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本是饲养牛的棚子，因为比较简陋，所以“文革”后，曾被劳动改造的“牛鬼蛇神”便把当年羁押他们的场所比喻成了牛棚
于是，在这些人的控诉下，牛棚不再是养牛的棚子，似乎成了摧残和扼杀人才的炼狱。
换个角度说，凡是那个年代住过“牛棚”的人都是人才，而且是被国家亏欠了的栋梁之才。
这样一来，“牛棚”便有了含金量，凡是在那里住过的人，不亚于在剑桥、牛津这些世界顶尖级别的学府里镀了金。不但政治上高人一等，经济上也要高人一筹。
所以，“住牛棚”无形中成了某些人的资本，好像住的时间越长，资历就越深，受到提拔重用的程度就越大。
关于这方面的事情，有心人查阅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这绝不是在讲笑话。
“牛棚”火了，自然便产生了效应。有些在“五七干校”学习过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难免就有些眼馋了，只恨当初去错了地方，于是变着法子讲故事，硬把“五七干校”跟“牛棚”往一处扯，一心想沾点牛气，借点牛光。
在这种宣传下，人们感觉有点乱套了，弄不清“牛棚”与“五七干校”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下面笔者就根据个人掌握的信息做一下分析。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牛鬼蛇神”。
按照佛教与民间的说法，“牛鬼”源于佛教地狱中的鬼卒牛头阿傍，传说因生前不孝父母而化作牛头人身。
“蛇神”指佛教护法神魔睺罗伽，人身蛇首，属天龙八部之一。
后来，唐代诗人李牧在《李贺集序》中首次将“牛鬼”与“蛇神”并列，从此便有了“牛鬼蛇神”之说。
到了现代，“牛鬼蛇神”逐渐成了贬义词，经常用来形容社会不良现象或伪装成善的恶人。
“文革”中，“牛鬼蛇神”更是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概念，特指反动人物，主要包括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之类。
“文革”时期，红卫兵将这些人教育看管，让他们住进了条件比较简陋的地方，比如办公室、教室、库房、地下室等地方，并非真的关进了养牛的棚子里。比如北京大学当时有不少走资派，他们成天嚷嚷自己被关进了牛棚。但只要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想到，这种高等学府是不可能养牛的。既然没有牛，哪来的棚子？
其实在北大，“牛棚”这个词并不流行，这种“关人”的地方通常被人们称为“劳改大院”或“黑帮大院”。它真正的火爆，源于北大有叫个季羡林的教授写了本名为《牛棚杂忆》的书。有了这本书，人们或许觉得“牛棚”这个词很时髦，或者感觉很能说明些“问题”，于是曾受过打击的人，哪怕住的不是“劳改大院”，而是条件比较好的小楼，也都喜欢说住了“牛棚”。
“五七干校”与牛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设立的专门机构。
在那个年代，许多党政机关的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的教师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和学习。其目的是通过参加农业生产和其它体力劳动来消除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好地与广大人民群众相融合。
当时，乡下很多地方都建立了“五七干校”，以及供他们居住和生活的场所。由于地域的差异，场所的档次也不一样，但一般都是砖瓦房。按照当时的条件来说，“五七干校”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比当地农民要强很多。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参加“五七干校”的劳动改造的人并非是因为犯了错误，而是一个特定的群体，而且具有普遍性。换句话说，这个群体跟“牛鬼蛇神”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参加学习和劳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历练，不应视为迫害。毛主席的两个女儿都参加过这种学习。其中，李敏在河南省遂平县莲花湖；李讷在江西省进贤县。
当然，人的价值观不一样，对“五七干校”这段经历的认知自然差距很大。有的人把它当成了人生的财富，而有的人却把它当成了一生的灾难。
但是，不管对“五七干校”有什么样的看法，也不应该把它与所谓的“牛棚”等同起来，更不应该把自己人为地划进“牛鬼蛇神”的圈子里去。
当然了，民间有句老话：别人把你当人看，自己硬往牲口棚里钻，神仙也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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