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很清醒，他要对抗和结束历史周期率!
毛主席的伟大，就在于他是极少数真正看透、并决心彻底打破“历史周期率”的领袖;而且他不是说说，是用一生去对抗、去实践、去防止中国重蹈历代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覆辙。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这段话的核心关切，贯穿了毛主席晚年的全部思考：一个穷国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搞建设，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最终受益的只可能是少数人，而广大劳动人民将重新沦为被剥削者。
今天，当我们回顾毛主席时代二十七年的建设成就，以及他在生命最后岁月里那场“灵魂深处的长征”，需要将这两段历史贯通起来理解——前三十年的艰苦奋斗与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不是断裂的两段，而是一脉相承的接力。
一、数据与事实：用历史证据回应抹黑
从农业国到工业国
那些宣称“毛主席去世时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人，往往对基本的经济数据避而不谈。
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工业基础薄弱到什么程度?以1936年这个经济发展较好的年份为参照，德国、英国、美国工厂的净产值分别是中国的50倍、39倍和126倍。1949年，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不仅远低于美国，甚至低于印度。这就是毛主席接手时的家底。
然而，经过二十七年的建设，当毛主席于1976年去世时，中国的工业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业产值据官方统计增长了12倍，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工业生产所占比重从1952年的23%提高到1976年的50%，农业经济所占比重从58%下降到34%。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952年至1978年间，中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5%。
到毛主席逝世时，中国已经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GDP从679亿元增加到3488.6亿元，增长4.12倍，年均增长6.5%。一个在废墟上起步的农业国，用二十七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这在世界经济史上绝无仅有。
对外战争的底气从何而来
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国防现代化。毛主席时代，中国先后经历了六次对外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反击战、抗美援越战争、中苏珍宝岛之战、西沙保卫战、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其中，抗美援朝面对的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领衔的十六国联军，珍宝岛之战面对的是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
这些战争的胜利，靠的不是运气，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1年第一艘核潜艇下水。邓*平后来明确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1972年尼克松主动访华，中美关系破冰，这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一个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国家，会让世界头号强国的总统不远万里前来示好吗?正如毛主席所言：“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尼克松之所以来，恰恰是因为中国已经强大到无法忽视。
人民生活的真实改善
从1949年到1976年，全国人口由54167万人增长到93717万人，接近翻了一番;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1975年的68.8岁。在一个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农业国，用不到三十年时间让人均寿命翻了一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医疗条件、营养水平、公共卫生的根本改善。世界卫生组织赞誉当时的中国“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
教育方面，中国儿童入学率达到97.1%，小学升学率超过90%，初中升学率最高达到75%。正是这数以亿计的受过基础教育的劳动力，为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工业化提供了最宝贵的人力资本。
毛主席时代还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基础性和中坚性作用。到1969年，中国国内公债全部还清，成为全世界唯一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
那个时代职工工资长期偏低，生活必需品供应匮乏，人民节衣缩食，但这些困难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国家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同时推进工业化、国防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不得不把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重工业和军工，正是这种“从嗓子眼里抠出食物”的积累，才为后来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胜利后的忧思：毛主席看到了什么
然而，正是在这些耀眼成就的背后，毛主席的忧虑却与日俱增。
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进城之后的部分干部们开始变了。那些曾经穿着草鞋布衣、在枪林弹雨中为穷苦人打天下的英雄，坐进了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坐上了小汽车，住进了小洋楼，心却离当年的穷兄弟越来越远了。一个新的阶层正在悄然形成——他们口头上挂着“为人民服务”的牌子，实际上开始享受特权、脱离群众，把自己当成了治理者，把人民当成了被治理者。
对于毛主席来说，这不仅仅是作风问题，而是路线问题，是关于这个国家变不变色的生死存亡问题。
苏联的教训更是让他警醒。那个曾经燃起十月革命火炬的“老大哥”，正在发生着令他警惕的变化。毛主席在中苏论战中指出：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生活上完全脱离了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苏联的卫星上天了，红旗却落地了。
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提出的“历史周期率”像魔咒一样在他脑海中盘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朝历代，哪一个不是在创业时励精图治，而在守成时腐败溃烂?他不想让新中国重蹈覆辙。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这个“守”，指的不是守住地盘，而是守住初心，守住那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承诺。
三、滴水洞的决断与灵魂深处的长征
1966年6月，毛主席南下视察，秘密回到韶山，在滴水洞一号楼住了十一天。在那十几个日日夜夜里，他在那个山洞中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自我涅槃。
当他从滴水洞出来，召集湖南省三级干部开会时，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什么是“新长征”?第一次长征，是为了生存，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而这一次长征，是一次思想上、灵魂上的进军。这一次的敌人，不在外部，而在内部，甚至就在每个人的心里。他要挑战的，是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是人性中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弱点;是那个看似牢不可破的官僚体制。
他知道这件事可能让他“摔得粉碎”，但他还是决定要去做。
为什么?为了留下解决问题的种子，他希望通过这场运动，给中国人民种下一种民主的基因，一种平等的意识，一种敢于斗争的精神，他要教给人民一种“屠龙术”——以前，他带领人民屠掉了恶龙，建立了新中国;现在，他担心那些屠龙的勇士长出鳞片，变成新的恶龙。所以，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不惜把自己变成祭品，把屠龙的匕首交到了人民手中，告诉他们：看清楚，以后谁要是搞修正主义，谁要是压迫你们，你们就用这把匕首，把他拉下马。
这颗种子，也许在当时的寒冬中无法发芽，但只要条件成熟，就会破土而出。他晚年常说“愚公移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他看来，要搬移的“山”始终随着形势和任务而变化：革命年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设年代则是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和修正主义的新大山。
四、割裂历史的谬误：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是一脉相承的
毛主席当年那场“灵魂深处的长征”，说到底，就是为了让新中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而今天一些人否定毛主席时代，本质上就是在否定那场“跳出周期率”的努力，是在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让中国重新落入历史周期率的陷阱铺路。
今天，一些人别有用心地割裂历史，用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成就去否定前三十年的贡献，他们试图以此否认毛主席时代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建设，从本质上来说，依然是割裂历史的看问题。
没有毛主席时代完成扫盲、提升青年人的文化水平，改革开放拿什么去承接产业转移?没有毛主席时代建立的完整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改革开放拿什么去吸引外资?没有毛主席时代打下的国防基础和大国地位，中国凭什么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独立自主?
放眼全球，一百八十多个国家中，改革开放成功的仅是少数。从埃及到印度、伊朗，从苏东二十六个国家，很多国家“改革”之后颜色都变了，国家分裂了，人民遭殃了。为什么中国能够成功?恰恰是因为前三十年奠定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强大的国防力量和独立自主的外交传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基础。
这就好比吃馒头——吃了四个馒头饱了，不能说是第四个让我饱了，前面三个白吃了。历史的连续性不容割裂，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是再朴素不过的道理。
结语
毛主席在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还说了一段话：“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这段话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深思。
他一生都在与两种力量作斗争：对外，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作斗争，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对内，与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作斗争，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前一场斗争，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胜利;后一场斗争，他自知可能失败，但依然义无反顾。因为他相信，只要种子种下了，总有一天会生根发芽。
毛主席的一生是最光辉最正确的，晚年的他给后人的是一个深刻的课题。历史是人民书写的，时间已经验证了毛主席一生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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