기제로 기능하고 있다.
责任转移到了家庭，韩语能力差距根据家庭环境与阶层不断扩大。汉字知识成为了世代间文化资本传递的核心指标，发挥着阶级再生产的重要机制作用。
同年，韩国教育课程评价院的朴善宇、金敏雅联合撰文：
한자어 어휘력이 높을수록 읽기 이해력이 유의미하게 향상됨을 실증적으로 증명했다. 이 연구는 대도시 학생 들과 그렇지 못한 학생들 간의 한자어 교육 기회 차이가 문해력 격차로 직결될 수 있음을 시사한다.
汉字词词汇量越高，阅读理解能力就越显著提升。研究表明，大城市学生与非大城市学生之间的汉字词教育机会差异，会直接转化为读写能力差距。
公共教育在“去汉字化”，私人资本却在重新商品化汉字;民族主义把下层推向“纯韩文”，但精英通过考试、家族传承和职业训练把汉字保留为阶层内部的交换密码……
此等手法的功能是一种“结构性剥夺”。
实质不过是精英通过政策减少了公共教育中的汉字供给，但宣传话语却将问题反转为“如果你主张学汉字，你就是反对韩文、不爱国”。
于是，底层在道德上获得优越感，现实竞争中却失去了一种重要能力。
因此，所谓“阳谋”并不一定是一群精英在密室中制定的详细计划，而更像一个结构性自我强化系统：公共政策“去汉字化”，民间的民族主义则把“去汉字化”美化为爱国，私人资本市场旋即将汉字教学明码标价，进而导致专业领域、高薪岗位、权贵圈层持有汉字门槛——此时，媒体又以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服务不同阶层，使得“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
在人类政治史上，反复出现一种高度相似的现象：权力的掌握者们总是热衷于向社会底层民众描绘某些事物的可怕面目，把它们斥为“洪水猛兽”，劝诫、警告乃至立法禁止民众触碰——然而，恰恰是这些统治者和权贵阶层自己，却对这些被宣布为“危险、堕落、有害”的东西紧抱不放，乐此不疲，甚至将其内化为身份、品位、教养和权力的标志。
中世纪天主教会严禁平信徒阅读和解释《圣经》，自己却以唯一的解释权自居;奥斯曼帝国一度以死刑禁止印刷阿拉伯经文，宗教阶层却持续垄断着书写与解释的特权;德川幕府长期禁止民间持有和使用枪支，武士阶层却独占暴力资源……
在当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资本与国家又通过知识产权、学术数据库、数字平台、算法技术等等等等，把知识和数据圈占起来，高墙深院，排斥底层……
此处，必须再次引述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与阶级统治关系的基本判断：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乐天财阀创始人辛格浩永诀式现场，牌匾以汉字书写
而马克斯·韦伯对现代官僚制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知识垄断与统治合法性的内在联系：
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是‘法律—理性权威’，官僚制正是这种合法性的制度载体。官僚机构依赖于专业知识和行政程序，现代官员通过垄断专业知识来控制社会。技术知识由此成为现代官僚权威的核心，官僚群体通过对信息的控制和选择性发布，使外部人难以质疑其决策。
哈贝马斯则在韦伯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合法性危机”理论，他指出：
当代国家日益依赖专家知识，政府把复杂问题转移给专家和专门机构，专家知识的垄断影响了公众对治理的信任，造成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张力。
当民众丧失对信息的知情权和判断能力时，所谓‘民主参与’也就变成了对专家权威的被动接受。于是，权贵和官僚们一方面高喊‘专业化’‘科学决策’，把某些决策领域划为普通民众不得置喙的禁区;另一方面又在这些领域内部互相交换利益、巩固特权。
这种‘专业化’话语，与中世纪教会‘神圣解释权’的宣称在结构上并无本质区别：都是通过垄断知识来垄断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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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透析，17至18世纪以后，西方社会的权力形式逐步从“主权权力”转向“规训权力”，即通过“层级观察”(监视)、“规范化裁决”(标准判断)和“审查/检查”(垄断定义权)三个核心技术，对个体进行持续的监督和矫正。
边沁的“全景监狱”，正是这种权力的极致隐喻。
知识，就此沦为规训权力运作的核心工具。
权力利用知识以及对于知识的定性权、垄断权、处置权，对不符合规范的行为进行惩罚或矫正，塑造“驯服的主体”——由此，民众不仅在外在行为上服从，更在精神上认同权力逻辑，产生“自我臣服”的幻觉，将外部的压制内化为对自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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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民族主义的所谓“政治宗教化”，信哉斯言。
因为，宗教正是这么玩的——119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发布信件，禁止未受过教育的平民和女性接触《圣经》，并谴责秘密翻译方言圣经的行为;1229年，图卢兹公会第14号法令又明确规定，禁止平民拥有旧约和新约，除非其中包含在《日课》或《圣母的时辰》中的特定章节，同时严禁将《圣经》翻译成普通语言，违者将被视为异端处理……
其结果，当然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圈层的权贵永固。
若返回本文的主题，恰如韩国《全球经济》的报道：
학부모들은 문해력 향상을 위해 자녀에게 한자를 가르치려 하지만, 공교육이 이를 뒷받침하지 못하면서 사교육 의존도가 높아지고 있다. 이는 곧 가정 경제력에 따라 한자 능력이 갈리는 계층 분화를 낳는다.
家长们为了提升读写能力想让子女学汉字，但公共教育无法支撑，导致对课外教育的依赖度上升。这直接催生了根据家庭经济实力划分汉字能力的阶层分化。
跋
文章最后还是忍不住一语：如果将此文读作“韩国人到底要不要学汉语”之题，但本篇也就算是白费功夫了……
学不学汉语，韩国人都能活。
所以，这件事或许并不重要——至少，不是最重要，更不是本文真正想要唠的嗑。
一百多年前的1922年，李大钊曾于《新青年》撰文，针对时局愤怒挥毫：
他们所用的‘人民’这一语，很是暧昧，很是含混。
他们正利用这暧昧和含混，把半数的妇女排出于人民之外，并把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男子排出于人民以外，而却僭用‘人民’的名义以欺人。
当然了，李大钊这话其实远不算锋利了——如果和距离他将近两百年前的雅克·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揭露相比的话：
富人以保护穷人为借口，最终把他们变成了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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