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91年12月26日，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世人惊愕的目光中轰然解体时，全球的政治家们，包括当时的美国总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本人，都未曾预料到这一时刻的突然降临。然而，早在几十年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便以其非凡的洞察力预言了这一结局——“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毛泽东主席对苏联命运的预见，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
毛主席敏锐地指出，赫鲁晓夫集团已然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
在1956年1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形象地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毛泽东进一步警示：“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他尖锐地批判道：“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据东方直心老师的《毛泽东大传》记载，1956年12月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西边小会议厅召开会议时指出：“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的某些观点和做法，助长了国际范围内修正主义的泛滥。”
《毛泽东年谱》也记录了此次谈话，毛主席明确表示：“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随后，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组织起草并亲自主持反复修改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文章首次敏锐而明确地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并加写了一段文字：“斯大林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导致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批评斯大林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由于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并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从而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思潮，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帝国主义也正是利用这种思潮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这些论述清晰地表明，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修正主义者，即“卖国贼”们，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
然而，修正主义者的帮凶——那些打着“爱国”旗号紧随其后的“爱国贼”们，则充当了苏联解体的助推器。
苏修集团究竟是何面目?历史文献揭示了其狰狞的一面。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指出：“现在，在苏联，谁要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敢于说话，敢于反抗，敢于斗争，谁就会被监视、钉梢、传讯、以至逮捕和监禁，或者硬被说成是‘精神病患者’，而被送进‘疯人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竟然不止一次地对工人罢工和群众反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文章进一步揭露：“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保留全民国家”这个公式，道破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内心的秘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是坚决反对的;国家政权，他们是死也不肯放弃的。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懂得掌握国家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他们需要利用国家机器来压迫苏联劳动人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需要利用国家机器为在苏联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就是赫鲁晓夫打起“全民国家”、“全民民主”的旗号的真正目的。
1966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第4版刊登的《我留苏学生代表愤怒揭露苏修领导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苏联人民终有一天要造修正主义的反》一文，描绘了苏修统治下的社会现实：“在今天的苏联，资产阶级专政取代了无产阶级专政。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代表的特权高薪阶层，也就是新的剥削阶级，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压迫和剥削苏联广大劳动人民，对他们实行法西斯的恐怖统治。……苏修领导集团害怕群众，害怕真理，疯狂地镇压苏联人民，以各种借口把大批正直的苏联人关进‘精神病院’或‘疯人医院’，对他们进行残酷的精神折磨，这在苏联各地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文章还指出：“苏修领导集团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已经从根本上破坏了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广大的苏联劳动人民，完全失去了言论、集会和选举等的自由。贪污盛行投机成风出现了新的资本家和地主。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代表的高薪特权阶层，利用种种特权，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营私舞弊，任意剥削广大劳动人民，挥霍人民的血汗。高薪特权阶层穷奢极欲，生活腐化，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越来越贫困，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
1970年《红旗》杂志第五期《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一文，更是将苏修集团的本质暴露无遗：“处于内外交困的苏修叛徒集团，越来越露骨地依靠反革命暴力来维持其背叛列宁、背叛十月革命的反动统治。今日之苏联，特务密探横行无忌，反动法令层出不穷。革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反革命有赏，叛徒弹冠相庆。许多革命者和无辜的人被关进集中营和所谓‘疯人院’。苏修集团甚至出动坦克和装甲车，对人民的反抗进行野蛮镇压。”
文章进一步揭示了苏修的民族压迫政策：“列宁曾经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象俄国那样，对国内的大多数居民实行这样的压迫’，除俄罗斯人以外的其他民族‘被当作异族看待’。‘它使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对君主政体积下了深仇大恨’。
现在，苏修新沙皇恢复了老沙皇的民族压迫政策，采取歧视、迁徒、分化、监禁等毒辣手段，对各少数民族进行压榨和迫害，把苏联重新变为‘各族人民的监狱’。”
1974年1月8日《人民日报》第6版《苏修的法西斯专政激起人民日益强烈的反抗 今天的苏联社会，充满着尖锐的阶级对抗、民族矛盾和社会动荡。新沙皇正是坐在这样一座火山上》详细描述了苏修集团如何通过法西斯专政来镇压人民的反抗：“近几年来，苏修叛徒集团疯狂地实行法西斯专政，加紧镇压人民。而苏联各族人民反抗苏修反动统治的斗争持续不断，越来越激烈。今天的苏联社会，远不是勃列日涅夫之流所描绘的什么‘稳定’与‘和谐’，而是充满着尖锐的阶级对抗、民族矛盾和社会动荡。新沙皇正是坐在这样一座火山上。”
文章列举了苏修集团炮制的一系列反动法令、条例和决议，如“关于进一步加强民警措施的决议”、“关于民警机关对刑满释放的人实行行政监督的条例”等，并指出这些法规都是为了加紧迫害人民群众。更令人发指的是，苏修集团还利用“精神病院”来摧残反抗者，对被关押者任意拷打，并使用各种烈性药物和毒品，强迫他们改变政治观点。
然而，压迫只会激起更大的反抗。
文章总结道：“但是，反动的法令并不能制止人民的不满，而残酷的镇压只能激起更大的反抗。目前，苏联人民反抗苏修统治的斗争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怠工、罢工、集会、游行示威、成立地下革命组织、散发传单、发表斗争呼吁书、举行暴动等等。各地反抗的怒潮彼伏此起。”
面对如此黑暗的修正主义路线，苏联那些自诩为“爱国者”的群体，非但没有坚定地站在苏联人民群众一边，反而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修正主义集团辩护，甚至在苏修集团血腥镇压人民反抗时，他们依然坚定地支持。
这些站在苏联人民对立面的所谓爱国者，是否应该被冠以“爱国贼”的帽子?
或许有人认为，用“爱国贼”来形容，伤害了民族感情，伤害了人民的感情。那么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群体呢?
总体来说，“爱国贼”们是一个爱国群体，但他们往往缺乏深刻的阶级意识。
爱国主义可以分为三类：
民族立场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民族问题高于一切，是最朴素的爱国意识，表现为不允许外敌侵略。从这个层面上衡量，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
这种民族主义立场，往往认为国家的一切决策都是正确的，将“祖国”等同于政府，等同于“国家”，无条件支持政府(国家)的决策。
他们没有深刻理解：国家是有阶级性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因而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而不是被统治阶级的国家。
这种分不清“国家”实质的爱国主义，是“爱国贼”们的基本立场。
人民立场的爱国主义：人民立场首先要区分“祖国”与政府(国家)。对于政府的决策，他们不会无条件支持。
例如，军国主义政府要侵略别国，就不能支持;欺压弱小民族，就不能支持。人民立场不是朴素的爱国主义，而是有了觉醒意识的爱国主义，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有思考的爱国主义。
这比民族主义更进一步，属于初步觉悟的层面。他们爱的，是人民的国家，而不是剥削阶级的国家。
无产阶级立场的爱国主义：这意味着要站在阶级的高度去思考问题，确切地说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思考问题。
有没有剥削?
有没有压迫?
所有的无产阶级要团结起来。这样的立场是完全觉悟的。
他们爱的，是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国家。阶级立场不仅要区分“祖国”与政府、“祖国”与国家，还要区分人民内部的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也有不同的范围。
例如，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拥护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共产党)、拥护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而非修正社会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但他们的利益有时与无产阶级不一致，这时就需要分清阶级立场。阶级利益有时会与人民中的其他阶级(比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这时就需要维护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
此外，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至少在道义上还要支援全世界无产阶级。即使是美帝国主义，也有无产阶级，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我们也要支持他们的斗争。我们一定要区分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就像要区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与日本人民一样。
无产阶级立场的爱国主义，是革命的爱国主义，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爱国主义。
按照上述分析，在民族主义立场下，还隐藏着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即大国欺负小国，大民族压迫弱小民族，压迫人民。这是一种邪路。
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就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是邪恶的。狭隘民族主义不仅仅无条件支持政府(国家)，还会助纣为虐，甚至不惜屠杀其他国家与民族的人民。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极其反动的。
民族主义本身不邪恶，狭隘的民族主义才是邪恶的。
在欺压弱小民族、弱小国家方面，美国、英国、法国、沙皇俄国、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所有强国，都不遑多让。他们都有或者曾经有过邪恶的狭隘民族主义——现在也是。
支持对外侵略战争，支持对内欺压弱小民族，支持对内压迫人民(苏修的支持者就是这样)。这些人正是“爱国贼”。狭隘民族主义者就是“爱国贼”。
他们爱的，是剥削阶级的国家;他们爱的，是修正主义集团的国家。由此可见，“爱国贼”与卖国贼是一体两面，他们有时是卖国贼的打手和吹鼓手——仆从。
列宁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1914年11月29日〔12月12日〕)中指出：“‘仇恨德国人，打击德国人’——这始终是通常的爱国主义即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口号。而我们说，‘仇恨帝国主义强盗，仇恨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同时又说，‘要向德国人学习!要始终忠实于同德国工人的兄弟联盟。他们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我们会赢得时间，我们会等得到他们的，他们一定会来援助我们’。”
1967年5月6日《人民日报》第4版《影片〈清宫秘史〉的反动本质》引用毛主席的话：“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
不同阶级的人，他们的爱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光绪和珍妃爱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之国。对于革命人民来说，这种“爱国”恰恰是卖国。
列宁在《资产阶级的国际政策》中也指出了这种“爱国主义”的欺骗性，他写道：“普通公众伸长耳朵听了这些胡言乱语以后，信以为真，于是就盲目地跟着骗子们走，而这帮骗子正是力图用他们自己所要求的东西来吸引‘社会舆论的’注意。普通公众没有料到，他们正在受人摆布，也没有料到，有人正在用什么‘爱国主义’、‘祖国的荣誉和威望’、‘列强的集结’等等响亮的词句来故意掩盖金融骗子和一切资本主义冒险分子的勾当。资产阶级大报所热心干的是高利出卖‘最新的’和‘最吸引人的’报道，它们每天编造的那些吸引人的新闻就是用来转移普通人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真正重要的问题，不去注意‘高深的’政治的真正内幕。”
修正主义集团，本质上就是一个卖国贼集团。如果没有这个集团以及他们所奉行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是不会解体的，伟大的南斯拉夫是不会四分五裂的;包括乌克兰人民在内的苏联各族人民、南斯拉夫人民也不会遭受现在的压迫与痛苦。
这正是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悲剧!
毛泽东的预言至今仍有深远意义。
苏联的解体并非偶然，而是修正主义路线长期发展的结果。
这一历史教训警示我们，任何打着“爱国”旗号却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行为，最终都将走向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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