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杂志西元1993年01期上刊载的“访谈记录”《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被当时“访谈”的廖盖隆等人和《炎黄春秋》杂志称为“重要党史资料”。笔者最近仔细地研读了这个“访谈记录”（见文后附录图片），在此试着对其“党史资料”价值做一些辨析。
据这“访谈记录”和前面的一段类似“发文说明”的文字称，它是徐向前在西元1982年8月接受“当时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等几人“访问时的谈话记录”，是“根据录音整理，并经过徐帅审定的”，当时廖盖隆等人反复保证它“不供发表”、“我们只作为党史资料，供领导参考”，到西元1992年9月“应《炎黄春秋》杂志的要求……全文发表”。由此，则有：一，“访问”十年后、徐去世两年后（徐于西元1990年9月去世）才发表，足见徐确实是坚持“不供发表”的，那么最后发表它，是徐去世前改变主意了？还是他逝后家人同意发表了？亦或是廖盖隆等人自作主张？按学术规范，廖盖隆和该杂志应该做出说明。二，廖盖隆的“说明”文字中写徐“已不幸于1992年辞世”，这个低级的年份错误的出现，是因为廖盖隆的笔误？还是因为刊印和校对的粗疏？但愿“谈话记录”的整理中没有类似的“粗心大意”。
言归正传：“谈话记录”开头部分记载徐说“1977年9月我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整理者)”“有三处讲得不对”，“需要更正”。实际上，这“谈话记录”主要内容就是徐在“更正”《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中“三处讲的不对”的地方。
《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文章，署名徐向前，发表于西元1977年9月19日的《人民日报》。据“谈话记录”说，该文是“军事科学院的几位同志同《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他们写好稿子后交给”徐的秘书，徐叫秘书“先看”，最后徐“签了名的”——无法确定签名前徐是否看了文章，以常理推测，文章发表后徐应该看过。
笔者未能找到《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全文，据“谈话记录”得知，徐认为该文中“三处讲的不对”的问题是：一，张国焘擅自决定红四方面军撒出鄂豫皖的问题；二，张国焘发“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问题；三，西路军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文章中显然有西元1932年10月“张国焘擅自决定红四方面军撒出鄂豫皖”、“退却、逃跑”的讲法，现在徐认为这是“不对的”，理由是当时“反‘围剿’失败了，苏区不能存在”，“只有退出鄂豫皖”，否则会“被围困在苏区里面，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想在苏区继续战斗下去，就有被消灭的危险”，而且“当时召开了黄柴畈会议，有二十多人参加，我也参加了。会议临时决定离开老根据地，到平汉路以西，兜个圈子，打败敌人再回去”，所以红四方面军撒出鄂豫皖不是“张国焘擅自决定”的，更不是“退却、逃跑”。
显然，只就“决定红四方面军撒出鄂豫皖”这个事儿本身来看，徐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值得研究人员注意，具有一定的“党史资料”价值。
关于第二个问题，《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文章中说：“张国焘……发出密电，指使他的支持者，妄图裹挟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全部南下，如果党中央不南下，就用‘武力解决’。”这里并没有明确说“密电中有‘武力解决’的字样”，整个这段话更像是在概括密电的内在含义，但徐似乎认定这段话是在说密电中有“武力解决”的字样，“谈话记录”中记载他三次强调“我没有看到过‘武力解决’字样的电报”。实际上，据学者双石考证：“遍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1935年9月12日）、张国焘的检讨《从现在来看过去》（1937年2月6日）、凯丰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1937年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7年3月31日）、《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约在1937年3～4月间）、张国焘的检讨《关于我的错误》（1937年4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1938年4月19日）等有关历史文件，均无张国焘电令徐陈‘武力解决中央’的内容。”（见双石文章：《关于“草地密电”的对话》）如此说来，徐所谓“我没有看到过‘武力解决’字样的电报”，等于是在向一个并不存在的靶子射箭。问题在于，徐由于没有看到过双石列举的上述那些历史文件而产生错觉是情有可原的，而廖盖隆等人作为“党史研究室”的专业人员，是应该了解那些文件的，或者至少在“访问”徐之前应该先搜集研读那些相关文件以作准备，但他们却纠缠于张国焘电报中是否有“武力解决措词”这样的问题，则其从事“党史研究”的能力实在令人怀疑。
由上可见，徐对第二个问题所作的述说基本没有“党史资料”价值。
关于第三个问题，《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文章中应该是有西元1936年10月“张国焘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过河，西路军失败是执行张国焘路线的结果”的内容，这种说法符合党史定论。“谈话记录”显示，徐对此尤为不满，文字间似乎都透出他的激动。徐毫不隐晦地说：“西路军过河是中央军委下的命令，不是张国焘的命令”；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无关，“如果那时过了黄河不”按照中央的指示“打一条山”、“搞根据地”，而是按照他徐某人的意图“一直往西走，西路军是不会失败的”。总之，徐完全否定了党史定论，把“四方面军过河，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中央”（指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近年来双石、齐得平等专家学者的一系列有关研究文著，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四方面军过河，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和四方面军指挥部领导人想脱离中央、到黄河以西“开创独立局面”思想的结果，徐的这种“翻案”是站不住脚的。（参看：双石《 西路军问题再考辩 》系列文章、《 齐得平：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究竟奉谁之命？ 》、《 中央档案馆齐得平：张国焘的案翻不了！ 》、《 中央档案馆三位老专家对西路军渡河问题的材料的校评 》、《 中央档案馆老馆员之“兰台稿存”：《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注释值得商榷 》）
值得注意的是，“谈话记录”中徐和廖盖隆等“党史研究室”人员，都直接把当年红四方面军过黄河说成是“西路军过黄河”，这当然是很不对的，因为在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之前和之时，根本就没有“西路军”这个说法，直到渡过黄河十几天后，四方面军指挥部领导人徐、陈电请中央给予过河部队“名义”，经中央和张国焘之间电报商议，才将四方面军过河部队命名为“西路军”（参看本公众号文章：西路军形成之过程与中共中央、红军总部、四方面军指挥部的关系）——如果徐和廖盖隆等人只是无意识的“口误”，这也表明了他们对党史问题的粗率轻易。
综上，徐对“四方面军过河，西路军失败”问题的看法会对正确的党史研究产生错误干扰，它不具备“党史资料”价值。如果说有一点儿“价值”话，那也只在于能使研究者明白，当年犯了错误的当事者一直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革命历史和革命历史中的人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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