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社会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生产资料摆脱私人资本控制，新的经济权力应当由谁掌握?这是社会主义理论自诞生以来持续面对的问题。
本文作者尼古拉斯·弗鲁萨利斯从委员会民主的视角出发，重新讨论了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核心困境：如果将生产资料交由国家管理，可能导致官僚权力取代资本权力;如果完全交由生产者组织管理，又可能形成特定生产群体对其他社会成员的支配。国家主义与工团主义因此分别面临民主正当性的挑战。
文章通过考察考茨基、科尔施、鲍威尔、阿德勒等社会主义理论家的方案，讨论工人委员会、议会制度以及经济民主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提出一种结合委员会与议会的“双重权力”构想。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并非试图提供社会主义制度设计的最终答案，而是将一个长期存在的理论问题重新呈现：如何在避免资本支配的同时，也避免新的权力集中。对于关注民主理论、社会主义思想史以及现代组织治理问题的读者而言，这一讨论仍具有现实启发意义。
委员会民主与社会化的两难困境
导论
十九世纪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项主要发现是：国家和市场并不是集体经济组织的唯一形式。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先驱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的合作社运动意味着，经济组织既可以不以强制为中介，也可以不以商品化为中介——前者是国家的标志，后者是市场的标志。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协调，可以通过直接生产者的民主联合来实现。按照这一构想，各个工人委员会依循非强制、平等的原则结成联合，共同组织经济。这一构想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得到充分发展。这些运动中的激进派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甚至实行议会制的英国的民主资本主义，都是专政的形式。例如，马克思称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正是资本家(即资产阶级)对工人(即无产阶级)的支配在政治上的内容。 马克思主张，要消除这种支配，就必须通过新近发现的工人委员会制度，实现生产关系的民主化。
假定你接受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打算将生产资料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使之不再是合力压制自由的异己力量，而成为自由的体现。那么，该怎样做呢?自俄国革命以来，关于社会化的讨论始终贯穿着两种回答。第一种是国家主义，它把社会化理解为由国家独占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这种所有制既可以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也可以采取社会民主主义形式。前者以苏联为例，后者则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为例。第二种观点是工团主义，它把社会化理解为由工人独占所有权和控制权。工团主义有许多不同形式，其中一种以丹尼尔·德莱昂(Daniel De Leon)的政治理论，以及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俗称 Wobblies)的政治实践为代表。因此，社会化问题引出了一个社会化的两难困境：无论选择哪一条道路，都会带来难以接受的后果。
本章首先说明，这一社会化的两难困境贯穿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思想的著述之中。随后，我将讨论卡尔·考茨基提出的一种重要解决方案。我会先说明考茨基的纲领在社会化论争中的重要性，这场论争涉及的思想家从卡尔·科尔施、奥托·鲍威尔，一直到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和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然后论证，这一纲领的原则与策略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源于考茨基赋予工人委员会的从属地位。最后，我将以工人议会的构想为基础，提出一种麦迪逊式的方案，以解决社会化的两难困境。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假定，社会化当且仅当具有民主性质时才值得追求。就本章的讨论而言，我假定民主要求某种形式的平等：每个人都必须算作一人，而且只能算作一人。“每个人都必须算作一人”，这是包容性条件，意即社会化只有具备包容性，才是民主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必须算作一人：政治共同体中，任何成年且具备相应能力的成员都享有发言权，将他们排除在外是不正当的。“只能算作一人”，这是权力平等条件，意即只有当任何人都不能支配他人，也不能利用自身的权力削弱他人平等的发言权时，社会化才是民主的。 我将说明，现有的大多数社会化理论都违背了民主社会化的这两个必要条件之一，或者同时违背了两者。
起源
“社会化”一词源于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期间及之后的论争。1918年临时政府的领导人、保守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任命社会民主主义的两位中坚人物卡尔·考茨基和鲁道夫·希法亭加入社会化委员会。 设立这个委员会只是转移注意力的策略;艾伯特的真正目的是，一方面平息民众对委员会民主的诉求，另一方面又不向德国资产阶级作出重大让步。在前一个目标上，考茨基是他积极的盟友。自1917年11月以来，考茨基便开始反对斯巴达克派为建立委员会共和国而开展的鼓动。考茨基认为，委员会共和国必然会走向某种“官僚专制”。 因此，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党多数派(SPD)，以及考茨基所属的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试图制定一份社会化蓝图，既满足民众的诉求，又将主张布尔什维克式少数人统治的要求排挤到边缘。
考茨基
社会化委员会很快就陷入了两难困境。考茨基将这一困境概括如下：
我们的任务，是以一种新的管理方式取代官僚专制，让工人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同时既不忽视消费者的利益，也不使市政工人成为工人贵族。
社会化两难困境的一端，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官僚专制”：它从工人手中夺走权力，将权力交给国家。因此，布尔什维克体制既违背了包容性条件——非生产者没有发言权，也违背了权力平等条件——官僚比非官僚拥有更多权力。这一困境的另一端，是工团主义式的安排：将所有权和控制权赋予各个企业，使它们可以不受约束地无视共同善的一般要求或非生产者的利益。这里的假定是，某些行业如果不受监管，就会通过哄抬价格、行使卖方或买方垄断力量以及寻租，损害消费者和其他非生产者的利益。 例如，如果资本家认为投入品很可能被社会化，就可能将它们廉价抛售。身为所有者的工人也可能倾向于采取类似做法。 因此，即使工团主义的社会化通过容纳普选权而满足了包容性要求，它仍然违背了权力平等条件，使一部分生产者，即“工人贵族”，拥有支配消费者的权力。如果假定所有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这就等于允许一部分生产者支配其他生产者。
与第二国际的许多前辈不同，考茨基十分关注产业组织问题。更准确地说，他关注的是社会化与生产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劳动革命》(The Labour Revolution)中，考茨基总结了社会化委员会的部分研究成果。这个委员会存在的时间很短，而他本人也在1919年径直辞去了委员职务。讨论伊始，他便针对列宁指出，国家并不是社会化的“指定”工具。国家应当只拥有生产资料，而工人则必须对工作场所的生产条件享有剩余权利。考茨基认为，所有权与控制权可以分离，这表明社会化并非只有上述两难困境中的两种选择。他主张在国家与产业之间实行分权：国家拥有生产资料并监管整个生产，而工人则自主开展工作，国家不干预生产现场的事务。这种分权的具体形式因行业而异。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从简单协作到大工业的各种分工形式。考茨基借鉴这一讨论，探讨了不同的社会化形式，并认为它们分别与各种分工方式相适应。例如，在建筑业中，他认为采用某种类似行会社会主义(Gulid Socialism)的形式较为合适。也就是说，对于固定资本作用较小的行业，行会社会主义是一种适宜的社会组织形式。具体构想是，由地方市政府拥有建筑投入品和生产工具，由建筑工人协会提供劳动。考茨基指出，大规模机械化工业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场所的民主组织更加困难。使用机器时，需要完成的任务数量繁多、分工细密，加上机器使用和维护的复杂性，便形成了一套复杂的权力关系。这些关系自发产生于物质生产条件，以及对专门管理技能和知识的需要，可能造就“工人贵族”。此外，机器的存在会带来市场力量，并最终形成垄断力量，使各个企业能够提高价格和成本，损害消费者及其他生产者的利益。机械化工业带来的这些后果，构成了社会化两难困境中工团主义一端的根源。
针对这些问题，考茨基批评行会社会主义的思想奠基人乔·道·霍·柯尔(G. D. H. Cole)，认为他针对工团主义的弊病提出的不过是临时补救措施。考茨基写道：
如果……设立相应的机构，让每个生产部门的消费者与生产者在生产刚开始、组织和管理的具体安排尚在确定之时就共同参与，针对这些事项达成一致决定，就会恰当得多，也有效得多。这需要的不是两方，而是三方：首先是生产者;其次是与产品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消费者，例如涉及农业机械时的农民;最后是共同体，它同时代表全体生产者和全体消费者，也就是国家。
考茨基认为，要走出社会化的两难困境，就必须将某种形式的集中投资规划与企业层面的工人控制结合起来。那么，这种规划应当由谁负责?柯尔认为，“劳动民主”的基本单位应当是由工人控制的工作场所。这些工作场所进而联合组成完全由工人构成的“行会议会”。柯尔认为，这些议会无需国家参与便能开展规划工作;考茨基对此提出批评，强调国家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支持工人管理和社会化投资规划。事实上，考茨基认为，柯尔和其他工团主义者赋予工会的核心地位，在逻辑上无法自洽。他指出，按照这种安排，工会资助的行会应当在失业高发时期雇用更多工人，然而这恰恰是行会收入最少的时候;反之，在充分就业时期，也就是大多数工人都在缴纳会费的时候，行会反而应当雇用较少的工人。这种安排自相矛盾。国家仍然不可或缺：它既是行会的最后资金提供者，又为工人控制制定法律，同时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和充分就业。
科尔施
另一位探讨社会化问题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是卡尔·科尔施。他以一篇同名文章回应了伯恩施坦的《什么是社会化?》(What Is Socialization?)。 科尔施首先区分了两种社会化策略。第一种由伯恩施坦提出，主张通过法律逐步限制私有财产，伴之以雇主与工人之间的“联合协会”的自愿扩大，以此逐步实现整合。第二种策略则主张，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彻底剥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科尔施指出，问题在于，后一种社会化纲领“要么将在真正的共同体经济中建立起或多或少完整的共同体所有制，要么虽然消除了私有财产，却只是将以某种特殊所有制取而代之”。
科尔施接着讨论了社会化可能导致“特殊所有制”的两种方式：
通过将工厂……国有化……来实现社会化，从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的角度看，是间接的;从全体消费者的角度看，则是直接的。在这些……情形中，从事生产的劳动者都没有直接获得对生产的任何控制权，也没有直接享有任何生产收益，而是仍像过去一样作为雇佣劳动者。这是因为，取代资本主义私人业主的，是国家、共同体或消费合作社的职能人员。
这就是社会化两难困境中的国家主义一端：按照国有化通常采取的方式，将产权赋予国家，就是赋予国家一种“特殊所有权”。关键在于，国有化并没有真正使工人获得对剩余的控制权，甚至也没有使他们能够控制工作场所的生产条件。工作场所成了“国家职能人员”的“特殊财产”，因而违背了权力平等条件。
社会化两难困境的另一端，是将工作场所生产条件的控制权完全交给在其中劳动的工人。科尔施写道：
从劳动者的角度看是直接的、从全体消费者的角度看是间接的社会化形式，是将一个工厂(产业部门)全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转交给在该工厂(产业部门)中从事劳动的人。通过这种转让，参与生产的劳动者获得了对整个生产过程及其收益的控制权。然而，仅凭这一过程……同样无法建立真正的共同体所有制……私人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只会被生产者资本主义所取代，也就是某些生产者群体的特殊所有制。
这就是两难困境中的工团主义一端：直接生产者享有特殊所有权。在工团主义的安排下，“全体消费者”都“任由个别工厂(个别产业部门)摆布”。 因此，工团主义同样违背了权力平等条件。与考茨基不同，科尔施没有解释个别企业，甚至个别产业部门，究竟如何获得这种权力。也就是说，科尔施的文章缺乏产业组织理论。这里似乎缺少了这样一个前提：个别企业或产业部门，要么凭借垄断结构，已经拥有足以支配消费者的强大市场力量;要么通过竞争，随着资本的集中与积聚而获得这种力量。补上这一前提，便能说明科尔施为何强调工团主义这一端的问题，但代价是，他的讨论也就成了考茨基论述中一个无甚新意的局部。
那么，如何走出这一两难困境?科尔施的解决办法是指出，这两种选择并未穷尽所有可能;我们需要一种既不采取国家主义形式，也不采取工团主义形式的社会化。他写道：
首先，将生产资料从个别私人所有者的权力范围转入某种社会职能人员的权力范围;其次，为了全体成员的利益，通过公法限制现有社会生产管理者的权力特权。
在这一制度下，自主的生产者为“全体成员”的利益开展生产，而不只是谋求自身利益。科尔施将这一制度称为“产业自治”。这里的社会化分为三个层级：国家、地区和工作场所。国家拥有全部生产资料，但地区工人代表在生产资料的配置上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同时受到法律约束，必须顾及消费者的利益。同样，对于地区代表配置给各工厂的生产资料，工厂代表在配置上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但也必须遵守有关消费者利益的法律限制。最后，在工厂内部，各工人委员会彼此独立，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同时受到类似的限制。这仍然是考茨基的理论，只是略作修改。
鲍威尔与阿德勒
奥托·鲍威尔和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都是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他们各自提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关于社会化的两种最重要的论述。鲍威尔于1907年至1914年担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SDAPÖ)书记，也是该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他还参加了奥地利战后首届联合政府，并从1918年起担任奥地利社会化委员会主席，直至该委员会于1920年解散。阿德勒同样活跃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曾发表一部重要论著，探讨奥地利工兵委员会(workers’ and soldiers’ councils)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下面，我将简要回顾两人的论证。
鲍威尔赞同考茨基的看法，认为社会化应当通过非暴力、非革命的方式，逐步接管生产资料来实现。他积极推动将体现这一思路的社会化宣言纳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18年的党纲。宣言提出，应当将奥地利的主要产业，包括最大的工厂、银行、土地和森林，置于工人控制之下，实行国有化。在共产党的社会化纲领和1919年3月全国工兵委员会代表大会的双重压力下，政府开始重视社会化委员会主席鲍威尔的主张。委员会拟订了将钢铁、煤炭和电力行业国有化的计划。部分提案最终成为法律，包括扩大失业保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在雇员人数不少于20人的企业设立产业委员会。原则上，这些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督社会立法的实施，维护劳资协议，确保工人参与工资决定，保护遭到非法解雇的工人……监督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工资统计”。 但在实践中，委员会法只有监管方面的规定得到了充分落实。
与考茨基和科尔施一样，鲍威尔敏锐地意识到了社会化的两难困境。在他看来，国家主义的社会化会削弱国内产业的生产能力，疏远协约国，并引发内乱。此外，这种社会化还会扩大国家官僚的权力，削弱工人的权力，从而违背民主的基本约束，即权力平等条件。另一方面，工团主义的社会化则会赋予生产者特殊的特权，尤其是那些拥有卖方垄断和买方垄断力量的生产者。
作为国家社会主义与工团主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鲍威尔]提出，社会化的工作场所和生产合作社应实行三方各占三分之一的原则，也就是设立集体管理委员会，由生产者、消费者和国家这三个利益群体派出人数相等的代表组成。这些委员会应以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全面的经济计划为指导。
工厂委员会的三方构成体现了考茨基在1919年初提出的建议。此外，与考茨基的方案一样，鲍威尔也没有设想工兵委员会应当长期发挥任何作用;只有“工作委员会(works committees)”获得了法律确认。
相比之下，马克斯·阿德勒坚持认为，委员会应当在社会化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奥地利的委员会与德国的委员会一样，采取金字塔式的联合结构，也同样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全国委员会位于地方和地区委员会之上，从1918年秋到1919年春，它始终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阿德勒认为，可以建立一种持久的宪制双重权力体制，使全国委员会与议会长期并存：
在准备好接管全部权力之前，[全国委员会]应当处理经济、交通和财政方面的一切事务，有权向议会提交法案，也有权否决议会的法令;议会则只负责不涉及经济的政治和文化问题。
阿德勒主张，委员会作为实行工人控制的基层组织，应当对投资规划等经济事务拥有最终决定权。与此同时，委员会应当开展政治动员，推动社会主义者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这将逐步促成议会中由工人领导的联盟，并最终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统治。这一切都无需诉诸暴力或内战。阿德勒寄望于以低廉的代价实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结局：俄国、德国、奥地利
俄国工人控制的短暂历史已经被讲述过无数次。哪怕只是为了与德国和奥地利的情况作对照，这段历史也十分重要。1917年11月，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Sovnarkom)，颁布了《工人监督法令》(Decree on Workers’ Control)，赋予工厂委员会对各自工作场所的控制权。工厂委员会自1905年起便遍布俄国，并在1917年蓬勃发展，构成了民众权力的核心。此外，负责协调工厂战时生产转轨计划，也就是从生产军需品转向生产消费品的计划的中央机构，是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这也是一个自发建立、以基层成员为基础的联合机构。人民委员会又设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Vesenkha)来监督生产，使局面更加复杂。按照这一构想，国家将向俄国最大的工作场所派驻委员，由他们担任管理者。几个月后，情况便已明朗：对人民委员会而言，“工人控制”意味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控制”。列宁一如既往，比任何人都更加坦率：他将正在形成的体制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由少数国有国营大企业集中组织生产的体制。换言之，人民委员会的计划，是以国家专制取代资本专制。
到1918年6月，俄国所有股份公司都已国有化，并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营管理。工人自治即使有所残存，也只是在工会中留下了虚弱的躯壳。《共产主义ABC》的作者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甚至提出，“整个经济生活……应当构成一个由产业(生产)工会有效控制的统一体”。 然而，到1918年底，工会本身也通过托洛茨基(Trotsky)领导的劳动人民委员部，直接隶属于国家。
面对东方俄国实验中逐渐显露的这些事实，德国和奥地利不得不认真应对。这些事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严厉批评各种革命折腾，不愿尝试新的策略，并坚持渐进主义。
在德国，考茨基的纲领几乎没有得到实施。1918年底，社会化委员会发表初步声明，建议将煤炭和钢铁等高度垄断的行业社会化。同年12月稍晚，第一次工兵委员会代表大会要求将“适宜的”行业社会化，尤其强调采矿业。大约与此同时，埃森工人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管理机构，声称要接管当地矿山。然而，1919年1月的制宪议会选举却以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失利告终。社会民主党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合计获得的选票不足46%，社会民主党不得不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阁。1919年初爆发了一波罢工，斯巴达克派起义也遭到镇压;此后，德国工人终于迫使政府在少数行业实行了一套大打折扣的共同决定制度。除煤炭行业外，考茨基的计划没有任何部分得到实施。煤炭行业在全国煤炭委员会的统辖下实行国有化，该委员会由国家官员、雇主、工人和消费者共同管理。
与德国不同，1918年奥地利的形势似乎有利于实施考茨基的纲领。除了失业保险和八小时工作制，工作场所委员会也作为长期制度获得了法律确认。此外，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把委员会当作“抵御共产主义的屏障”，这使委员会在1919年初局势动荡的几个月里拥有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 1918至1919年的首届联合政府还委托委员会应对住房短缺、打击牟取暴利和黑市活动，并管理军火库存。然而，到1919年底，这些职能大多已被处于“资产阶级复辟”之下的国家机关和议会接管。到1921年底，尽管马克斯·阿德勒告诫人们，应当使委员会免受工会和政党官僚机构的干预，产业委员会还是与工会合并了。奥地利革命就此结束。事情原本可能有另一种结局吗?任何肯定的回答都必须正视一个事实：从1918年底起，军队就掌握在议会手中。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对此应负多大责任，至今仍有争议。
瑞典
在批评考茨基的纲领之前，我必须简要介绍社会民主主义最接近实现这一纲领的一次尝试。大约57年后，这次尝试发生在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心——瑞典。1975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已经连续执政了39年。首相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面对的是充分就业下蓬勃发展的经济。经济繁荣带来了通货膨胀，这意味着资本家正在侵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在国民收入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在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瑞典工会联合会的经济学家鲁道夫·迈德纳(Rudolf Meidner)制定了一套社会化模式，明确旨在剥夺资本家新近获得的权力。按照迈德纳计划，盈利企业每获得1克朗利润，就应发行价值0.2克朗的股票。这些股票将划入雇员保险基金，在工会联合会的统辖下，由工会集体持有并管理。
迈德纳预计，大约35年内，工人便能通过地方、地区和全国各级代表，最终控制瑞典所有主要上市公司的多数股份。这也将使他们间接控制企业管理。由于帕尔梅在1976年的选举中落败，这一计划始终未能实施。随后，计划的主要条款被大幅削弱，并于1983年写入法律。该计划受到的批评之一，是工会在计划实施中居于核心地位。人们担心，工会官员会把自身及会员的利益置于其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之上。换言之，这类反对迈德纳计划的意见，已经初步触及了社会化两难困境中工团主义一端的问题。
诊断
伯恩施坦、鲍威尔、希法亭和科尔施等许多思想家，都曾倡导大体遵循考茨基思路的社会化纲领，只是在细节上略有不同。这一纲领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的策略不足以实现它的原则。我认为，原则与策略之间的这种不一致，源于考茨基纲领赋予工人委员会的从属地位。本节余下部分将详细阐述这一看法，下一节则将勾勒一种麦迪逊式的解决方案，以避免这种不一致。
策略
考茨基为走出社会化的两难困境提出了两项原则：(P1) 赋予地区和市镇充分的自主权，并通过法律保障各个企业的产业自治，以避免国家主义的社会化;(P2) 在国家监管产业之外，设立投资规划机构，成员不仅包括生产者，还包括消费者和科学家，以避免工团主义的社会化。除了这些原则，考茨基的纲领还设想了两项策略：(S1) 逐步实现产业社会化，从煤炭和钢铁行业开始，最终扩展到整个工业部门;(S2) 让委员会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唯一任务是“确保[议会]始终能够听到工人通过自身阶级组织发出的声音”。 结果表明，S1和S2这两项策略都无法与P1和P2这两项总原则同时相容。
先看S1。逐个部门推进生产社会化的渐进主义策略，与一举实现全面社会化不同，无法与经济增长相容。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最早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亚当·普热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则在较近的研究中作了进一步说明。也就是说，只要经济中仍有相当大的部分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运作，一旦社会主义候选人有望执政，生产便会停滞。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依赖私人投资，私人投资依赖利润，而利润又依赖稳定且有保障的私有产权。因此，只要有望上台的政府决心大幅提高工资、将投资社会化，或同时采取这两种措施，就足以导致投资收缩，也就是资本罢工，进而引发严重而持久的经济衰退。即使最终能够依靠经济民主实现复苏，也很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因此，在渐进主义策略下，一部分工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境况，会明显差于继续生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境况。 换言之，渐进主义的社会化与经济增长不可兼得，必须放弃其中之一。在德国和奥地利，被放弃的是社会化。事实表明，S1无法与符合P1和P2的社会化相容。
再看S2。要同时实现P1和P2，就必须有一场根基稳固、充满活力且自信的工人运动。然而，社会化既然以工人的名义、为了工人的利益而推行，却不赋予他们持久的制度地位，又怎能指望维持这种自信?1919年的德国国民议会既没有让他们参与，也没有承诺这样做;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任何国家的议会会这样做。然而，即使是渐进主义的社会化纲领，也需要有组织、制度化的自下而上的压力。 考茨基知道，或者本应知道，这种压力既不会来自政党，也不会来自工会，它的主要来源是委员会。可是，考茨基的纲领却假定，一旦他提出的那套过渡性要求得到满足，委员会就应当接受最终自行解散的安排。由此可见，S2同样无法与符合P1和P2的社会化相容。
从2018年回望，考茨基在1918年提出的种种限制似乎并不恰当：当策略与原则冲突时，就必须改变策略。这在概念上就是成立的。因此，如果社会化需要的是革命和一举完成的社会化，而不是改良和分多次推进的社会化，那就应当选择革命，一举实现社会化。此外，如果社会化要求将委员会制度化，而不是把它们当作穷亲戚冷落在一旁，那就应当将委员会制度化。萨尔瓦多里(Salvadori)令人信服地指出，考茨基希望通过维护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团结，防止德国爆发内战。 如果放弃渐进主义，转而支持工兵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将它视为实现社会化的适当工具，难道不更有利于实现这一愿望吗?无论如何回答，放弃S1和S2都能消除原则与策略之间的不一致。
原则
考茨基的纲领还面临其他问题。即使不考虑上述策略，它也很可能无法避开两难困境中针对国家主义的批评。毕竟，社会民主国家主义(social-democratic statism)似乎完全可能存在。假定你将生产资料国有化，把控制权交给未经选举的国家官员，而不是由基层直接选出的工人。这大体上就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在“辉煌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期间制定的国有化策略。在战后重建带来的有利经济条件下，工会高层与政界高层、国家高级官员相互勾结，阻止产业民主的发展。作为交换，工人得到了更好的福利、更高的工资和更优越的劳动条件。这种策略违背了权力平等条件：损害民主平等的不再是资本家，而是国家官员。因此，如果赞同考茨基，承认没有工人控制的公有制是不民主的，那么就必须承认，社会民主主义的这一策略违背了权力平等条件。正因如此，要以民主方式实现生产社会化，可能就需要一个独立选举产生的工人议会，也就是由各个工作场所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联合体，并赋予它对社会化生产的控制权。
概括以上论证：如果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完全掌握在国家官员手中，即使这些官员服务于民主议会，我们至多也只能指望得到一种由不受问责、缺乏民主的国家官僚机构服务的议会制度。另一方面，如果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完全掌握在工人委员会手中，那么很可能出现生产者、管理者和专家的不民主统治。在考茨基之后约四十年，普兰查斯尖锐地表述了这一版本的社会化两难困境：
我们必须摆脱的基本两难困境是：要么保留现有国家，完全固守某种经过改良的代议民主形式——这条道路最终通向社会民主国家主义和所谓的自由议会主义(liberal parliamentarianism);要么将一切建立在直接的基层民主或自主管理运动之上——这条道路迟早不可避免地通向国家专制或专家专政。
普兰查斯所说的“社会民主国家主义”，对应着社会化两难困境中的国家主义一端;他所说的“专家专政”，则对应着工团主义一端。
普兰查斯的这一表述并非孤例，它在战后社会主义理论中随处可见。以戴维·施韦卡特的社会主义构想为例。在当代众多工人控制模式中，施韦卡特的模式以敏锐的洞察和清晰的构想脱颖而出。他沿循考茨基的思路解决社会化的两难困境，以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为前提：所有权归国家，控制权归工人。在这一模式中，工人经营和管理追求利润的企业，生产资料则归国家所有。全社会的投资资金来自对工人控制的企业征收的税款，投资本身也由社会控制。
在施韦卡特的模式中，对“全国投资基金”的社会控制，由国有银行以及控制这些银行的“全国”或“地区立法机关”负责。 但问题恰恰在这里。由国家管理的全国投资基金，很可能使国家寡头取代资本寡头。换言之，这一模式可能赋予官僚过大的权力，即使他们由议会任命，也不例外。当然，施韦卡特式的社会化与苏联式国家主义不同，能够与议会制度相容，因此满足了包容性条件。但它仍然可能违背权力平等条件，甚至可能蜕变为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贬称的“工党主义”。与考茨基一样，施韦卡特的策略似乎也不足以实现他的原则。
那么，如何解决社会化的两难困境?我认为，答案必须从普兰查斯止步的地方开始寻找，而且必然与分权有关：我们需要一种适用于共产主义者的麦迪逊主义。正如普兰查斯自己的表述暗示的，社会化并非只有两难困境中的两种选择。 也就是说，可以让工人委员会的联合体系——工人代表大会——与议会并存。前者持续保障权力平等条件，后者则保障包容性。这实际上是阿德勒双重权力模式的一种变体。
解决方案
委员会民主背后的构想很简单：工人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作场所委员会，拥有并管理工作场所的生产条件。每个委员会选出代表，组成地区工人委员会;地区委员会再选举产生全国委员会，后者受托控制整个经济的投资总量。在这一模式中，工作场所委员会是全经济范围委员会体系的基本单位，这一体系直接控制整个经济的生产条件。
现在不妨作一个合理的假定：议会和委员会是否值得支持，取决于它们能否促进民主，以及能否实现为民主提供正当性根据的价值，也就是包容性和权力平等。共产主义者一致认为，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和资本权力都会损害这些价值。进一步假定，在一种双重权力体制下，议会与独立组建的工人委员会共同控制整个经济的生产资料。再假定，这种安排使资本家、管理者或官僚的权力不再占据支配地位，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发言权。那么，将权力从国家机构转交给工人委员会的设想，就并不违背民主价值;事实上，这些价值本身就要求这样做。考虑到考茨基纲领在策略和道德上面临的种种不一致，我认为，麦迪逊式方案为走出社会化的两难困境提供了更好的出路。本节余下部分将讨论麦迪逊式纲领背后的原则，并回应一些反对意见。
优点
与考茨基和鲍威尔不同，马克斯·阿德勒认识到了委员会的解放潜力。他赋予委员会在全社会投资规划中的核心地位，这也意味着，委员会在任何民主的社会化纲领中都应居于核心地位。阿德勒的模式设想由议会和委员会构成双重权力体制，因此我将它称为麦迪逊式纲领。与考茨基纲领不同，麦迪逊式纲领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它肯定P1和P2，却不承诺采用S1或S2。事实上，麦迪逊主义对S1保持适度的怀疑，同时明确拒绝S2。它与考茨基纲领的另一不同之处是，还有可能消除工会和政党的官僚机构，使真正自下而上的民主经济管理成为可能。
麦迪逊式社会化还可以引出一个巧妙的结论：只要工人政党在委员会和议会中都取得多数，推进自由的议程便能启动。经济权力直接来自“民主选举产生的市镇、地区和省级议事机构”的自主管理。 因此，在推进自由的议程启动时，议会仅仅负责执行自下而上作出的民主决策。反之，当工人政党在议会中未能取得多数时，这一议程便暂时搁置。此时，委员会承担防御职责：抵御资本权力的进攻，否决不利于劳动者的立法，并捍卫生产社会化。关键在于，麦迪逊式方案化解了一种常见的反共产主义论点，即共产主义违背包容性条件、权力平等条件，或同时违背两者。在麦迪逊式纲领下，任何人都可以代表反共产主义政党参选，也可以投票支持反共产主义政策。此外，这一纲领保留了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从而保留了正当反对派的民主作用和价值。
麦迪逊式双重权力体制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哪些职权属于委员会，哪些属于议会?谁来控制警察和军队?谁来任命政府和官僚机构的人员?自孟德斯鸠以来，政治思想走过的整个历程再次出现，只不过这一次披上了共产主义的外衣。阿德勒在回答这些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他的论述在关键细节上仍然十分粗略。这里，我不打算回答这些问题，而将在本章余下部分反驳针对麦迪逊式纲领各项原则的反对意见。
反对意见
随即出现的两个核心问题是：(a) 是否存在符合麦迪逊式纲领的过渡性政治策略?我们称之为存在性问题。(b) 假定存在这样的过渡，它能否形成稳定的政治均衡?我们称之为稳定性问题。
先看存在性问题。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不存在符合麦迪逊式纲领的过渡策略。历史上，一些过渡策略最终促成了两院制中上院与下院的分立，以及所有民主制度中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分立。共产主义者面临的制度设计问题，与英国平等派当年面临的问题相似：废除王位之后，由谁统治?不过，要推翻资本的统治，第一步是建立遍及整个经济的工人和公民议事会，使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国家，并接管当地生产条件的控制权。在这方面，独立于国家足以防范国家主义。如果委员会具有充分的包容性，工团主义的威胁同样可以减轻。
再看委员会的内部构成。假定按照考茨基的思路，决定让消费者和专家在工人委员会及其联合代表大会中拥有代表，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如何协调这些群体的不同利益?例如，工人希望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消费者则希望降低价格、提高商品质量。这些诉求相互冲突。如果无法达成广泛共识，而简单多数决又不可行或不可取，就可能需要征询科学专家组的意见。这些可能性又带来了制度设计上的难题。不过，民主实践已经在应对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办法，如公民会议、专家作证和审议大会等。
工团主义的危险还可能因以下安排而减轻：各企业的管理者与其他人享有同等的控制权，也不拥有所有权。因此，可以通过引导他们的行为激励，防止他们滥用市场力量或从事寻租。 此外，正如考茨基认识到的，对各个行业的监管取决于产业组织方面的复杂问题。如果机器在某个行业中作用较小，使组织结构相对扁平，例如大学、律师事务所等，那么企业之间的竞争便可能缩小企业间的权力差距，同时削弱企业内部管理者的权力。在这些行业中，允许委员会自主管理，最有利于产业民主。另一方面，如果机器在某个行业中居于核心地位，使组织结构相对垂直，例如工厂、科技企业，那么国家监管很可能必不可少。国家监管既有必要缩小企业之间的权力差距，因为这些行业的竞争往往较弱;也有必要削弱企业内部管理者的权力，因为扁平的层级结构为滥用权力提供了大量机会。在这些行业中，由国家与委员会共同监管工作场所，最有利于产业民主。麦迪逊式方案为这种长期合作提供了便利，也鼓励这种合作。
再看稳定性问题。一种典型的列宁主义反对意见认为，麦迪逊主义既不可取，也不可行。说它不可取，是因为委员会与议会之间的分权不过是阶级力量作用的结果：委员会体现无产阶级的力量，自由议会(liberal parliment)则体现资产阶级的力量。权力迟早会倒向其中一方。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建立了事实上的双重权力体制，但革命后不久，权力就落入委员会手中。在1918至1919年的德国和1936至1937年的西班牙，权力则分别落入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手中。由此看来，无产阶级统治，或“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尽早废除议会。此外，双重权力安排之所以不可行，是因为它内在地不稳定：权力最终必然落入某个阶级手中。因此，无产阶级统治要想持久，就只能废除议会。
这一列宁主义反对意见存在多重混淆。没有理由认为，议会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事实上，无产阶级统治以自由议会为前提，因为它以能够使革命者掌权的基本自由为前提。这些自由包括平等选举权，以及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因此，罗莎·卢森堡说得对：取缔议会并不像列宁在1917年12月声称的那样，体现了“一种更高形式的民主”，而是“一剂比它试图医治的疾病更糟的药方”。 此外，列宁主义关于不稳定性的论证也没有切中问题：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立历经数十年才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为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就应当有所不同?
这一列宁主义反对意见还混淆了革命策略与革命原则。在革命形势下，对武装力量的控制与对工厂的控制密切相关。1917年，布尔什维克最终控制了工厂，因为他们控制了武装力量。相反，1918年德国工人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失去了对工厂的控制，因为它始终未能建立一支红军。现在假定它确实拥有一支军队。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执行委员会不能在成功夺取政权之后重新建立议会。 诚然，重建议会意味着自愿让渡权力。但任何不愿让渡权力的革命，都无法实现自身的解放目标：不愿让权，就意味着愿意使他人屈从。这种意愿可能通向国家主义，甚至更糟的结果。
参考文献
Anweiler, Oskar.The Soviets.London: Pantheon Books, 1974.
Brinton, Maurice.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London: Black Rose Books, 1970.
Christiano, Thomas.The Constitution of Equalit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Czerwinska-Schupp, Ewa.Otto Bauer 1881–1938.Rotterdam: Brill, 2016.
Dahl, Robert.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Frankel, Emil. “The Status of ‘Socialization’ in German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32 (1924): 68–85.
Kautsky, Karl.The Labour Revolution.London: Routledge, 2013.
Korsch, Karl.Revolutionary Theory.Edited by Douglas Kellner.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7.
———. “What Is Socialization?” Translated by Frankie Denton and Douglas Kellner.New German Critique6 (1975): 60–81.
Lewin, Leif.Ideology and Strategy: A Century of Swedish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Loew, Raimund. “The Politics of Austro-Marxism.”New Left Review118 (1979): 15–51.
Luxemburg, Rosa.The Rosa Luxemburg Reader.Edited by Peter Hudis and Kevin B. Anderson.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4.
Macartney, Carlile Aylmer.The Social Revolution in Austri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926].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Collected Works,vol. 10.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2010.
Medhurst, John.No Less than Mystic: A History of Lenin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for a 21st Century Left.London: Repeater Books, 2017.
Pannekoek, Anton.Workers’ Councils.London: AK Press, 1947.
Poulantzas, Nicos.The Poulantzas Reader.Edited by James Martin. London: Verso, 2008.
Przeworski, Adam.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Remington, Thomas.Building Socialism in Bolshevik Russia.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4.
Roemer, John.A Future for Socialism.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Salvadori, Massimo.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Schweickart, David.After Capitalism.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11.
Young, Iris Marion.Inclusion and Democrac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Webb, Beatrice and Sidney Webb.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London: Longman, 1920.
作者：尼古拉斯·弗鲁萨利斯（Nicholas Vrousalis）
译者：春田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