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命运：从国家管理型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第十章

“当前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危机正在改变女性主义理论的格局。”

译者按

本文选自《女性主义的命运：从国家管理型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Fortunes of Feminism: From State-Managed Capitalism to Neoliberal Crisis，Verso，2013)第三部的第十章。全书收录作者写于 1985 至 2010 年间的十篇论文，按「国家管理型资本主义时代的女性主义反抗—身份政治时代的女性主义驯化—新自由主义危机时代的女性主义复兴」三段历史，重新梳理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的思想轨迹。

关于本章：全书的理论收束。弗雷泽回到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借用脱嵌市场、社会保护与双重运动三个概念，并补上波兰尼缺失的「第三者」——解放，把双重运动改写为三重运动：市场化、社会保护与解放三者相互牵制。据此她重述女性主义的矛盾：女性的解放要求之所以曾与市场化同行，是因为社会保护本身带有等级压迫的色彩。结尾提出行动纲领：中断与市场化的「危险联络」，与社会保护结成有原则的新联盟，把对非统治的长期关切与对团结和社会保障的合法关切整合起来。

接上文：女性主义的命运：从国家管理型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第九章

市场化与社会保护之间——解决女性主义矛盾

▲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幕(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致辞)。图片来源：美国财政部(公有领域)

当前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危机正在改变女性主义理论的格局。在过去二十年中，大多数理论家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大规模社会理论保持距离。显然接受学术专业化的必要性，他们选择了一个或另一个学科探究分支，被设想为一个独立的事业。无论焦点是法理学还是道德哲学，民主理论还是文化批评，工作都在相对脱离社会理论基本问题的情况下进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早期世代至关重要的——几乎从女性主义理论议程中消失了。以资本主义危机为中心的批判被宣布为化约主义的、决定论的和过时的。

然而今天，这样的真理已经支离破碎。随着全球金融体系摇摇欲坠，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就业自由落体，以及长期衰退的迫在眉睫，资本主义危机为每一次严肃的批判理论尝试提供了不可避免的背景。从今以后，女性主义理论家无法回避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旨在阐明危机的性质和根源以及解放解决前景的大规模社会理论，有望在女性主义思想中恢复其地位。

然而，女性主义理论家究竟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如何克服信誉扫地的经济主义方法的缺陷，这些方法只关注资本主义经济的"系统逻辑"?如何发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扩大的、非经济主义的理解，将女性主义、生态学、多元文化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洞见纳入其中?如何将危机概念化为一个社会过程，在其中经济学被历史、文化、地理、政治、生态学和法律中介?如何理解当前局势中社会斗争的全部范围，以及如何评估解放性社会转型的潜力?

卡尔·波兰尼的思想为这种理论化提供了一个有前途的起点。他1944年的经典著作《大转型》阐述了资本主义危机作为一个多方面历史过程的解释，这个过程始于英国工业革命，并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席卷整个世界，带来帝国从属、周期性萧条和灾难性战争。1 此外，对波兰尼来说，资本主义危机与其说是狭义的经济崩溃，不如说是解体的共同体、断裂的团结和掠夺的自然。其根源与其说在于经济内部矛盾，例如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不如说在于经济相对于社会地位的重大转变。推翻了以前普遍的关系，其中市场嵌入社会制度并服从道德和伦理规范，"自我调节市场"的支持者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道德和伦理服从于——实际上以市场为模型——市场的世界。将劳动、土地和货币设想为"生产要素"，他们将社会生活的这些基本基础视为普通商品，并使其服从市场交换。这种"虚构商品化"的影响，正如波兰尼所称，对栖息地、生计和共同体具有如此破坏性，以至于引发了持续的"社会保护"反向运动。结果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冲突模式，他称之为"双重运动"：一方面是自由市场派，另一方面是社会保护主义者之间的螺旋式冲突，导致政治僵局，并最终导致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么，这里是一种超越经济主义思维狭隘局限的资本主义危机解释。《大转型》技艺精湛、内容丰富，并涵盖多个尺度的行动，在一个强大的历史综合中将地方抗议、国家政治、国际事务和全球金融制度编织在一起。

[1]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 2 ed., Boston: Beacon Press, 1944 [2001].

此外，对女性主义者特别有兴趣的是波兰尼解释中社会再生产的中心地位。当然，他自己并没有使用这个表达。但是，社会纽带的解体对他的危机观点的重要性不亚于经济价值的破坏——实际上这两种表现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危机，因为不受约束的市场化危及可用于创造和维持社会纽带的人类能力基金。因为它将资本主义危机的这种社会再生产线索置于前台，波兰尼的思想与最近关于"社会枯竭"和"照顾危机"的女性主义工作产生了共鸣。2 他的框架至少在原则上能够涵盖许多女性主义关切。

仅凭这些观点就足以使波兰尼成为寻求理解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困境的女性主义者的有前途资源。但是今天转向他还有其他更具体的原因。《大转型》中讲述的故事在当前发展中有强烈的回响。当然，有一个初步的理由认为，当前危机的根源在于最近将市场从二战后建立的监管制度(国家和国际)中解脱出来的努力。我们今天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19世纪对"自我调节市场"同样信仰的第二次降临，这种信仰释放了波兰尼所记录的资本主义危机。现在和当时一样，实施该信条的尝试正在刺激将自然、劳动和货币商品化的努力：看看碳排放和生物技术的蓬勃市场;儿童照顾、学校教育和老年人照顾;以及金融衍生品。现在和当时一样，其效果是掠夺自然、撕裂共同体和破坏生计。此外，今天，正如在波兰尼的时代一样，反向运动正在动员起来保护社会和自然免受市场蹂躏。现在和当时一样，关于自然、社会再生产和全球金融的斗争构成了危机的中心节点和爆发点。因此，从表面上看，今天的危机可以合理地被视为第二次大转型，一场"大转型"重演。

[2]Recent feminist account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social depletion,” and the “crisis of care” include Power, 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Human In/Security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 eds. Isabella Bakker and Steven Gil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Arlie Hochschil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Intimate Life: Notes from Home and Work ,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Shirin Rai, Catherine Hoskyns, and Dania Thomas, “Deple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CSGR Working Paper 274/11, Warwick University: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sation and Regionalisation, available at www2.warwick.ac.uk; and Silvia Federici, Revolution at Point Zero: Housework,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 , New York: PM Press, 2012.

由于许多原因，波兰尼的视角对于今天的理论化具有相当大的前景。然而，女性主义者不应该不加批判地急于接受它。即使它克服了经济主义，《大转型》仔细审视后，结果证明存在深刻缺陷。一心一意地关注脱嵌市场产生的危害，这本书忽视了起源于其他地方——周围"社会"中的危害。隐秘地隐藏了非市场形式的不正义，它也倾向于粉饰同时也是统治工具的社会保护形式。压倒性地关注反对市场掠夺的斗争，这本书忽视了反对植根于"社会"并编码在社会保护中的不正义的斗争。

因此，女性主义理论家不应该以《大转型》中出现的形式接受波兰尼的框架。相反，需要的是对该框架的修订。目标应该是一种新的、准波兰尼式的资本主义危机概念，它不仅避免化约主义经济主义，而且避免将"社会"浪漫化。

这就是我在本章中的目标。寻求发展一种同时理解"社会"和"经济"的批判，我提议拓宽波兰尼的问题，以涵盖社会斗争的第三个历史项目，这个项目横切了他在市场化和社会保护之间的中心冲突。这第三个项目，我将称之为"解放"，旨在克服植根于"社会"的从属形式。波兰尼分析的第一次大转型和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次大转型的核心，争取解放的斗争构成了调解市场化和社会保护之间每一个冲突的缺失第三者。引入这个缺失第三者的效果将是将双重运动转变为三重运动，涵盖市场化、社会保护和解放。

三重运动将形成新的、准波兰尼式视角的核心，它可以阐明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对女性主义者的利害关系。在本章第一至第四节阐述这个新视角后，我将在第五至第七节用它分析女性主义政治的矛盾。

一、波兰尼的关键概念：脱嵌市场、社会保护与双重运动

我首先回顾波兰尼关于嵌入市场和脱嵌市场的区分。作为《大转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区分带有强烈的评价内涵，需要接受女性主义审查。

著名的是，波兰尼区分了市场可以与社会保持的两种不同关系。一方面，市场可以是"嵌入的"，纠缠于非经济制度并服从非经济规范，例如"公正价格"和"公平工资"。另一方面，市场可以是"脱嵌的"，从超经济控制中解放出来，由供求内在地支配。波兰尼声称，第一种可能性代表历史规范;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其他方面不同的文明和广泛分离的地方，市场一直服从非经济控制，这些控制限制了可以买卖什么、由谁买卖以及以什么条件买卖。第二种可能性是历史反常的;19世纪英国的发明，"自我调节市场"是一个全新的想法，其部署，波兰尼认为，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结构本身。

对波兰尼来说，市场实际上永远不可能完全从更大的社会中脱嵌。使它们如此的尝试必然会失败。一方面，市场只能在文化理解和团结关系的非经济背景下正常运作;脱嵌它们的尝试破坏了那个背景。另一方面，建立"自我调节市场"的尝试证明对社会结构具有破坏性，引发对其社会监管的广泛要求。因此，远非增强社会合作，脱嵌市场的项目不可避免地引发社会危机。

正是在这些术语中，《大转型》讲述了一场从工业革命延伸到二战的资本主义危机。此外，对波兰尼来说，危机不仅包括商业利益脱嵌市场的努力，还包括农村地主、城市工人和其他阶层捍卫"社会"免受"经济"侵害的联合反努力。最后，对波兰尼来说，正是这两个阵营——市场化者和保护主义者——之间日益尖锐的斗争，赋予了危机"双重运动"的独特形态。如果那个运动的第一个分支将我们从市场在社会和政治上嵌入的重商主义阶段，带到它们变得(相对)脱嵌的自由放任阶段，那么第二个分支应该将我们带到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市场将被重新嵌入民主福利国家。其效果将是使经济回到它在社会中的适当位置。

因此，总的来说，嵌入和脱嵌市场之间的区分是波兰尼所有核心概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包括社会、保护、危机和双重运动。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区分是强烈评价性的。嵌入市场与社会保护相关联，被描绘为抵御严酷元素的庇护所。脱嵌市场与暴露相关联，与被留在"自我中心计算的冰冷水域"中裸泳相关联。3 这些措辞——嵌入市场是好的，脱嵌市场是坏的——延续到双重运动中。第一个暴露运动标志着危险;第二个保护运动意味着安全港。

女性主义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想法?从表面上看，嵌入和脱嵌市场之间的区分对女性主义理论化有很多贡献。一方面，它超越了经济主义，指向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扩大理解，将其视为一个多方面的历史过程，既是社会的、政治的和生态的，也是经济的。另一方面，它超越了功能主义，将危机把握为一个主体间过程，而不是客观的"系统崩溃"，这个过程包括社会行动者对感知到的处境变化和彼此变化的回应。同样，波兰尼的区分使一种危机批判成为可能，这种批判不拒绝市场本身，而只拒绝危险的、脱嵌的品种。因此，嵌入市场的概念提供了一个进步替代方案的前景，既替代了新自由主义者提倡的肆意脱嵌，也替代了传统上共产主义者偏爱的全面压制市场。

[3]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 2 edition, ed. Robert C. Tuck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78, 475.

然而，波兰尼范畴的评价潜台词是有问题的。一方面，他对嵌入市场和社会保护的解释太乐观了。将"社会"浪漫化，它隐蔽了这样一个事实：历史上市场嵌入其中的共同体同时也是统治的场所。相反，波兰尼对脱嵌的解释太黑暗了。理想化社会后，它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其他影响如何，将市场从压迫性保护中脱嵌的过程都包含一个解放时刻。

因此，当今女性主义理论家必须修订这个框架。避免既全面谴责脱嵌又全面赞同(重新)嵌入，我们必须向批判审查开放双重运动的两个分支。暴露"社会"的规范缺陷，以及"经济"的规范缺陷，我们必须在统治生根的任何地方验证反对统治的斗争。

为此，我提议利用波兰尼未使用的资源，即女性主义运动的洞见。揭露被他遮蔽的权力不对称，这些运动暴露了他倾向于理想化的嵌入市场的掠夺性阴暗面。抗议同时也是压迫的保护，她们提出了解放要求。利用她们的洞见，并利用事后之明的好处，我提议在与女性主义争取解放的斗争的关系中重新思考双重运动。

▲ 1930 年 12 月，纽约时代广场外排队的人群。图片来源：美联社(公有领域)

二、解放：缺失的"第三者"

谈论解放就是引入一个《大转型》中没有出现的范畴。但是这个想法，实际上这个词，在波兰尼记录的整个时期都很重要。人们只需要提到废除奴隶制、解放女性和将非欧洲人民从殖民从属中解放出来的划时代斗争——所有这些都以"解放"的名义进行。这些斗争应该从一部声称要绘制它所谓的"19世纪文明"兴衰的著作中缺席，这确实很奇怪。但我的观点不仅仅是标记一个遗漏。而是要注意，争取解放的斗争直接挑战了压迫性的社会保护形式，同时既没有完全谴责也没有简单地赞美市场化。如果它们被包括在内，这些运动本来会 destabilize《大转型》的二元叙事图式。其效果本来会是爆炸双重运动。

要理解为什么，考虑解放与波兰尼主要积极范畴——社会保护——的重要区别。保护与暴露相对，解放与统治相对。保护旨在保护"社会"免受无监管市场的解体性影响，解放旨在暴露统治关系，无论它在社会中还是在经济中生根。保护的冲击力是使市场交换服从非经济规范，解放的冲击力是使市场交换和非市场规范都接受批判审查。最后，保护的最高价值是社会保障、稳定和团结，解放的优先事项是非统治。

然而，得出解放总是与市场化结盟的结论将是错误的。如果解放反对统治，市场化就反对生产和交换的超经济监管，无论这种监管是为了保护还是为了解放。市场化捍卫经济的所谓自主性，被形式地理解为工具行动的划定领域，解放则跨越划定领域的边界，寻求从每个"领域"根除统治。4 市场化的冲击力是将买卖从道德和伦理规范中解放出来，解放的冲击力是从正义的立场审查所有类型的规范。最后，市场化声称效率、个人选择和不干涉的消极自由作为其最高价值，解放的优先事项，正如我所说，是非统治。

因此，争取解放的斗争不能整齐地映射到波兰尼双重运动的任何一个分支上。当然，这种斗争有时似乎与市场化趋同——例如，当它们谴责自由市场派寻求根除的社会保护本身就是压迫性的时候。然而，在其他场合，它们与保护主义项目趋同——例如，当它们谴责市场化的压迫性影响时。在还有一些场合，争取解放的斗争与双重运动的两个分支都不同——例如，当它们既不旨在拆除也不捍卫现有保护，而是旨在改变保护模式的时候。因此，趋同，在它们存在的地方，是局势性的和偶然的。既不一致地与保护结盟也不一致地与市场化结盟，争取解放的斗争代表了一种破坏波兰尼二元图式的第三力量。给予这种斗争应有的重视需要我们修订他的框架——通过将他的双重运动转变为三重运动。5

[4]For an account of the official economic realm as both institutionally demarcated from and suffused with lifeworld norms, see Chapter 1 of this volume, “What’s Critical About Critical Theory?”

[5]For a fuller account of “emancipation” as a third pole of social aspiration, not reducible to protection or marketization, see Nancy Fraser, “Marketization, Social Protection, Emancipation: Toward a Neo-Polanyian Conception of Capitalist Crisis,” in Business as Usual: The Root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Meltdown , eds. Craig Calhoun and Georgi Derlugia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137–58.

三、从等级保护中解放

要理解为什么，考虑女性主义的解放要求。这些要求通过揭示社会保护可以具有压迫性的特定方式来爆炸双重运动：即凭借巩固地位等级。这种保护否认一些原则上作为社会成员被纳入的人充分参与社会互动的社会前提。6 经典例子是性别等级，它将女性分配到较低地位，通常类似于男性儿童的地位，从而阻止她们与男性平等地充分参与社会互动。但人们也可以引用种姓等级，包括那些以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为前提的。在所有这些案例中，社会保护都为地位等级顶层的人服务，为底层的人提供较少的(如果有的话)利益。因此，它们所保护的与其说是社会本身，不如说是社会等级。难怪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反种姓运动动员起来反对这种等级，拒绝它们声称提供的保护。坚持充分的社会成员资格，它们寻求拆除那些否认它们参与平等社会先决条件的安排。7

女性主义对等级保护的批判贯穿波兰尼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尽管他从未提及。在重商主义时代，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这样的女性主义者批评嵌入市场的传统社会安排。谴责巩固在家庭、宗教、法律和社会习俗中的性别等级，她们要求参与平等的那些基本前提，如独立法律人格、宗教自由、教育、拒绝性的权利、儿童监护权以及公开演讲和投票的权利。在自由放任时期，女性主义者要求平等进入市场。暴露后者对性别主义规范的工具化，她们反对那些否认她们拥有财产、签署合同、控制工资、从事职业、与男性工作相同时间并获得相同工资权利的保护，所有这些都是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先决条件。在二战后时期，"第二波"女性主义者瞄准了福利国家建立的"公共父权制"。谴责以"家庭工资"为前提的社会保护，她们要求同等价值工作的同工同酬、社会权利中照顾者和工资劳动者的平等，以及结束性别分工(有酬和无酬)。8

在每一个这些时代，女性主义者提出解放要求，旨在克服统治。在某些时刻，她们瞄准嵌入市场的传统共同体结构;在其他时刻，她们将火力对准脱嵌市场的力量;在还有其他时刻，她们的主要敌人是以压迫性方式重新嵌入市场的人。因此，女性主义要求并不一致地与波兰尼双重运动的任何一极对齐。相反，她们争取解放的斗争构成了社会运动的第三个分支，横切其他两个。波兰尼所谓的双重运动实际上是三重运动。

[6]Hierarchy is not the only way in which social protections can be oppressive. The arrangements that embed markets can also be oppressive in a second way: in virtue of being “misframed.” Misframing is a neologism I have coined for mismatches of scale—in this case between the scale at which markets are embedded, which is usually national, and that at which they expose people to danger, which is often transnational. The oppression of misframing arises when protective arrangements externaliz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markets onto “outsiders,” wrongly excluding some of those exposed, while saddling them with the costs of protecting others. For the general concept of misframing, see “Reframing Justice,” Chapter 8 of this volume. For an account of colonialism and its neo-imperial successor regimes as paradigmatic cases of misframed protections, and indeed as protection rackets, see Nancy Fraser, “Marketization, Social Protection, Emancipation.”

[7]For an account of participatory parity as a principle of justice, see “Feminist Politics in the Age of Recognition,” Chapter 6 of this volume. For a fuller defense of this principle, see Nancy Fraser, “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Identity Politics: Redistribution, Recogni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Nancy Fraser and Axel Honneth, 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 , trans. Joel Golb, James Ingram, and Christiane Wilke, London: Verso Books, 2003.

[8]For the second-wave feminist critique of “public patriarchy” and the family wage, see Chapters 2, 3, and 4 of this volume.

▲ 2011 年 9 月，占领华尔街运动。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David Shankbone 摄，CC BY 3.0)

四、三重运动的概念化

但是，谈论"三重运动"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形象将资本主义危机概念化为市场化、社会保护和解放力量之间的三方冲突。它将这三个术语中的每一个都理解为概念上不可化约的、规范上矛盾的、并与另外两个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我们已经看到，与波兰尼相反，社会保护往往是矛盾的，提供从市场化解体性影响中的救济，同时巩固统治。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其他两个术语也是如此。市场脱嵌确实有波兰尼强调的负面影响，但它也可以产生积极影响，只要它解体的保护是压迫性的。解放也不能免于矛盾，因为它不仅产生解放，还产生现有团结结构中的张力;即使它拆除统治，解放也可以溶解社会保护的团结伦理基础，从而为市场化扫清道路。

这样看，每个术语都有自己的目的论和一种通过与另外两个术语互动而展开的矛盾潜力。三个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脱离其他两个被充分把握。社会场域也不能通过只关注两个术语被充分把握。只有当所有三个被一起考虑时，我们才开始充分了解资本主义危机中社会斗争的语法。

那么，这就是三重运动的核心前提：三方冲突中任何两方之间的关系必须由第三方调解。因此，正如我刚才论证的，市场化和社会保护之间的冲突必须由解放来调解。然而，同样，正如我接下来要论证的，保护和解放之间的冲突必须由市场化来调解。在这两种情况下，二元都必须由第三者调解。忽视第三者就是扭曲资本主义危机和社会运动的逻辑。9

[9]For a fuller discussion of the triple movement, see Fraser, “Marketization, Social Protection, Emancipation.”

五、局面逆转：解放的在新大转型中的矛盾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使用三重运动探索社会保护的矛盾。然而现在，我想扭转局面，使用三重运动探索解放的矛盾。因此，在刚刚强调需要将市场化和社会保护之间的冲突视为由解放调解之后——这是波兰尼忽视的调解——我现在想强调需要将保护和解放之间的冲突视为由市场化调解，我认为这是女性主义运动重要潮流所忽视的调解。

因此，在这里，我将焦点转向我们自己时代的"大转型"。要理解这个转型，我们必须从二战后建立的"嵌入自由主义"开始。10 由被称为布雷顿森林的国际监管框架支撑，嵌入自由主义涵盖第一世界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发展型国家。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安排一直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压力，新自由主义促进了市场的重新脱嵌，从而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

那么，让我们通过三重运动的形象来分析当前危机，正如波兰尼使用双重运动理解前一次危机一样。对我们来说，正如对他一样，关键是要阐明新一轮民主重新嵌入的前景，这种重新嵌入由政治经济监管的全球制度稳定下来。然而，对我们来说，社会保护必须根据解放来重新设想。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设想同时服务于克服统治的重新嵌入市场安排。

[10]I borrow the phrase “Embedded Liberalism,” as well as the concept, from 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2, 1982, 379–415.

我首先注意到，在我们的时代，三重运动的每个分支都有热心的倡导者。市场化被新自由主义者热烈拥护。社会保护以各种形式获得支持，有些好，有些坏——从民族取向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到反移民民粹主义运动，从新传统宗教运动到反全球化活动家，从环保主义者到原住民。解放点燃了新社会运动各种继承者的热情，包括多元文化主义者、国际女性主义者、男女同性恋解放主义者、世界主义民主主义者、人权活动家以及全球正义的支持者。正是这三类项目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上印上了三重运动的形态。

现在，考虑解放项目在这个星座中的作用。至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运动一直在挑战嵌入自由主义中社会保护的压迫性方面。早期，新左派暴露了官僚组织福利制度的压迫性特征，这些制度剥夺了它们表面受益者的权力。同样，反帝国主义者揭露了第一世界社会保护的压迫性特征，这些保护是通过不平等交换、在原殖民人民背上融资的。最近，多元文化主义者披露了以多数宗教或多数民族文化自我理解为前提的社会保护的压迫性特征，这些保护惩罚少数群体成员。最后，对我这里的目的最重要的是，第二波女性主义者暴露了以性别等级为前提的社会保护的压迫性特征。

在每一个案例中，运动都揭示了一种统治类型并提出了相应的解放要求。然而，在每一个案例中，运动的解放要求都是矛盾的——它们原则上可以与市场化或社会保护对齐。在第一种情况下，解放与市场化对齐，它将不仅侵蚀压迫性维度，而且侵蚀社会保护本身。在第二种情况下，解放与社会保护对齐，它将不是侵蚀，而是改变保护模式。

我声称，这个论点适用于我刚才提到的所有解放运动。然而，在这里，我聚焦于第二波女性主义对嵌入自由主义中社会保护压迫性维度的批判。我认为，太多时候，这个运动将自己视为陷入了一场两面斗争。专注于反对压迫性保护，它并不总是充分意识到三重运动的第三个分支，即扩展和自主化市场的努力。忽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许多第二波女性主义者误解了她们的处境并误判了她们行动的可能后果。她们未能参照市场化调解解放和社会保护之间冲突的结果，即使现在也在塑造21世纪资本主义危机的进程。11

[11]See “Feminism, Capitalism, and the Cunning of History,” Chapter 9 of this volume.

六、女性主义的矛盾

回想第二波女性主义瞄准战后福利国家社会保护的性别等级特征。在美国，这意味着暴露一个系统的性别潜台词，这个系统一方面分为对妇女和儿童的污名化贫困救济，另一方面分为对被建构为"工人"的人的体面社会保险。在欧洲，这意味着揭示母亲养老金与有酬工作相关社会权利之间划分中相关的男性中心等级。在这两个案例中，女性主义者都辨别出一种更古老图式的痕迹，这种图式从战前继承而来，被称为"家庭工资"。那个图式将理想型公民设想为养家糊口者和家庭男人，他的工资是他家庭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经济支持，他妻子的工资(如果有的话)是补充。这种深刻性别化的"家庭工资"理想提供了伦理实质的核心部分，战后福利国家利用这种伦理实质重新嵌入市场。使女性依赖正常化，由此产生的社会保护系统损害了女性与男性平等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将家庭和工作的男性中心理解制度化，它将性别等级自然化并将其从政治争论中移除。同样重要的是，通过推崇有酬工作，嵌入自由主义的保护模式模糊了无酬照顾工作的社会重要性。12

这就是嵌入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批判。在政治和知识上强大，这种批判仍然是矛盾的，能够导致两个方向中的任何一个。以一种方式来理解，女性主义对家庭工资的批判将旨在确保女性与男性平等充分获得就业和就业相关权利。在那种情况下，它将倾向于推崇工资劳动和个人独立的男性中心理想，实际上贬低无酬照顾工作、相互依赖和团结。13 瞄准仍然服务于嵌入市场的传统性别精神，这种女性主义最终可能促进它们的脱嵌。无论有意与否，其效果可能是使反对性别等级的斗争与市场化对齐。

然而，原则上，对压迫性保护的女性主义批判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发展。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女性主义争取解放的斗争可以与三重运动的另一极，社会保护的一极对齐。在这第二种情景中，女性主义批判的冲击力将是拒绝男性中心评价，特别是对有酬劳动的过度评价和对无酬照顾工作的低估。将照顾工作视为公共重要性问题，运动的冲击力将是以一种使每个人——男性或女性——都能执行这两套活动而不受今天困扰所有此类努力张力的方式重新设想社会安排。也拒绝依赖和独立之间的性别编码对立，支持保护主义的女性主义将有助于打破社会等级与作为人类状况普遍特征的依赖之间的虚假联系。14 推崇团结和相互依赖，批判将不是溶解，而是改变社会保护。

事实上，第二波女性主义涵盖了两种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所谓的自由和激进女性主义者偏向市场化方向，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和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更可能与社会保护力量对齐。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对齐并不总是有意的。并非所有自由和激进女性主义者都有意识地旨在用双职工家庭取代家庭工资。但是，通过未能将她们争取解放的斗争置于三重运动的背景中，她们最终可能无意中教唆寻求脱嵌和放松市场监管的力量。相反，在另一种情况下，这种对齐是相对有意识的。关切与保护主义力量吻合的女性主义者往往对三重运动的逻辑有直观把握。她们通常意识到她们争取解放的斗争与另一场斗争相交，即保护与放松监管之间的斗争。将自己定位在三方博弈中，她们寻求避免教唆市场化力量，即使在 vigorously 反对压迫性保护时也是如此。

[12]See “A Genealogy of ‘Dependency’: Tracing a Keyword of the US Welfare State,” Chapter 3 of this volume.

[13]This approach resembles the Universal Breadwinner model I criticized in “After the Family Wage,” Chapter 4 of this volume.

[14]This approach resembles the Universal Caregiver model I advocated in “After the Family Wage,” Chapter 4 of this volume.

可以说，近年来女性主义的矛盾已经以支持市场化的方式解决了。对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不够敏感，主流女性主义者最终为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模式严重依赖女性的工资劳动。随着女性涌入全球劳动力市场，家庭工资的理想正在让位于更新、更现代的双职工家庭规范。当然，新理想背后的现实对许多人来说是灾难性的：低工资水平、下降的工作保障、下降的生活水平、每户有酬工作小时数的急剧上升，以及双班制的恶化——现在经常是三班或四班制。但是新自由主义将它的掠夺隐藏在迷人、有魅力的面纱之下：援引女性主义对家庭工资的批判，它通过服务于资本的有酬劳动承诺解放。显然，女性主义思想充满了专业中产阶级女性干部的经历，她们决心打破玻璃天花板。然而同样，它们赋予数百万女性临时工、兼职者、低薪服务工人、家政工人、性工作者、移民、出口加工区工人和小额信贷借款人的日常斗争更高的意义和道德点，她们寻求的不仅是收入和保障，还有尊严、自我改善和从传统权威中解放。在这两种情况下，女性解放的梦想都被束缚在资本积累的引擎上。因此，女性主义对家庭工资的批判已经承担了市场化的价值。一旦能够与社会保护对齐，它今天越来越服务于强化新自由主义对有酬劳动的推崇。15

[15]For the argument that feminism has ended up supplying a portion of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see “Feminism, Capitalism, and the Cunning of History,” Chapter 9 of this volume.

▲ 2011 年 6 月，雅典议会前的反紧缩示威。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Ggia 摄，CC BY-SA 3.0)

七、争取解放与社会保护的新联盟

我们应该从这个解释中得出什么结论?当然不是第二波女性主义简单地失败了。也不是它应该为新自由主义的胜利负责。当然不是争取解放的斗争本质上有问题，总是已经注定要被恢复用于市场化项目。相反，我得出结论，我们这些旨在将女性从性别等级中解放出来的人需要更加意识到，我们在一个也居住着市场化力量的地形上运作。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正视解放的内在矛盾，它向两个方向中的任何一个发展的能力——要么与市场化力量结盟，要么与促进社会保护的力量结盟。只有通过欣赏这种矛盾，并通过预期其潜在的意外影响，我们才能对如何最好地解决它进行集体政治反思。

让我回到激发本章的更大问题。反思我们正在经历的大转型，我有效地重写了波兰尼的项目。通过将双重运动理论化，他将他那个时代的冲突描绘为市场灵魂的划时代战斗：自然、劳动和货币是否会被剥夺所有伦理意义，像小部件一样被切片、切丁和交易，后果见鬼去吧?还是人类社会这些基本基础的市场将服从于伦理和道德知情的政治监管?那场战斗在21世纪仍然像以往一样紧迫。但是三重运动以更尖锐的光投射它，被另外两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主要战斗横切。一场是为社会保护灵魂而战。在后新自由主义时代重新嵌入市场的安排将是压迫性的还是解放性的，等级制的还是平等主义的——我们还可以补充，是错误框架的还是良好框架的，是敌视差异的还是友好差异的，是官僚的还是参与性的?那场战斗也像以往一样紧迫。但是它又被另一场划时代战斗横切——在这种情况下是为解放的灵魂而战。21世纪的解放斗争将有助于推进市场脱嵌和放松监管吗?还是它们将服务于扩展和民主化社会保护并使它们更正义?

这些问题为我们这些仍然致力于解放的人提出了一个项目。我们可能决心中断与市场化的危险联络，并与社会保护建立有原则的新联盟。16 在重新调整三重运动的两极时，我们可以将我们对非统治的长期利益与对团结和社会保障的合法利益整合起来，而不忽视消极自由的重要性。拥抱对社会正义的更广泛理解，这样的项目将同时服务于尊重波兰尼的洞见并弥补他的盲点。

[16]I borrow the phrase “dangerous liaison” from Hester Eisenstein, “A Dangerous Liaison? Feminism and Corporate Globaliz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69:3, 2005, 48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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