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马列毛主义对统治阶级的祛魅，核心在于用阶级分析这把“手术刀”剖开权力的神圣外衣，揭示其背后的经济基础与利益实质，让权力回归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来面目。马列毛祛魅的不是“统治职能”本身，而是附着在统治之上的神秘性、神圣性和永恒性。回顾与总结马克思、列宁与毛泽东的生平，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们主要是通过以下四个层面对一切阶级社会的统治者祛魅的。
从“天命”到“经济基础”：马列毛主义不承认任何统治者是“天命所归”或“超凡魅力”的化身，马列毛等革命先行者以实际行动证明一切政治权力和统治形式归根结底是由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国家不是全民利益的代表，而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如此一来，统治者的权威就从“神圣光环”被拉回到“利益结构”的现实中，其统治逻辑变成了可被审视和批判的对象。
戳破“全民”与“民族”的幻象：马列毛系统性地解构了统治者常用的合法性话术，尤其是指出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和抽象的“公民”概念掩盖了在生产资料分配环节人人不平等的阶级实质，进而揭露“民族主义”往往是本国剥削阶级用以转移国内矛盾、模糊阶级对立的思想工具，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去神秘化”使得统治者的道德号召和身份构建失去了蒙蔽被统治者的可能性，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选”闹剧与地方“割据”更是欲盖弥彰。
对“官僚特权”和“世袭”的否定：马列毛主义对统治阶级的祛魅在组织路线上体现为对“官本位”思想和权力私有化的批判，尤其是马列毛等革命先行者强调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而非“父母官”，权力来源于群众的委托和斗争的考验而非血缘或身份。马列毛等革命先行者从根本上否定“世袭制”和“血统论”，认为任何将公共权力“家族化”、“私有化”的行为都是向封建专制的倒退，这种理论设定从制度伦理上取消了所有的统治者个人及其家族的神圣性。
“祛魅”的科学底色：马列毛对统治者祛魅不是简单的道德谴责，而是一种冷静的结构分析。正如对《资本论》的深度解读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工作更接近一种“社会病理学”，尤其是通过揭示“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剥去了社会关系上的神秘面纱。马列毛追随者继承了这种科学精神，用“抽象力”穿透日常经验的幻象，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成为可被理性认识和规律解释的对象。
就像为开国功臣发放“免死金牌”的开国之君本身也没有“金刚不坏之体”而不可能长生不老，帝王将相“五世而斩”倒是屡见不鲜，社会主义政权的缔造者也有可能犯错误而晚节不保，甚至不乏“屠龙少年变身为另一条恶龙”而死于非命者。马列毛主义把统治阶级从“神坛”上请下来放进“社会关系”的解剖台上，通过继续革命与自我革命一再证明统治者的权力并非源于某种不可言说的神秘力量，而是源于具体的、可分析的、终究可被改变的经济社会结构。
1. 问题之由来
“祛魅”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韦伯提出的，被欧州资产阶级学者用以描述现代性进程中宗教神性从公共生活中退场、理性化秩序逐步主导社会运行的历史过程。但西方主流祛魅理论始终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消解了传统神学的统治合法性却又将新的统治形态包装为“理性的必然”与“程序的正义”，最终让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权力在形式平等的外壳下完成了新一轮的神秘化重构。
“祛魅”是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命题之一，但马列毛主义对统治阶级的祛魅不同于西方韦伯式基于理性化进程的“去神秘化”，主要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出发，以阶级分析为核心工具系统拆解权力神圣化的全部意识形态建构过程，将被各种合法性话术包裹的统治权力还原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本质。本文通过梳理马列毛思想体系中祛魅逻辑的三层递进结构揭示其从哲学根基、意识形态批判到群众实践的完整理论链条，进而结合当代社会权力运行的新形态分析这一祛魅理论在反权力异化、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与防范资本与权力合谋等方面的现实价值，旨在为新时代构建更加公平透明的权力监督体系提供理论参照。
马列毛主义的祛魅路径完全跳出了这一逻辑陷阱，不是满足于仅仅消解传统的“君权神授”叙事，而是进一步深入到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层面，从根源上揭示一切统治权力的阶级属性，指出所有试图将权力装扮成“全民利益代表”与“历史必然化身”的意识形态建构都是为了掩盖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支配关系。在当代社会，权力的神秘化手段不断迭代更新，从传统的天命叙事转向绩效主义、技术治理、精英治理等新的话语形态。毋庸讳言，重新理解马列毛对统治者祛魅的核心逻辑有助于打破新的权力拜物教、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
2.马列毛对统治者祛魅的理论逻辑脉络
马列毛对统治者的祛魅不是零散的观点集合，而是一套有着严密递进关系的完整理论体系，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批判、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理论探索与毛泽东对官僚特权问题的系统性反思形成了一脉相承的批判脉络。
2.1 理论起点：马克思对权力神圣性的经济基础解构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首次完成了对理性国家观的根本性颠倒，尤其是打破了黑格尔将国家视为“绝对理性自我实现”的神秘叙事，明确指出不是国家的理念决定市民社会的形态，而是市民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决定了国家的本质属性。在马克思看来，国家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是什么代表全民普遍利益的中立机构，而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其历史真相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所有制秩序、将剥削关系合法化而构建的暴力机器。
马列毛主义对统治阶级的祛魅逻辑彻底推翻了所有试图为权力赋予超验合法性的理论建构：权力的来源不是天命、不是理性、不是民族的神圣使命，其全部根基都建立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之上。统治阶级之所以能掌握权力，本质上是因为他们占有了生产资料，能通过控制物质生产过程支配整个社会的运行，国家的法律、军队与行政体系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这种所有制秩序服务的。马克思进一步在《资本论》中通过拜物教批判延伸了这一逻辑：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伪装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资本获得了支配一切的神秘魔力而站在资本背后的统治阶级，同时借助这种物的神秘性将自身的统治装扮成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让被统治阶级在无意识中接受被支配的现实。
社会主义国家的干群关系若不对权力祛魅则有否可能复辟阶级统治?只要不对权力祛魅，从干部到群众都会显著提升社会主义国家复辟阶级统治的现实风险，这一过程并非抽象推演，而是有明确的制度演化逻辑与历史案例支撑。第一，权力祛魅缺失的核心演化链条：权力来源认知异化导致权力被包装成特殊身份的专属能力而非人民赋予的公共工具，干部群体就会从“人民勤务员”异化为脱离群众的特殊阶层，干群关系从平等的命运共同体滑向统治与服从的对立关系;第二，利益分配机制扭曲导致不受祛魅约束的权力逐步垄断公共资源分配权，少数干部利用职权为自身乃至小群体谋利而形成特权阶层，将名义上的公有制异化为实质上的权力私有制;第三，群众监督体系失效导致权力的神圣化叙事消解普通民众的监督意识与行动能力，群众无法通过制度化渠道约束权力运行，官僚主义、特权腐败逐步常态化，最终形成封闭的利益固化格局。
历史实践中的复辟路径验证：苏联晚期官僚集团逐步垄断党政权力与生产资料分配权，将“人民公仆”的身份异化为新的统治阶级，最终通过制度变更完成资本主义复辟实现权力向资本的转化。这一过程的核心起点正是长期未对权力彻底祛魅，以至于干部群体逐步脱离群众而形成了独立于无产阶级之外的既得利益集团，苏联解体时执政党“竟无一人是男儿”都在情理之外与意料之中。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属性本身就有可能提供抵御复辟的基础条件，但这种保障是不会自动生效的。如果长期忽视权力祛魅而任由干群之间形成“隔心墙”，群众路线被形式主义彻底架空之后就会逐步消解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直至原本属于人民的权力重新异化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暴力工具。
2.2 实践推进：列宁对“全民民主”幻象的彻底拆解
列宁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结合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实践进一步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祛魅，尤其是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系统地戳破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鼓吹的“民主是超阶级的普遍价值”的谎言，明确指出民主从来都是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的，比如资产阶级的民主的本质是供少数资本家享有的民主，通过普选、议会、多党竞争等形式化程序制造出“人人平等参与治理”的幻象，却在政治实践环节从根本上把广大无产阶级排除在真正的权力运行之外。
列宁的祛魅贡献在于清晰地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根本矛盾：在生产资料被少数资本家占有的前提下，所谓的“言论自由”、“选举自由”本质上不过是资本可随意动用媒体资源、政治献金来操纵舆论和选举的自由，普通劳动者根本不可能在资本控制的话语体系中获得真正的政治话语权。与此同时，列宁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要取消民主，而是要实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民主。这种民主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投票层面，必须延伸到对生产资料的共同控制之中，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对社会生产过程的管理。苏东剧变一再证明，社会主义政权务须从根源上打破少数精英对权力的垄断。
近年来越南的改革派践行了列宁批判过的“全民民主”吗?事实胜于雄辩，越南至今未能践行列宁批判的抽象“全民民主”，其政治体制在具体实践中引入了更多社会参与和监督机制，被部分左翼批评者视为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特征，但被官方改革派与所谓的“主流学界”视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完善。越南近年来的政治革新(Đổi Mới)确实引入了一些看似接近西方民主的元素，如国会代表差额选举、信任投票、财产申报等，但这并不等同于践行“全民民主”。基于乌有之乡的马列毛主义观点，越南的革新开放导致官僚资本形成，国家机器逐渐服务于资本利益，其推行的“法治”和“宪政”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法律化，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背离，因此在效果上可能呈现出类似资产阶级“全民民主”的虚伪性;主流/官方视角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丰富和发展，通过扩大社会参与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防止权力异化而非放弃阶级立场。越南的改革派没有在理论上或制度设计上践行列宁所批判的抽象“全民民主”，但越南是否因经济市场化而导致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质变(即从无产阶级专政滑向资产阶级专政)一直存在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当然，即便批评者认为其已变质也通常将其定性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或“修正主义”而非列宁批判的那种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全民民主”口号的直接践行，至少尚未重蹈苏东剧变之覆辙。
2.3 中国化发展：毛泽东对官僚特权祛魅的实践探索
毛泽东将马列的祛魅逻辑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社会主义制度下可能出现的权力异化现象而完成了祛魅理论的重要创新，始终警惕党和政府的干部从人民的公仆蜕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特权阶层，反复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任何权力的合法性都只能来源于人民群众的信任和实践检验，不放任任何脱离群众监督的特殊权力。
毛泽东的祛魅实践跳出了西方“权力制衡”的传统框架，不寄希望于不同权力部门之间的相互牵制，而是直接将祛魅的武器交给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群众运动形式让普通劳动者拥有直接监督权力、批判官僚主义的渠道，从根本上打破“精英治国”的神话。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不要把权力当成高人一等的资本或将干部的身份神秘化，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管理者和普通劳动者之间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等级差别，任何试图将自身特殊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的行为都必须受到人民的批判和纠正。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大民主与资产阶级政权的“全民民主”有何异同?二者在形式上都以扩大言论参与、强调大众表达为外在特征，但在阶级属性、制度基础、运行逻辑和历史走向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同时也在部分表现形式上存在表层相似性。二者的相同点有哪些?形式上的直接表达特征：二者都突破了精英代议制的传统框架，试图将政治表达的主体范围从少数政治精英扩展到更广泛的普通民众，都以大规模公开言论、公共辩论作为核心民主载体，反对将政治参与完全局限在议会、选举等制度化的精英流程中;标榜的全民性叙事：二者都以“全体人民普遍参与”作为宣传口号，声称要打破少数人对政治话语权的垄断，让普通民众能够直接表达自身诉求，在话语层面都将自身定位为“超越少数人利益的普遍民主形式”;对官僚体系的批判指向：二者在理论设计层面都包含对官僚化、精英化政治体系的反思，试图通过广泛的群众公开表达对脱离大众的官僚阶层形成舆论监督和制约。二者的不同点有哪些?制度基础与阶级本质完全对立：“四大民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群众运动式民主形式，其理论初衷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框架下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防止国家机关从“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避免官僚特权阶层形成，服务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目标。资产阶级“全民民主”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所谓的“全民”只是形式上的标榜，实际权力始终掌握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集团手中，民主运行的根本边界是不能触动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核心利益;运行逻辑与参与机制不同：“四大民主”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为核心载体突破常规的法治程序约束，通过大字报公开张贴、街头大辩论等非制度化方式展开，理论上不依赖资本资源即可参与，但实际运行中容易出现无规则的极端化倾向，历史上曾引发随意人身攻击、散布不实信息等乱象。资产阶级“全民民主”以代议制、多党制、三权分立、普选制为核心制度框架，将大众表达严格限定在法治程序内，选举和舆论表达的实际主导权被资本操控而演变为“烧钱游戏”，普通民众的话语权被资本稀释，难以真正影响核心政治决策;历史实践结果与最终走向不同：“四大民主”在实践中很快出现严重偏差，反右斗争扩大化导致大量无辜群众(尤其是卞仲耘等“臭老九”)被批斗迫害，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最终在1980年被正式从宪法中取消。资产阶级“全民民主”经过数百年的制度演化形成了相对完备的运行机制，但始终无法摆脱其虚伪性本质，当代普遍出现选举被资本绑架、社会撕裂、民意被虚假舆论操控等深层危机归根结底仍是少数资本集团维护自身统治的手段。
3.当代权力神秘化的新形态与祛魅的现实挑战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传统的赤裸裸的权力神圣化叙事已很难获得广泛认同，当代世界各国的权力神秘化过程演化出了一系列更加隐蔽、更具迷惑性的新形态，尤其是对马列毛祛魅理论的当代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一种新形态是“技术治理神话”将权力运行的全部过程包装成纯粹的专业技术问题，用大数据模型、量化考核、专家决策等名义将普通群众排除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之外，把不同意见简单贴上“不专业”、“非理性”的标签，让权力的决策过程脱离群众监督，变成少数技术精英的专属领地。这种形态的祛魅难度在于用“科学”、“效率”作为合法性外衣让普通人很难意识到技术背后依然是特定的利益分配逻辑，技术本身作为新的神秘权威支配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第二种新形态是“绩效主义合法性”完全抛弃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叙事，将统治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经济增长、民生福利等可量化的绩效指标之上，把权力的全部价值简化为“能不能把经济搞上去”、“能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种叙事的迷惑性在于用整体的经济发展成果掩盖了过程中的分配不公，让普通人不再追问权力运行的阶级属性，默认“只要能带来发展，权力如何运行都不重要”，让权力在绩效的掩护下不断扩张自身的自主空间而脱离人民的监督。
第三种新形态是“精英治理叙事”反复向社会灌输“普通人没有能力管理复杂的现代社会”的观点，将企业家、技术专家、高级官员塑造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英雄，把普通劳动者的历史主体地位完全消解。这种叙事通过大众媒体不断渲染精英的奋斗神话，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归结为个人的努力程度差异，把资本和权力合谋导致的分配不公文过饰非为“优胜劣汰”的自然结果，让普通人心甘情愿地接受少数精英的支配而失去了对权力深度祛魅的意识和能力。
4.马列毛对统治者祛魅的现实启示
面对当代世界各国权力神秘化的新形态，马列毛注意对统治阶级的祛魅逻辑依然展现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尤其是能为被统治阶级打破新的权力拜物教、构建更加健康的权力运行体系提供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现实指引。
4.1 回归阶级分析方法，穿透权力的话语伪装
当代祛魅实践的首要前提是重新激活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工具，彻底跳出各种形式主义的话语迷雾，尽快回到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层面去审视权力的本质。无论权力的运行被包装成多么中立的技术问题、多么客观的绩效问题，被统治阶级始终要追问两个根本问题，即权力的运行最终服务于哪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与社会新增的财富最终流向了哪个群体，看清这两点才有可能对权力祛魅。
正确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就能帮助被统治阶级轻松穿透各种新的神秘化叙事：某项公共政策被宣传为“提升整体效率”之后，被统治阶级不妨通过阶级分析看清它到底是让普通劳动者的权益得到了保障还是让资本获得了更多不受约束的支配空间;某项技术治理措施被宣传为“提升公共服务便捷度”时，被统治阶级籍此就能看清它到底是降低了群众办事的门槛还是强化了少数管理者对普通群众的控制能力。阶级分析法能让被统治阶级不再被各种抽象的“普遍利益”话术迷惑，始终牢牢抓住权力背后的利益主线而从根源上消解权力的神秘性。
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去阶级化”论调意味着什么?该论调试图用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标准来改造中国共产党，其核心意图和潜在危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否定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王长江主张淡化甚至抹杀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试图将党从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转变为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缺乏鲜明阶级立场的“全民党”或“精英党”。本质背离：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阶级性是政党的根本属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否定阶级性就是否定党的根基。混淆概念：王长江将中国共产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混为一谈，忽视了两者在代表利益、政治目标和制度基础上的本质区别;第二，割裂“革命党”与“执政党”的辩证统一。王长江所谓的“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隐含的逻辑是执政后就无需再革命，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放弃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达成这一目标之前始终保持着革命政党的性质和精神。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党在执政后仍需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历史虚无主义：该论调往往伴随着对党史的歪曲，例如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描述为单纯的“破坏”或“争权夺利”而否定革命的正义性和历史必然性;第三，推崇西方政治模式，企图改变政治制度。该论调的深层意图是引入西方“宪政民主”和多党竞争机制，逐步消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照搬西方标准：王长江以西方代议制民主和多党轮替为“常态”和标准要求中国共产党向其靠拢，主张通过“党内民主”逐步过渡到西方式的政治体制。削弱党的领导：企图通过“去阶级化”和“执政党转型”削弱党对意识形态、媒体和社会组织的领导，为资本力量和西方价值观进入政治核心领域打开缺口;第四，资本扩张提供理论掩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此类论调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对资本力量的妥协和迎合。利益代表偏移：主张吸收私营企业主等新兴阶层入党本意是扩大党的代表性，但若过度强调“去阶级化”，可能导致党逐渐沦为资本利益的代言人，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掩盖阶级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阶级差别和利益冲突依然存在。宣扬“去阶级化”旨在掩盖贫富分化和劳资矛盾，阻碍通过社会主义手段调节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努力。
王长江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去阶级化”论调的要害是企图从理论上解构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基础，推动中国政治制度向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演变。不言而喻，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党的阶级属性和革命本色，否则“坚持党的领导”就会被“坚持资产阶级的领导”偷梁换柱。
4.2 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边界，彻底完成实质性祛魅
马列毛注意针对统治阶级的祛魅理论对所有历史阶段的被统治阶级的最大警示在于，仅仅在选举环节赋予群众投票权远远不足以实现对统治者的彻底祛魅，真正的祛魅必须将民主延伸到经济生活的全部领域，让人民群众能直接参与到生产过程的管理、分配规则的制定之中。当代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民主协商、民主决策等政治环节，必须进一步向生产领域拓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避免“全过程人民民主”异化为资产阶级政权的“全民民主”?在企业层面，社会主义国家务须不断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保障普通劳动者对企业经营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彻底打破资本对企业全部权力的垄断，最大限度地避免管理者异化为脱离劳动者的特殊精英群体;在社会层面务须不断拓宽基层群众直接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渠道，最大限度地避免行政权力无限向上集中，让社区、村庄的公共事务由当地群众通过直接讨论共同决定，而不是由少数管理者自上而下单向推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
人民群众真正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掌握了实实在在的管理权，权力的神秘面纱才有可能被彻底撕碎，“精英比普通人更懂治理”的神话才有可能不攻自破。
4.3 构建常态化群众监督机制，从根源上防范官僚特权
毛泽东的祛魅实践留给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启示是不要把反权力异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权力体系内部的自我监督上，必须把祛魅的武器直接交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手中构建不受官僚体系约束的常态化群众监督机制。
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进一步打破权力运行的信息壁垒，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的特殊领域之外，所有公共权力的运行流程、资金使用细节、决策依据都要向全社会公开，让普通群众可低成本地获取相关信息，避免权力在信息黑箱中重新获得神秘性;不断完善群众监督的反馈和保障机制，让普通人对官僚主义、特权行为的举报能得到直接回应而不至于在行政体系内部被层层消解，跳出“当官都为民做主”的“清官”思维，彻底打消群众监督的后顾之忧。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群众监督成为权力运行日常的组成部分，特权阶层想要将自身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的空间就会被彻底压缩，权力才有可能始终保持作为人民公仆的清晰面目，不会重新被神圣化而重蹈苏东剧变之覆辙。
4.4 抵御资本与权力的合谋，防止拜物教向政治领域渗透
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在当代最突出的现实价值是提醒广大人民群众高度警惕资本拜物教向政治领域的渗透，防止资本的神秘魔力和权力的神秘魔力合流而形成新的支配性力量。在当代社会，资本不断通过广告、社交媒体、大众文化向全社会灌输商品拜物教的价值观，让普通人习惯于用金钱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这一逻辑很容易延伸到政治领域而让权力本身也变成可被资本购买的商品。
马列毛主义对统治阶级的祛魅逻辑要求社会主义政权从制度层面切断资本向公共权力渗透的全部渠道，严格防范资本通过政治献金、舆论操纵、利益输送等方式俘获公共权力，避免公共政策的制定被少数资本集团的利益绑架。
在全社会重建劳动的光荣地位，打破“资本创造一切”的错误神话，让普通人重新认识到劳动者才是全部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从根源上消解资本的神秘魔力，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运行才有可能始终站在绝大多数劳动者的一边。
5.结论与讨论
马列毛主义对统治阶级的祛魅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最彻底的反神秘化理论，不同于西方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的浅度祛魅，而是从经济基础、阶级关系、群众实践三个维度完成了对统治权力的根本性解蔽，让被各种神圣光环包裹的权力还原为服务于特定阶级利益的公共工具。在当代世界各国权力神秘化不断演化出新形态的背景下，这一理论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生命力。
任何执政党只要坚持马列毛的祛魅逻辑就不会被“技术万能”、“精英治国”等新的神话迷惑，只要站在最广大劳动者的立场上审视权力运行的全部过程就能不断拓展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治理的渠道构建真正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没有任何神秘化空间的人民民主体系，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马列毛用历史唯物主义彻底拆解权力的神秘化叙事，让权力回归其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为当代社会的权力监督、民主建设和反异化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
如何破除权力的“天命神话”锚定权力的经济基础本质?马列毛主义最核心的祛魅逻辑是彻底否定“君权神授”、“精英天命”等将权力神圣化的叙事，明确指出政治权力本质上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国家不过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暴力工具。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系统批判戳破了“国家是普遍利益代表”的幻象，指出国家制度本质上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政治体现，不存在脱离经济基础的抽象“神圣权力”。普通人只要不再将权力视为少数精英的专属天赋，转而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入手看清权力背后的利益分配逻辑，任何假民主就都会不攻自破，人民群众监督权力运行就有了扎实的基础。
如何解构“全民民主”幻象回归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实质?马列毛主义通过对资产阶级民主祛魅撕开了其形式平等掩盖下的阶级不平等假面，明确民主的核心是多数人的治理而非少数资本精英的符号游戏。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话术本质上是用抽象的公民身份掩盖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关系，将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伪装成平等的市场交换关系。当代世界各国的民主建设务须跳出“程序万能论”的误区，切忌满足于“欢欢喜喜走过场”的投票、选举等形式环节，而是要将民主延伸到生产资料占有、劳动分配等经济领域，让人民真正掌握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以践行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
如何杜绝资本与权力合谋异化清算权力拜物教?马列毛主义的祛魅实践从根本上反对将权力本身异化为崇拜对象的“权力拜物教”，明确权力的合法性只能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而非神秘的“战略神学”或治理巫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拜物教的生成逻辑：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伪装成物与物的关系而形成“抽象对人的统治”，权力拜物教则是这一逻辑在政治领域的延伸。社会主义国家务须警惕资本与权力结盟形成的“形而上学资本化”现象，防止权力被资本逻辑裹挟，避免权力运行只服务于少数人的风险转嫁与收益独占。
如何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构建反异化的群众监督机制?毛泽东将马列祛魅思想中国化的核心贡献是确立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主体地位，彻底否定官僚特权的合理性而探索出了通过群众运动防止权力腐化的实践路径。权力祛魅不能仅停留在理论批判层面，必须建立常态化的群众参与机制，让人民群众能直接监督权力运行，彻底打破少数人对权力运行信息的垄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将领袖人物神化的个人崇拜与全盘否定历史功绩的历史虚无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权力运行的历史实践。
如何锚定历史发展规律把握权力的“暂时性”本质?马列毛主义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指明了任何特定历史阶段的权力形态都具有“暂时性”，其产生、发展和灭亡都由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所决定，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统治秩序。只要普通人能跳出“历史终结论”的迷思看清资本主义权力体系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当代世界各国(尤其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但垄断资本因为市场饱和而内卷不断加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有可能超越资本逻辑的新型权力运行模式，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门槛的执政党更有望加速“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后记
马列毛对统治者祛魅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理解，核心逻辑是国家权力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赐”之物，而是阶级社会的产物，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让人民掌握监督和制约权力的工具，防止权力异化为少数人的私产。
理论根基：权力来源的“祛魅”。马列毛主义对统治阶级最根本的“祛魅”在于撕开其“神圣”的外衣，把权力还原为阶级统治的工具。马克思指出，国家不是“从天而降的神”，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被统治者把国家当作神来崇拜时，实际上是在崇拜自己创造的东西，而这恰恰是最大的迷误。毛泽东在党的八大期间也明确批评了神化主义：“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这种“打破神化”的态度正是对权力来源最彻底的祛魅：权力不来自血缘、神意或个人魅力，而来自阶级关系和斗争实践。
核心命题：防止权力“私有化”和“家族化”。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明确区分了“国家的所有”与“劳动人民的所有”：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建立的国家所有才能成为公有制，如果一个国家被资产阶级掌控则即便“国营企业”遍地也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的延伸。毛泽东则进一步强调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满足三点：生产资料归劳动群众集体占有、劳动群众必须有管理权参与权监督权与必须防止新官僚特权集团从“国有制”中变异出新的“代理私有制”。乌有之乡相关文章指出，任何在社会主义国家重新搞起政治权力世袭制的行径都是反动的封建主义复辟，都是对马列主义最无耻的背叛。
现实路径：群众监督与民主是“祛魅”的武器。既然权力是人的创造物而非主人，那么制约权力的唯一可靠力量就是人民。1945年毛泽东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给出了明确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毛泽东提出跳出“执政→腐败→垮台”周期率的基本途径就是发扬民主，“只要人人负起责任，人民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就不会人亡政息。”这一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拓宽群众参与渠道与倡导公开批评是防止权力异化的根本途径。同时，毛泽东强调要“破除迷信、打倒奴隶思想”，既包括破除对西方的迷信，也包括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走出自己的道路。
今日之鉴：警惕“人民政治领导权被悬置”。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仅仅停留在宪法条文上，人民代表大会的工农代表比例远低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工会不再组织工人而蜕变为发放福利的行政机构……人民的政治领导权事实上被抽空的结果是政治听命于经济，经济听命于资本，整个社会被私有制逻辑全面主导。这种警示提醒马列毛追随者们，祛魅不是目的，建立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制度才是。有必要澄清的一点是：马列毛主义的“祛魅”绝不是否定一切权威或否定党的领导，而是反对把权力神化、私有化、家族化，要求让权力接受人民的监督，让干部在斗争中接受考验，而不是靠血缘、神化或个人崇拜获得合法性。
对普通人的启示：从个体层面上看，马列毛对统治者的祛魅是要让普通人从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和依赖中解放出来，意识到自己不是权力的“螺丝钉”，而是权力的监督者。毛泽东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句话不是抽象口号，而是要求每个普通人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不盲从“神圣化”的权威或陷入犬儒式的冷漠，而是以理性公民的身份参与公共生活。
参考文献：[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人民出版社, 2002. [2] 列宁. 国家与革命[M]. 人民出版社, 2015.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人民出版社, 1991. [4] 赵士发, 李怡帆. 毛泽东的主观能动性思想及其时代价值[J].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26(1): 45-52. [5]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人民出版社,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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