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今日头条》最近发了一个视频。在视频中，翟东升教授呼吁“改造马克思的经典理论”(简称“改造马克思”)。针对翟教授的呼吁，赵磊老师与马政经的青年学者进行了一次学术讨论。按照讨论的先后顺序，本系列文章将发言者的文字稿陆续发表，供大家参考。以下是赵磊老师的发言。
一、引 子
翟东升为什么要“改造马克思”呢?他给出的理由是，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两个基因缺陷。
第一个基因缺陷，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把劳动当做财富的唯一的源泉，否认自然界也是财富的源泉。
第二个基因缺陷，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承认简单劳动创造价值，否认创新劳动也创造价值。
今天在座的，都是马政经专业的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对于翟教授指认马克思的两个基因缺陷(即马克思“把劳动当做财富的唯一源泉”，以及马克思“否认创新劳动创造价值”)，我想，即便是只接受过马政经本科训练的学生，也会惊叹不已。惊叹什么?惊叹翟教授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
其实，存在基因缺陷的，不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恰恰是翟教授的价值理论：第一个缺陷，是翟教授把商品价值与财富(使用价值)混为一谈了;第二个缺陷，是翟教授把马克思的劳动范畴与“下苦力”混为一谈，也就是与“简单劳动”混为一谈了。
对于翟教授呼吁“改造劳动价值论”，我前几天写了一篇短文：《赵 磊：评翟东升“改造马克思”》，这里就不赘述了。
接下来，我想讨论翟东升花了很大力气论证的人才观。我认为，翟东升的人才观是值得商榷的。
二、“上智下愚”
翟东升说：“精英创造的财富，远大于成百上千倍的平庸保守懒惰的群氓!”
这句话很有些影响力。
孔圣人早就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精英的高智商与群氓的愚昧无知，这些都是先天决定的，而且不可改变(不移)。
瞧瞧，不独翟东升坚信“上智下愚”，就连不世出的天才孔丘也这么认为。您还敢不服周么?呵呵，您就认命吧您那。
所以，很多人看了这个视频以后，觉得人类社会就是这么回事。于是，更加崇拜翟教授了。
当然，在“不移”这个问题上，翟教授似乎并没有孔圣人那么坚定不移。孔圣人坚信“上智下愚”是不可更改的，是“不移”的;而翟教授呢，虽然笃信“上智下愚”是命中注定，却也忘不了安慰人数众多的下愚，也就是群氓们：“精英轮流做，下辈子到你家”。
也就是说，群氓们不要沮丧，不要红眼病，你们的后代是有机会成为“上智”精英的。
我想弱弱地问一下翟东升教授，您说的精英究竟指的是谁?您说的群氓又是些什么人?
三、搬运夫和哲学家
窃以为，翟教授说的精英，在古代社会就是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核心的权贵阶级，在现代社会就是以资本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以及资本的附庸和御用文人。不然呢?
“精英创造的财富，远大于成百上千倍的平庸保守懒惰的群氓”，如果这句话来自于许皮带在精英论坛和富豪酒桌上的豪横，我听了一笑了之，也就罢了。但是这句话，出自于ZGRM大学的教授，而且还是创立了某某政治经济学的教授，我认为这就很值得一议、很值得商榷了。
那么，事实是不是真如翟东升所说的那样呢?
对于“上智下愚”的人才观，我经常引用马克思的名言给予驳斥，马克思说：“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
我在2019年写过一篇网文，题目叫《你我的差别不在智商》(2019年7月25日)，我给大家朗读其中的一段话：
“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人与人的智力差异存在一个‘向平均值回归’的规律。也就是说，人与人的智商差异总体上并不大。心理学家说：‘尽管听上去令人遗憾，但既然这是人类进化的自然规律，人们也要学会接受’。其实，这个规律早已为古人发现，比如‘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我这段话的意思，并不是要全然否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禀赋兴趣爱好的差别，而是要强调，所谓“精英与群氓的差别是智商差别”的说辞，基本上属于扯淡的范畴。
根据晚近的科学研究，既然人与人的智商差异存在“向平均值回归”的规律，那么也就是说，人与人的智商差异在总体上并不大，而且是越来越小。
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其实，“向平均值回归”这个规律早已被古人发现，比如“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大家还记得两千年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吧?就连翟教授不以为然的“平庸保守懒惰的群氓”领头人陈胜，也用“揭竿而起”的实际行动，证伪了翟教授十分上心的“上智下愚”人才观。
今天的学生在毕业季里，互相之间都会抱拳曰：“苟富贵勿相忘”——这句话的来源，也是那位下愚的代表人物陈胜。
我引用陈胜对精英大不敬的话，并不是要贬低翟教授使劲论证“精英遗传周期律”的学术努力。我的意思是说，人与人的智商存在着向平均值回归，这个规律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是不是说，就是翟东升阐发的那个意思，或者说他理解的那个意思呢?也就是说，精英与群氓的差别，来源于他们的智商差别很大很大的呢?
大家想一想，既然人与人的智商存在着“向平均值回归”的规律，那么人类社会一路演化下来，且不说几十万年以来，即便从文明史开始计算，几千年以来，“回归”到今天，人与人的智商又怎么可能像翟东升说的那样，差别是非常的巨大，以至于造成了精英与群氓的天壤之别呢?
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交通落后，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非常困难，以至于闭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且不说所谓智商了，就是在相距不远的地方，语言的差别都很大。我所在的成都主城区，方圆50公里的周边，有很多区县。比如著名的大邑县，刘文彩的地主庄园就在大邑县的安仁镇。大邑县距离成都不过50公里左右，但大邑的语言跟成都主城区的语言差距非常之大。
大到什么程度?大概30年前，我跟几个朋友去大邑县鹤鸣山的道观游玩。喝茶的时候，我们跟好客的茶馆老板交流，我根本就听不懂茶馆老板说的每一句话。我当时觉得，成都话是很容易懂的四川官话，但茶馆老板的大邑官话，跟外语差不多，即便是成都本地人，也需要翻译。
我很纳闷，大邑距离成都主城区并不遥远，为啥语言差别这么大?后来明白了，大邑与成都主城区隔着若干条河流，过去交通很不发达，一个河东，一个河西，两地的语言交流、融合存在很大阻碍。
越是上溯历史，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差别可能就越显著。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交通不发达，地理隔阂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上的巨大障碍，由此形成了文化上的地域性和狭隘性。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这些文化上的差别往往被归咎于天生的智商差别。加之出于维护阶级压迫的需要，这些差别便被统治阶级附上了“上智下愚”的亲子鉴定书。
五、方言与普通话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接触过不少的底层打工仔，他们很多人具备了大专以及大专以上的文化。恕我直言，他们跟我教过的本科、硕士生的文化差别其实已经不大——当然，他们和博士生还有专业知识结构上的差别，但是在很多事情的理解能力上，二者已然没有显著差别。
难怪很多跟我一样的同龄人都说，“现在的90后、零零后，个个比我们精”。什么意思?就是比我们聪明多了。跟我们这些50、60后甚至70后相比，今天年轻一代的理解力更上了一层楼。
不仅是“更上一层楼”，年轻一代的文化差距，以及他们对事物的理解能力，我感觉越来越趋于一致了(即“向平均值回归”)。
其中一个显性标志是，他们的语言正在超越地域性，越来越趋于融合。换言之，不同的地方方言越来越被普通话所覆盖。普通话如此普及，这在几十年前，是很难想象的。
我举一个例子。大概是疫情前，我和几位老师到仁寿县考察。下车后，我向一位十八九岁的学生问路，她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给我们指路。我有些吃惊，问她是哪里人。她告诉我，她就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所以我认为，所谓精英与群氓的差别，说到底是阶级差别、文化差别、社会差别，而并非什么天生的脑容量差别。这些差别不仅与社会性质有关，而且与生产力水平、交通状况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关系。
一言以蔽之，精英与群氓的差别，并不是他们的大脑结构、大脑分量有什么巨大差距;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六、“天才论”该不该批?
翟东升千方百计地论证，精英和群氓的差距是智商的差距，而智商的差距是天生的。
我认为，翟教授的人才观是肤浅的，也是荒谬的。我有必要再次强调：在马克思看来，精英与群氓之间的巨大鸿沟，其实并不是所谓先天智商造成的，而是后天“分工掘成的”。精英与群氓的差距，是阶级的差距、文化的差距、社会的差距。
过几天就是毛主席诞辰132周年纪念日。我希望你们思考一下，上世纪70年代，晚年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号召大家批判“天才论”?
有人认为，批“天才论”，那是毛主席的谦虚而已，并以毛主席自己就是“不世出的天才”，来反驳那些对“天才论”的批判。
坚信毛主席是“天才”，这种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无可厚非。但是，用毛主席自己是天才，来反驳毛主席批“天才论”，你们不觉得别扭吗?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人士，站出来赞同“天才论”。难怪毛主席生前无奈地说： “有人说，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我的话一句都不顶，半句都不顶!”
恕我直言，把毛主席批“天才论”，说成是毛主席自己谦虚，这不仅是对毛主席的矮化，对毛泽东思想的矮化，更是对唯物史观的无知。
至于唯物史观如何看待“天才论”，我已有文章讨论(参：《赵磊：你我的差别不在智商》2019年7月25日)。我把发言时间留给诸位，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最后我出一个思考题：什么是阶级差距、文化差距、社会差距?
*原载于公众号：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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