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老版《水浒》堪称艺术史上的经典。与新版相比，无论是武松、鲁达、三阮等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风雪山神庙、陈桥驿杀卒、魂归涌金门等场景，都已经成为了无法复刻的绝版。整部剧最最传神的莫过于李雪健老师主演的宋江，孝义宋三朗的那种虚伪劲，让人看了简直生理不适。
老版《水浒》，其实贯彻了毛主席晚年的评论“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知道投降”的精神。它用极高的艺术表现形式，让观众深刻地感受到了什么是“投降”，投降的后果又是什么。那么，伟人晚年为什么要如此评《水浒》呢?真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实出无心”，“顺口评《水浒》“吗?或像某人说的，”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吗?
必须要明确的是，《水浒》并不是一个单纯造反的故事，其后20回与前面的内容堪称南辕北辙：反抗与投降，打破既成秩序与维护秩序。并且，梁山好汉不是在走投无路下接受招安的，而是在取得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重大胜利的前提下主动接受招安的。这是主动投降所造就的悲剧。
当然，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梁山好汉们的结局是历史的必然，早在30年代，伟人就分析过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为什么总是以失败而告终：“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伟人提得较多的是李自成的失败。早在1944年，伟人读了《永昌演义》之后就给李鼎铭写信：“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同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伟人把这本书当作整风文件，并说，“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伟人告诫人们，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不久，进入北京城，那天，伟人神情严肃，他说，这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伟人长久的忧患。而《水浒》中，梁山好汉在局部优势下主动投降，接受招安，无疑与好汉们所奉行的“忠义”有关，更与首领宋江推行的路线有关。这与伟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忧患明显吻合，更与现实矛盾演进中，伟人面临的困境深度一致。在伟人看来，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取消压迫，改变产生压迫和官僚主义的社会结构，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这一切，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在社会主义土壤上滋生了许多欺压百姓的大小官僚。并且，历代革命的悲剧，在于原来的革命者消退了革命的情感和意志，最后在根本上背弃了真正的革命目标，因此，才需要“继续革命”。
明显，晚年伟人从着重宋江投降这一角度来论述《水浒》，绝不是心血来潮、空穴来风。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75年8月14日，伟人向北京大学教师芦荻，谈了对《水浒》的看法。伟人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类似的观点，并不是伟人第一次表述。1973年底，他在与部队领导谈话时就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还接受了招安。”据身边一位工作人员回忆，1974年她在武汉读《水浒》时，伟人也对她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明显，伟人晚年重评《水浒》，与他对身后之事的担忧高度同频。可以看出，其锋芒所向，一是宋江“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即架空晁盖，这属于组织路线问题;二是宋江“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即招安投降，这属于政治路线问题。结合当时的背景，谁能说这与现实斗争毫无关系?也是在与芦荻谈话当天，伟人在姚报送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姚的报告说：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也是很需要的，对于反修防修，是有积极意义的。由此，那特殊年代中，紧密联系现实的《水浒》评论运动就此开始了。
当然，有人是有不同看法的。再次复出的邓在8月下旬评价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绝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同月，李进则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伟人。紧接着，9月中下旬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紧扣主题，讲的是农业学大寨和四个现代化;李进则在大寨说：“《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有些文章不给主席送，是我批了送给主席看”;“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这件事，一周后被伟人批评为，“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伟人还指示，李进在大寨的讲话，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注意，这里伟人的批评的是不分场合，冲淡了重要会议的主题，并没有说联系现实批《水浒》是错的。
从1975年8月到伟人离世前几天，《人民日报》持续发表了160余篇评《水浒》的文章。历史的精彩就在于，它总在出人意料之处给人予深思。要不是苏联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还在继续，紧接着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伟人的晚年忧思在苏联成为现实，老大哥又一次成为了我们的鉴戒，那特殊年代“好就好在投降“的评《水浒》运动，恐怕就没有那么意味深远了。换句话说，沉重的现实，给伟人晚年对《水浒》的评论，做了最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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