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书和人，最近要大火。因为陈是文化界标志性名人，所以，文化界自然要出来捧场，以便于场面不那么冷冷清清。
著名青年女作家贾教授说，“陈先生，象一个归来的王。”
老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贾某先生说，“陈先生的文章，……（此处删除XXX字）”
著名历史学家易某说，“陈寅恪先生与我一样，都是站着把钱挣了的人。”
有人提醒易某，易老师，陈先生的书是近年出的，是赚了一些钱，不过，陈先生已经去世了，是躺着赚钱的。易某就补充说，“陈先生是躺着挣钱，我是站着挣钱。”
著名青年作家蒋女士说，“把陈先生的书，当着众人的面，‘啪’地一声，打开75度，丝毫没有违和感。”
复旦大学著名历史老师葛某说，“陈寅恪先生，宁可饿死也不愿吃新得天下的周朝的饭。”有人提醒说，新中国1949年成立，陈先生死于1969年，在新中国整整活了20年。要是这20年都不吃新中国的饭，那就是不吃不喝活了20年，他真能挨饿呀。
著名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某说，“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但是，我要破一下例，我要说，陈先生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让我敬佩不已。”有人提醒，陈先生在新中国活了20年，而且没有吃过新中国一粒饭，是不是和你童年时一样，是靠吃煤块生活呢？——不过，煤块也是新中国的。
著名资深媒体人胡大V说，“陈寅恪先生的书，是复杂中国不可或缺的一种颜色。”著名作家、鄂省作协主席方女士很不高兴地说，“你以前说我的《日记》是复杂中国不可或缺的一种颜色，现在又说陈先生的书是复杂中国不可或缺的一种颜色，究竟复杂中国得有多少种颜色，你还有没有新词了？”胡大V也不甘示弱，反辱相讥，“你做人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这个空间越来越大。”
著名作家阎某说，“陈先生的书，捡起了文人掉在地上的脸皮。”又是方女士，不高兴了：“以前说我的《日记》是捡起了文人掉在地上的脸皮，现在又说陈先生的书捡起来的。”有人问阎作家，你不是说方《日记》捡起文人掉在地上的脸皮吗？怎么这才几天，又说陈先生的书捡起了文人掉在地上的脸。你们文人的脸皮怎么老掉到地上？你们文人有几张脸皮呀？到底是谁捡起来的？阎作家说，以前是方日记捡起来了文人掉在地上的脸皮，不过，方《日记》没有拿稳，有人又把文人这张脸皮打落地上，还踩上几脚，吐上了口水。
台省著名女作家龙女士说，“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严。陈先生，仍是奉行此一真理的典范。”有人说，的确如此，陈先生在新中国，活得很有尊严，似乎，也没有人骂他。可是，今天，却有很多人骂他。——你说哪个时代好？龙女士，语塞。
突然，著名国学大师、外语教授季某的弟子某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歪曲！”有人说，对，所以，季某当某大学校长、被评为国学大师，政策对他真是太好了。
葛某又说，陈先生拒绝与新朝合作，体现了文人的风骨。有人提醒，会不会是因为社科院的郭院长，看不上陈先生呢？或者，陈先生害怕郭院长，害怕自己的那点学问被郭先生识破，装不下去了呢？郭先生在《李白和杜甫》一书，一开头就大批陈先生“武断”“无知”，至今没有听说陈先生的什么学友反驳，看来是无法反驳。怪不得，陈先生不敢与新中国合作。
有人问，葛教授，你那么崇拜陈先生“不食周粟”的骨气，你怎么不效法他呢？你为什么要食“周粟”呢？你干吗接受新朝的“教授”头衔呢？葛教授，亦语塞。
著名最牛历史老师袁某说，陈寅恪、许倬云、易某，还有我，可以并称中国现代历史四大名家。历史学家沈某说，呸，怎么能是你，应该是我；历史学家杨某说，呸，怎么能是你，应该是我；国际问题专家阎院长说，呸，怎么能是你们仨，应该是我。最后，易某却说，呸，没有我，别算上我。众人怒之。
有人说，陈寅恪与胡适才能并列，其他人没有资格。胡适的学生说，放屁，当年蒋公逃跑时，为什么带着胡而不带着陈？陈先生连一张飞机票都搞不到，有什么资格与胡先生相提并论。
突然有人提出，要是陈先生效法王忠悫公，于蒋公败逃台岛、新中国成立之际，随便自沉于什么湖，岂不是文坛佳话？当然，不能太早，比如，不能与陈布雷、戴季陶之死离得太近，以免嫌疑。
又有人提出，为什么陈布雷、戴季陶没有人捧场呀？是不是死得不是时候？
更有人提出，陈先生，为什么不是共产党迫害死的呢？陈先生那么讨厌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不去迫害他呢？是陈先生根本不重要，还是共产党尚有几分仁慈？
当年的北大，为什么要了其他许多国学大师，却不要陈先生？有人说，那是陈先生恃才傲物，根本看不上新中国的北大，也有人说，是北大看不上陈的学术水平……总之，场面越来越热闹。
捧场的事，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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