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内容开始前，需要先得把一件看起来笨拙、却决定整篇文章能否站得住脚的事情说清楚：社会实践之所以有资格充当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恰恰因为实践不是世界的本原。这个命题听起来有点像在绕圈子，但其实是说一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一把尺子之所以能够量布，不是因为这把尺子比布更长或更根本，而是因为它和布处在同一个物质平面上，并且它的刻度不随裁缝的心情伸缩。实践如果被抬高到“世界得以出场”这种本体位置，它就不再是一把尺子了，而成了那个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东西了;那样的话，“实践标准”不过是一句同义反复，什么反复呢?实践产生的东西，再由实践来宣布为真。真正能够对认识行使检验权的实践，必须是受到客观物质世界约束的、以外部规律为刻度的那种感性活动。换句话说，强调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在给实践加冕，而是在给实践定划界。因为规定本身就是一种否定，界限内它是法庭，检验一切;界外它什么也不是。
这个区分之所以不是一个文字游戏，是因为二十世纪有一整条哲学路线，恰好在这个关节上把方向拧反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里把实践说成“现实世界的创造主”，自然界的“客观性”被他解释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物化”的产物;有的人则用“实践一元论”去同时取消唯物主义一元论和唯心主义一元论，在这些人看来，只要把物质和精神都泡进“实践”这口锅里，二元对立就自动溶解掉了。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的观点：既然人总是已经在做事了，既然离开人的操劳就谈不上什么对象，那干脆把实践认作世界之为此世界的根基。这个观点初听十分雄辩，但它经不起最朴素的追问。一块镍铁陨石在四十六亿年前就已经带着它的冷却纹理落定了，太平洋板块的俯冲带在智人出现前几千万年就已经在周期性地积累和释放应力，那些内部的力学对峙、那些重元素与硅酸盐之间的分化，并不因为某天有个物种学会了打磨石器才取得实在性。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实践是人类这种特定物质形态演化到一定阶段的晚近的历史产物，它属于物质世界自我分化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不是那条链条的起点。如果我们把中介认作是母体，那么就等于说温度计发明了温度。
《实践论》在这一点上比许多自称“实践哲学”的文本要清醒得多。教员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紧接着他又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这两句话的重心全都落在“客观”和“结果”上面：实践之所以能够被判定，不是因为它是一种主观活动，而是因为它是一种物质活动，它的结果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制性。好比说，人在田里引水抗旱，禾苗返青了，这并不证明“引水”这个观念本身有什么神奇的创造力，它只证明土壤水分梯度与根系吸水能力之间的客观关系被人正确地读懂了、反映了。反过来说，同样的引水操作如果碰上的是根腐而不是干旱，禾苗只会烂得更快。实践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让客观矛盾自己开口说话，而不是替客观矛盾立法。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火的人不会知道火既能取暖又能灼伤，但火的这两种性质并不因为无人接触就不存在了;接触只是让它们从自在的状态变成对人显现的状态，变成人能够认识和运用的状态。因此列宁讲，实践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这种普遍性就是立足于普遍物质世界的普遍性，这种直接现实性就是让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直接现实性。
这就带出了《实践论》里那个常被轻轻放的问题：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究竟飞跃的是什么。人在河边看见淤沙改道，看见的是浑水漫过旧渠、流速在弯道内侧放缓、细沙在凸岸沉积，这些全是矛盾的外部表现，是现象层面的一系列零星的印象。单凭反复观看，你分不清淤积究竟是因为上游来沙量增大，还是因为下游基准面抬升导致比降变缓，还是因为岸坡植被被啃蚀后固结力下降。这些不同的内容叠在一起，感性认识就停在一团互相纠缠的表象里。因此，在现实中只有把这一类现象放进可以干预的场景中，比如动手疏渠、换断面、在上游和下游分别设站量沙，让原先搅在一起的条件逐个松开或者收紧，这样一来，那些本来叠在同一层现象里的矛盾才会分层显现出来。教员把这段过程描述为“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而改造的材料“来源于感性”。感性材料是客观外界作用于感官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实践做的是让这种作用持续发生、反复发生，并把不相干的条件隔离开，而不是代替外界去生产感觉。反之，如果把“实践出真知”读成“实践发明了真知”，那就把认识论误认成了本体论了。
而理性认识一旦形成，事情就进入了一个“更危险”的一个关口。因为概念和判断对阶级社会中脑体分工的人来说具有一种天然的诱惑力，这些东西看起来比感觉材料更“高级”、更“普遍”，于是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可以自我支撑的东西。近代西方哲学中的唯理论的老毛病就在这里——它们以为理性靠得住，感觉靠不住，理性的东西不需要从感性那里取得现实的合法性。教员对唯理论的批评之所以锋利，是因为他点出理性的可靠性恰恰在于它的来源：“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反过来，与唯理论对立的经验论也不得要领，这个理论不否认感觉来自客观世界，但它把认识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仅凭经验就可靠，否认理性抽象对非本质现象的必要深化。它的毛病不是“知道感性太浅所以懒得抽象”，而是根本不认为需要向理性走，拿一时一地的外部印象去代替全体规律。这两条路看上去相反，但它们的病根却是一样的，那就是都没有把认识放在实践所中介的、客观矛盾自身展开的过程里来理解。理性不是实践凭空捏造的概念积木，感性也不是实践随意涂抹的白板，两者是同一个物质过程在观念中的两次成形。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矛盾论》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接过了论证的担子。如果认识的任务是如实地把握客观矛盾，那么这套把握凭什么法则才算是合格，而不是沦为随便怎么摆都行的比喻呢?教员的回答把根基扎在物质世界自身上了，他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这句话首先是一个本体论陈述，然后才是一个认识论指南。我们知道，种子裂开种皮，动力不是在雨水，而是在胚乳里的淀粉酶活化速率与种皮的机械阻力之间的对峙;雨水只是把那组内在张力激活的外部条件。就像教员所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个命题的关键在于它同时否决了两种偷懒的行为：一种把一切变化推给环境冲击，仿佛事物自己是一团没有结构的死物;另一种把内因封死在实体内部，拒绝承认外部条件会实质性地改写矛盾展开的样式。根据是内在的，条件是外在的，而根据只有在条件所给予的具体范围内才展开为现实的运动。实践在这里不是矛盾的制造者，而是那个把外部条件送到内因面前、让根据得以显形的物质操作，只不过操作的载体是人。
然而承认“事事有矛盾”还只是拿到了入场券。真正把辩证法从一句万能套话里救出来的，是矛盾的特殊性。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这不是一句策略口号，这是一个本体论内容，因为矛盾的特殊性根植于物质运动形式自身的差异。机械位移中的摩擦耗散、溶液里的离子竞争、有机体的同化异化、人群协作中的利害重叠，各自镶嵌在不同的物质基底上，你把处理晶体位错的模型直接搬到债务清偿上，就像拿温度计去量音高一样离谱。普遍性在这里做了一件极谦卑的事情：它担保矛盾无处不在、对立面的互相依存与转化是常态，但它拒绝代替特殊性回答任何一个具体的问题。教条主义的哲学核心，就是把普遍性误置成了特殊性，把矛盾的一般结构当成了某一矛盾的具体的配方;经验主义则是蹲在一条生产线的故障记录里面，把局部的应对当作所有工艺阶段的通用规律。这两者都栽在同一个裂缝上——没有把握住普遍与特殊之间那条由客观物质差异划定出的界线。
这条界线的更深处，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学说在当代这种环境下常被当成议程安排的技术，但如果我们把握物质本体论，那么这个学说就可以还原成它的本质，一种客观力量的配比。在一个多种矛盾缠结的过程里，各个对立面的趋势和能量并不均等：有的冲突其能量释放足以重组其余全部冲突的展开空间，有的则只能在特定格局下被捎带处理。哪一组占据支配，不取决于观察者在桌面上的便利，而是取决于物质环境中能量、资源、结构等等的实际分布情况。教员把这种不平衡性以斩钉截铁的方式明确下来，他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承认这一点，就是承认“抓主要矛盾”从来不是主观聚焦某种技巧了，因为这时我们已经把认识立足于并非均质的变动环境中了。但它立刻带出一个让懒惰的头脑不舒服的推论：既然物质条件会变，主次就会转化。昨天的支配矛盾今天缩回去了，昨天潜伏的次要矛盾今天膨胀到能够撑破容器了。这种转化不需要征询任何既有范畴的同意，它只服从物质过程自身的时间表。
比主次更容易被念反的，是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日常语言一讲到同一就想到和气、重合，一讲到斗争就想到撕裂、冲撞，但是《矛盾论》的界定刚好把这两层常识都翻了过来。同一性说的是对立面互相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恰恰因为双方是对立的，这种依存才成其为问题，才不是一团无差别的“同一”。比如说，糖和胰岛素在血糖稳态里互以对方为存在前提，缺了任何一方，另一方就不再是“调节者”而只是废料;但也正是这同一个稳态里积累着向失衡转化的条件，转化不是从外面掉下来的恩赐，这个转化潜藏在原先那个统一体的内部。而斗争性则贯通全过程，无论双方眼下共处得多么安稳，排斥与差异都没有请假不来。教员在引述列宁的话时就把这一点说得毫不含糊，他说：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贯穿着过程的始终。两种属性的时态不一样，不是两个半斤八两的零件拼成了矛盾，是绝对的东西走全程，相对的东西只在特定条件的窗口里搭台子，台子塌了，斗争继续把体系推送到下一个统一体。把同一性讲成无矛盾的融洽，那是把暂时结构当成了本体了;而把斗争性讲成随时掀桌的鲁莽行为，则是忘了转化必须有物质条件凑齐，不是喊一声就能切换频道的。
正是在“条件”这个范畴上，辩证唯物主义与那些想把实践浪漫化的思潮彻底分道扬镳了。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者把实践的内在根据归结为人的自由谋划和主观选择，仿佛人在任何处境下都保有把自己从既定事实中拔出来的余地，他们在冲突的情况中总留着一道主观的切口，为自己解释那些解决不了的现实。但客观矛盾不认这道切口。敌我性质的冲突建立在物质利益根本对立之上，人民内部性质的冲突则是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而局部利益参差之上，这个区分不是会议桌上选出来的，也不是看哪种处理“更有效”再倒推定性的，它是一个立足于物质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基础上。而实用主义则是在关于“条件”这件事上露出了它的尾巴，他们把真理等同于在经验后果里好使的一种信念，把观念经实践兑现出的价值当作真理的制造者。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否认真理有用，但真理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正确反映了客观规律;而不是因为一个观念有用，它才被封为真理。如果把效果当作真理的授权者，那就等于说法庭的判决可以代替事实本身，也就是那个耳熟能详的结论，不是社会实践，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检验认识，靠的恰恰是那种无情的、不以叙事为转移的物质结果的对账，它不是看想法能不能自圆其说，而是看引入该想法之后那个客观过程的走向有没有真的吻合预判。
教员在《实践论》中把检验的机制说得极为朴素，也极为硬核，他说：“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这段话的逻辑次序是不容颠倒的：客观规律在前，预想在后，实践结果是两者之间的一次对账。失败不是世界辜负了主体，而是主观对客观矛盾的分派出了差错;失败之所以有认识论的价值，恰恰因为客观过程不肯迁就错误的分派，它用破裂、减产、溃败、失效这些物质事件把主观的错误钉在墙上。如果实践不是物质活动，如果它的结果可以由主体的解释随意消化，那么失败就永远不会真正“发生”，检验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就像高速增长的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一样可笑。实践标准的全部力量，来自它的结果中那部分主体无法回收的客观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不是真理的来源。它不生产客观的内容，它只让客观内容在主体的预想面前全面显明，而之所以可以全面显明，因为是人的阶段性的总认识，也就是社会实践。
那么有人可能会追问：如果每一次检验都只针对特定条件下的特定判断，那承认真理的客观性岂不是一种独断?这里需要把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明确。客观矛盾在特定历史中呈现给主体的材料总是有限的，比如说仪器灵敏度、取样广度、可以被安全介入的实验边界、甚至感官本身的阈值，这些都给当次认识盖上了时间戳。因此任何一个具体判断都带有着相对性，它只对那一簇物质条件成立。但相对并不等于主观，它本身仍受绝对真理的约束。当那些相对判断累积到足够多的回合，每一回被物质结果打回来的更正都会削掉一层错误、留下一层与被描摹对象重合的轮廓，认识便是以这种笨拙的方式逼近客观矛盾自身的结构。如果根本没有独立于效用的、对客观实际的符合关系，那么“同一批操作在同等条件下总是复现同一组失败”这件事就毫无着落了，因为客观失败根本不理你的描述，它只认你有没有碰对它的规律。可重复出现的失败，是客观规律不依赖于人的解释而存在的最沉默、也最顽固的证据。
于是可以回到那个最初的分界上来了。实践在认识论中的优先地位，不是一块可以搬到本体论去用的砖。在本体论的层面上，第一性的东西只能是客观物质世界及其固有的矛盾运动;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实践是使主观通达客观的桥梁和法庭。这两个“第一”分属不同的提问方式，一个问“存在着什么”，一个问“如何知道”。把认识论上的优先搬运到本体论上去，实践就被赋予了它承受不起的创世重量，而那种“实践标准”也就失去了检验的意义——因为一个自诩自己创造世界的实践，当然永远能宣布自己创造的世界为真。真正能够检验真理的实践，恰恰是那个承认自己不是本原、承认外部规律先于自己而存在、承认失败可能是自己错了而不是世界错了的实践。它的谦虚就是它的权威。一把尺子之所以可靠，不是因为它想量什么就量什么，而是因为它知道自己刻度的来源不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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