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有友人给笔者转发了一篇由某单位发布的文章摘选“由于政权多立足于黄河以北传统的中原地区，“侵占”了所谓“华族”的世居地，故而史籍中称之为“五胡兴华”......”先暂且不管其中有些令人喷饭的奇异称谓，有关“五胡兴华”这个词很值得思考，因为笔者之前除了史书上，以及我们普遍认知中的“五胡乱华”，还出现过“五胡入华”，而这个“五胡兴华”还是第一次看到，历史虽然不会随着名词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但其背后所涉及的问题大概远远不止历史学上的遣词造句那样简单，其根本问题还是出在我国的史观之上：我们究竟要以何种民族身份去理解中国历史?
是选用汉族为中心，将中国历史理解为中原王朝不断抵抗外来民族入侵的历史?还是选用多民族共同发展的视角，将不同族群之间的战争、迁徙与融合视为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过程?还是说我们今天所强调的中华民族，本身就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之分，成为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共同体概念?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值得讨论，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民族问题是一直游荡在各处的幽灵，而这个幽灵不仅仅是由文化认同所构成，其中国家制度、政治权力、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本身应该如何理解民族之间的关系，种种问题互相缠绕，构成了幽灵的本体，而在这一问题上，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历史也为我们留下了相当复杂的经验。
不过首先我们还是先回到“五胡乱华”本身，西晋末年，随着八王之乱与中央统治秩序的瓦解，北方各族的政治军事势力相继兴起，匈奴、羯、氐、鲜卑、羌等族群参与了中原地区的政权争夺，然后最终形成了长期的政治分裂与战争之局面，对于当时生活在北方的普通民众而言，这无疑是一段充满灾难的历史，战争、饥荒、人口流亡、社会生产的崩坏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所以说我们把这段历史称之为“五胡乱华”并非完全没有历史依据，不过有个问题来了，这里的“华”代表着什么?
如果将其理解为当时的中原政治文化秩序，那么“乱华”之含义就是在描述一种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冲突，不过如果将其理解为今日的“汉族”，再把“五胡”理解为中华民族之外的敌对民族，那么这种历史叙事就会产生另一种含义，毕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中华民族，与一千多年前的族群对于自身的身份认同并非可以简单画上等号，历史上的族群不是一成不变的实体，所谓汉人与胡人之间的界限会随着人口迁徙、文化交流或者统治更迭而不断产生变化，这里我们就引出了“五胡入华”的说法。
2024年3月，国家民委系统的“道中华”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从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看待“五胡入华”》一文，文章并未否认当时战争的残酷性，而是强调了我们应该从中华文明长期发展与民族交融的角度理解这段历史，这样的解释实际上改变了我们观察历史的位置，在传统的王朝史叙事之中，我们可能更容易的站在西晋王朝的立场上，将北入中原的族群视为外来者，而这篇文章则是把视角延长到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那么这些族群以及建立的政权，则是作为一种参与后来中国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成的一员，因此称之为“入华”而非“乱华”。
至于“五胡兴华”这个说法，则是在此基础上更向前进一步，它不再只是强调不同族群进入中原并逐渐融合，而是跨越式的强调这些族群对于中华文明发展的积极贡献，如果“入华”是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中立视角，笔者认为还是可以接受，但后者的“兴华”笔者认为这里必须保持一定的谨慎，民族融合是客观存在的历史过程，但战争中的死亡与苦难同样也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后来形成了新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就反过来对此前的一切战争与征服都赋予历史上的正当性，否则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容易退化为一种简单的历史目的论，即最终结果符合我们今天的价值判断，那么此前发生的一切都是历史进步的必要代价。
历史与民族，谈到我国的民族问题肯定绕不开费孝通先生，1988年费孝通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并于次年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相关论文，这一理论试图解释了中华民族内部的多样性与整体性之间的关系，按照这一思路来看，中国历史上不同族群并非完全彼此隔绝、独立发展的，在那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族群通过战争、贸易、迁徙、通婚、文化交流等方式逐渐形成了相互联系的整体，虽然不同民族的差异还存在，但终究是统一而不可分的，也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概念。
不过既然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那么这个“一体”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以汉族文化作为中心，其他民族逐渐向其靠拢?还是不同民族在长期交往中，共同形成了一种超越各自民族身份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二者虽然看似相近，但其内部区别可引起不小的争论，前者容易走向一种以优势民族为中心的历史解释，其他民族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对汉族文化的接受与融入，而后者则强调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不同族群共同参与创造的结果。
但如果采用后者的说法，总有一种无视屋子里的大象之感觉，汉族长期占据中国人口的多数，其语言文字、文化传统都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不过承认这种历史影响，也不是说必须要将其他民族视为被动接受汉族文明的对象，虽然汉族占据了主体地位，但同时也在不断的输入与输出，中华文明的发展本身就是双向乃至多向的历史过程，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中华民族可以说是一种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并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不断获得新的政治意义的共同体。
这里可以插入一段关于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的理论，所谓民族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共同体内部的每个成员都互相认识，那些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符号、教育制度与政治生活形成了某种共同身份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把共同体内互不相识的个体粘合在了一起，几乎所有现代民族国家都需要这种共同的历史叙事，将原本具有不同地方、阶层与文化背景的人们联系起来，而我国的特殊性就在于，它需要在一个历史悠久、族群构成复杂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共同国族认同，这一点在今天的很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看到类似的话语。
但强调中华民族这一共同身份的时候，原本存在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应当如何得到保留?共同性与差异性之间究竟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本来笔者还准备一篇写完的，但发现后面的文章估计还要非常大的篇幅来介绍苏联、南斯拉夫与我国的民族政策，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无法回避的问题---民族认同与阶级认同，这些内容笔者就放到下篇一起介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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