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亨酒店的柜台，曾经站着一个人。那人穿长衫，却只能站着喝酒。鲁迅后来把他写进小说，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孔乙己。这名字如今念起来，像是从旧书页里抖落的灰尘一般,却也铭记于现代人的记忆里面。
孔乙己并非单一个体。他是科举这张大网筛下的碎屑——上不得厅堂，下不了田地，卡在半空中，被丁举人打断腿，又被酒店里的小伙计和短衣帮当作笑料。鲁迅写他，不哭不喊，只写他教人“回”字的四样写法。那四样写法，便是科举的筋骨，把活人的精神磨成细末，填进八股的窟窿里。鲁迅的笔冷得像一把旧剪刀，剪开科举的袍子，露出下面啃噬人心的虱子。他不多作评语，只让孔乙己在笑声中爬出去，末了说一句“大约的确死了”——连死都模糊得像一笔旧账。
《白光》里的陈士成，则是另一副骨架。十六回落榜，耳朵里尽是白光，眼里尽是仕宦的幻影。鲁迅写他掘地寻银、投湖自尽，全是冷寂的白描，没有一声叹息。那白光是什么?是功名在月光下显出的吃人形状。陈士成以为中举便能翻身，却不知那白光照着的，不过是他自己腐朽的影子。鲁迅用这一篇告诉世人：科举不只是考不中的悲剧，也是考中了便变成丁举人的悲剧。吃人与被吃，原是同一张榜上的正反两面。
《考场三丑》是鲁迅后来的杂文。他站在旁观处，揭出考场的三种活剧：缴白卷的，钞刊文的，瞎写的。他不骂，只笑——那笑是冷的，像冬夜窗缝里漏进的风。他说：“那些题目，是只要能够钞刊文，就都及格的。”一句话，便把科举的底裤扯了下来：朝廷要的不是才，是傀儡;傀儡不必识字，只需会抄。这杂文篇幅不长，却比小说更直接，像一根针，挑破了八股取士的脓包。
鲁迅的批判，终归不是檄文。檄文是高举火把，他却是提着灯，照出犄角旮旯里的霉斑。他从不直说“科举该死”，只让读者为此深思：科举废了百年，但鲁迅笔下的那些影子，偶尔还在今天的某个角落里晃一晃。比如那套“钞刊文”的本领，换了张皮，便在论文答辩里重演;比如那“站着喝酒”的窘迫，换了身西装，便在格子间里叹息。鲁迅若活到今天，大约仍会坐在某家小酒馆的角落，不声不响，只把见闻记下来，用那种冷得发亮的笔，写成另一篇《孔乙己》的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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