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契约"到"算法参数"的政治经济学审视
引言：纪念的追问与账单的缺席
202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华社政论以于都河畔李骏烈士"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家"的家书开篇，复现了湘江战役中红三军团"以血肉之躯扼守隘口"的惨烈，也记录了红军取萝卜"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的纪律。文章将长征定义为"精神坐标"，将两千万烈士的牺牲凝结为"信仰之力、领航之力、人民之力、奋斗之力"。
任何读到这些细节的人，都无法不为之动容。那些平均年龄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用脚丈量了二万五千里，把一个民族的命运从绝境里踩了出来。
但纪念的语法，在呈现牺牲的同时，也在完成一次框定。个体苦难被组织进一个更大的叙事结构，最终汇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议程。纪念的功能是为当下的道路提供合法性与动力——这本身并不反常。问题在于转换的方向：如果纪念只要求后人"继承精神"，却不追问"今天的劳动者是否还在承受与当年同构的代价转嫁"，纪念就可能从一种召唤变成一种遮盖。
九十年前那支队伍流血，是为了建立一个劳动者做主人的国家。新华社政论引述了一名普通红军战士的话："这里大家都一样，不像在白区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救中国。"这句话的核心不是抽象的"信仰"，而是阶级关系的翻转：穷人不再是奴隶，劳动者有了主体地位。
那么，四十多年改革走到今天，工人和农民——这个国家的主体——在这条路上，是得到了应得的一份，还是在某个环节上，被悄悄挪到了账单的支付端?
这篇文章要做的，不是全盘否定，也不是粉饰太平。它要做的，是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工具，把这本被宏大叙事反复折叠的"改革账单"，一层一层摊开。它要追问的是：这场深刻转型解放了什么，又挤压了什么;谁从中得了实惠，谁又在默默支付代价。
一、先把"人民"说清楚：他们是谁
讨论之前，先立住一个定义。
人民不是一个人数拼盘，不是把老板、白领、网红、房东和工人加在一起除以二。人民，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者——地里种粮的农民，车间造机器的工人，穿街过巷的骑手，流水线上的农民工，写字楼里被劳务派遣的柜员，医院里没有名分的护工。社会财富是他们创造的，历史是他们推动的。
判断一场改革好不好、对不对，不看GDP数字好不好看，不看外资来没来，不看少数人富得多快，只看一条：劳动者这个主体，在每一步里，是更站直了，还是更弯下腰了。
用这把尺子量下去，问题就藏不住。因为很多时候，宏大的成就叙事里，恰恰隐去了那些为成就付费的人的名字。他们不发声音，不代表不存在。
二、九十年前的答案：劳动者是怎么赢的
长征胜利的密码，是今天的对照。
不是靠人多当"基数"试错。太平天国牺牲千万，一战上千万人填进战壕，都没换来劳动者的解放。中国革命能赢，靠的是三件具体的事。
官兵一致。 旧军队抓壮丁，士兵被绳子串着押上前线，官长喝兵血、吃空饷，兵不知为谁而战。1927年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1929年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中国共产党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队伍，锻造成有信仰、有纪律的先锋队。没有军饷，但官兵平等，经济公开。一个长工参军，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个人。
为劳动者谋利。 红军到一地，打土豪、分田地。于都给乡亲凿井，过瑶寨把侮辱性的"猺"字改成平等相待的"傜"，挖了萝卜必留铜元。于是百姓连夜拆门板架浮桥，冒杀头风险藏伤员。农民算得清账：这队伍分我地、护我命，它赢了我才有活路。
思想上从实际出发。 第五次反围剿照搬外国打法，八万六千人长征出发，湘江一战折损过半。1935年遵义会议纠正错误路线，红军一下子活了，四渡赤水，机动作战，后来才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路。
这三条归结起来是一个字：组织。一盘散沙的农民，被组织成有信仰、有纪律、有方向的队伍。这才是长征最核心的遗产——不是"能吃苦"，是"劳动者自己组织起来做主人"。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遗产落到了制度上。工人进了单位，农民进了集体。工人参与企业管理，"鞍钢宪法"讲两参一改三结合;农民在集体里修水利、办学校、扫盲、合作医疗。一个大厂是小社会，一个大队是大家庭，生老病死有组织托底。
这是一份历史契约：劳动者让渡当期高收入，社会把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包下来。当年八级钳工敢"以厂为家"、敢对厂里不合理的安排提意见，底气来自他在经济上、治理上都是主人。
三、改革的两副面孔：成就要认，代价更要认
1978年前后，旧体制确实走不下去了。效率低，"干多干少一个样";农村还有两亿多贫困人口，口粮不足是普遍现象。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个体经济，让几亿人吃饱饭、让商品丰富起来、让几亿农民工有了进城务工的出路，这个变化谁也抹不掉。
但两件事必须同时说清楚，不能只讲一半。
第一，那几年粮食增产，不全是"分田"一个动作的功劳。 农田水利、水库渠系、杂交水稻、化肥工业、农村扫盲和合作医疗，这些真正的硬件，是在之前二十多年的集体化时期一锹一锹修出来、一项一项攻下来的。分田按下了激励的按钮，可按钮后面那台机器，是前人攒了几十年才攒成的。把功劳独独记在"分田"头上，是把一场接力赛，说成了一个人的冲刺。
第二，那个被反复神化的"小岗原点"，后半程更耐人寻味。 这个被供为改革旗帜的村子，几十年下来并没有靠单干长出什么像样的产业;村民今天的日子，靠的是数十亿级持续不断的各级财政投入、项目资金和红色旅游。而它现在真正在做的，恰恰是土地集中流转、村集体统一经营——又走回了当年被它打破的那个"统"字。被树为旗帜的地方，自己却没有走完旗帜上写的那条路。这本身就是对那场被神化叙事最冷静的注脚。
承认成就，不等于不能算账。问题从来不是"有没有代价"，而是"代价由谁来付、收益由谁来拿"。判断它正当与否的标准，不是受益的人有多少，而是受损的是不是最没有议价能力的那一群人，以及事后有没有人记得他们、补偿他们。
八十年代是松快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个体户支起了摊，年轻人开始"下海"。那是一段增量改革的日子，蛋糕在做大，多数人都觉得日子在变好。疼痛是后来才来的——当改革从"做大增量"进入"调整存量"，当计划经济那套兜底的体系一步步退场，而新的社会保障网还没织起来，那些旧体制里的劳动者，才第一个站到了风口上。
波兰尼在《大转型》里讲"双向运动"：市场一旦放开，会自发把土地、劳动都变成商品;社会要自保，就得有反向的保护运动。问题是，市场那只脚跑得飞快，社会保护那只脚，长期慢了半拍。人，就被夹在这两只脚中间。
四、第一笔账：谁承担了转轨的成本
80年代中期"拨改贷"，本是硬化企业预算的常规操作。可老国企几十年利润已全额上缴，没多少资本金，突然背上银行利息，还得扛着退休职工养老医疗、办学校办医院的包袱。另一边，新办的外资私企轻装上阵、享受税收优惠，没有这一身历史包袱。让背着沉重包袱的老厂去和轻装对手竞争，结果可想而知。
1998到2002年三年脱困，上百万家国有和城镇集体中小企业改制退出，5000多户扭亏无望的大中型困难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约160万家乡镇集体企业转制。不是所有企业都该硬撑，相当一部分确实资不抵债、不改也是死;改制形式有改组、兼并、租赁、股份合作，不全是出售。改革解放生产力的方向没有错。
但问题藏在两个地方。
一是程序。 不少企业改制时，没有公开竞价，没有独立评估，更没有让一线工人坐在决策桌上。厂子怎么估、卖给谁、卖什么价，创造它的人几乎没有发言权。个别环节出现了"内部人控制"：压低评估、低价受让，造成公有资产流失。这在经济学上叫"收益私人化、成本社会化"。
双汇MBO过程中"挤牙膏"式的信息披露;东贝B管理层以2333.98万元购入价值1.7亿元的优质国有资产;个别改制案例中工人诉求长期被程序忽视，最终酿成激烈的群体冲突。这些个案该由审计、司法逐案认定，不搞全称定罪。但它们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当改制没有公开程序、没有职工参与的时候，"改革"就很容易变成少数人对多数人利益的单向侵占。
二是代价落在谁身上。 1998到2003年，国企累计下岗约2818万人。他们在厂里干了二三十年，拿有限补偿离开，社保没有充分预提，再就业时年纪已大、技术用不上，只能去看门、摆摊、打零工。寒冬的早晨，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工人推着自行车走出厂区大门，他失去的不只是一个铁饭碗，更是"国家建设者"的身份。
要知道，在他们的青春记忆里，自己曾经是这个工厂的主人。厂里的事可以提意见，退休了有单位管，生老病死有人问。他们把最好的年华、把低工资里省下来的积累，全都交给了国家。两弹一星、完整工业体系，地基是他们那代人一砖一瓦垒起来的。转轨来时，这一切在很短时间里变了。这不是"以后要注意"的事，是已经发生、已经完成、那一代人现在已经六七十岁的历史。改革的收益沿着另一条路分配，而最重的那部分成本，压在了最没有议价能力的人肩上。
更难的是那个衔接的空档。旧的单位保障已经撤了，新的社会保障网还没有织密。下岗之后的那几年，看病找谁、养老靠谁、孩子上大学的钱从哪来，很多家庭是在一种近乎真空的状态里硬扛过来的。这不是说后来的社保改革没有作为——恰恰相反，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到城乡居民养老、到最低生活保障，这些年的安全网是在一寸一寸补起来的。但补网的速度，和当年撤网的速度，在时间上对不齐。那个对不齐的空档里，有人独自扛过了病，有人独自扛过了老，有人独自扛过了孩子的学费。
五、第二笔账：农民从集体里出来之后
农村这一笔，常常被"解决了温饱"一句话轻轻盖过去。
包产到户让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几年间解决了吃饭问题，这个功劳要认。但旧的统一经营层一解体，新的、真正由农民自己主导的合作组织没有立起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在很多地方"分"得彻底，"统"成了空壳。
村集体没有钱、没有服务能力，名义上还是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成了挂牌子的空架子。温铁军反复提醒：农村一旦没有组织化载体，分散小农户就成了整个社会议价能力最弱的群体。
后果是一连串的。资本下乡租地，挨家挨户谈，租价被压到最低;农产品要卖，单干户面对收购商没有定价权;遇到天灾和市场波动，一个人扛。不是农民不勤劳，是他背后没有组织替他说话。于是几亿年轻人只能离开土地，变成城市里的农民工。他们干着城市最累的活，却因为户籍、社保，难以平等享受城市的教育、医疗和住房保障。老人留在村里，孩子成了留守儿童。
还有一段历史不能漏。分田之后的前十几年，农民确实缓了一口气;但从九十年代开始，随着乡镇企业大批改制退出、村集体空壳化，农村的负担又压了回来。农业税、"三提五统"、各种摊派，压在没有任何议价能力的小农户头上，一度出现农民上访、土地撂荒、基层治理悬空的局面。直到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这口气才喘过来。可税虽然免了，农村真正缺的那个东西——一个能替农民说话、能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的载体——并没有跟着长出来。
两代农民工进城了几十年，"融不进城市、回不去农村"的两难，至今没有完全解开。它的根子，还是那个老问题：他们离开了土地，却没有被新的组织真正接住。
工人失去了单位，农民失去了集体。两个劳动阶级，先后被从自己的组织载体里抛了出来，变成面对市场单打独斗的个体。这是今天所有劳动问题的历史根子。
六、第三笔账：基本公共服务的商品化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力再生产是一个社会的"必需成本"：吃饭、看病、养孩子、学技能、养老。这部分成本，在社会主义的制度逻辑里，本应由社会来承担，因为劳动者创造的剩余已经由社会集中了。
改革过程中，住房从福利分房走向货币化(1998年)，医疗、教育也逐步推向市场。方向不是没有道理，完全由国家包，财政确实背不动。但边界没有守好：该保的基本公共服务，没有同步兜住。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局面：一个年轻人要掏空六个钱包才凑齐首付，背上三十年房贷;家里一个大病，能让一个普通家庭返贫;孩子上个学，家长疲于奔命。这些不是偶然的生活压力，是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被系统性地从社会头上，挪到了个人和家庭头上。
更隐蔽的机制在土地财政。1998年住房分配货币化之后，地方政府发现了一条捷径：低价征用农村土地，高价出让给开发商，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财政的支柱。这套模式运转了二十多年，把地方政府的收入、银行的信贷、开发商的利润、居民的负债，全部绑在了同一块土地上。房价上涨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在赚钱;房价一旦停涨，链条上的每一环都开始承压，而最终扛下所有风险的，是那个掏空六个钱包的普通家庭。土地财政把劳动者未来三十年的劳动提前透支了。
这笔账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源头。低价从农民手里征地，高价卖给开发商，中间巨额的级差收益，本应是全体人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却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城市建设资金、开发商利润和银行利息。农民作为土地的原承包者，只拿到了一笔有限的补偿，却永远失去了这块土地未来几十年的增值。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6小时，高于法定每周40小时的上限。为什么年轻人这么累?因为住房、医疗、教育这三座大山压下来，他不加班不行。这不是哪一个老板心黑，是那只"社会保护"的脚，没跟上。
阿马蒂亚·森讲"可行能力"：看一个人过得好不好，不只看挣多少，而看他有没有能力过自己认为值得过的生活——能不能按时下班陪孩子，病了看得起，老了有依靠。霍耐特讲"为承认而斗争"：劳动者要的从来不只是工资，还有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尊重。
这里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结构原因。地方政府之间要招商引资、要GDP、要税收，自然就有压低劳动成本、放松劳动监察的冲动。哪里的工人工资更低、社保交得更少，资本就往哪里去。这在经济学上叫"逐底竞争"。于是劳动标准在不知不觉中被压低。这不是哪一个官员的个人问题，是增长导向的考核结构，把劳动者的议价权一点点磨掉了。
七、第四笔账：劳动者的组织，为什么没有重建起来
前面几笔账，归根结底是一笔。
九十年前我们靠"把支部建在连上"赢了战争。和平年代，最理想的状态，本来应该是：工人在企业里有真正的职代会、有集体协商;农民在村里有真正由自己说了算的合作社。劳动者有自己的组织，才有和资本、和市场对等谈判的筹码。
可现实是：单位松了，集体空了，工会在一些企业里还硬不起来，真正由农民主导的合作组织大多还没长出来。项飙讲"附近的消失"——原子化的个人被困在系统里，和身边人断了联结。骑手一个人去找平台谈社保，谈不动;工人一个人去找企业谈工时，谈不动;农民一个人去和资本谈土地租金，谈不动。
这才是最深的问题。我们打破了旧的组织，却没有在新的生产方式下，把劳动者的组织重新建起来。一个散沙化的劳动者群体，再多人也只是待分配的劳动力，不是能和资本对等议价的主体。长征的历史经验恰恰说明：一盘散沙的基数再大，没有组织和方向，也只是基数;组织起来、有了议价位置，才能从"代价的承担者"变成"规则的参与者"。
为什么组织这么重要?因为在市场里，单个劳动者和资本谈判，从来就不是对等的。一个人可以走，可以辞职，但他要吃饭、要交房租、要养孩子，他耗不起;而资本可以等，可以再招一个人。这种不对称，决定了工资、工时、条件，天然会向资本倾斜。葛兰西讲"文化领导权"：一套有利于秩序的价值观会被包装成常识，让劳动者自己觉得加班是应该的、不被交社保是正常的。而要打破这种自我说服，唯一的办法，是让分散的人重新彼此看见——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过得不好，原来我们是一样的。组织，就是让"我"变成"我们"的那道桥。
八、第五笔账：名义上的公有，和实际的支配关系
有人会说：今天不还有国企吗?国企不就是公有制，工人不就是主人?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从法律上看，国企资产是"全体人民所有"，命脉握在国家手里。这一点不承认不客观。可所有制从来不只是一张法律证书，它是三对现实的关系：谁决策、谁管理、谁分配。
现实是"国家代表全民所有"。计划经济那一段，有过"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老工人能对工艺提意见，职代会能讨论工资福利，"主人"虽有限，却不是空话。可现代企业制度讲董事会、讲经理负责，职代会在不少企业里虚化了：一线工人对企业重大投资、利润怎么分、管理者怎么选，几乎没有实质发言权。"主人"两个字，慢慢变成了墙上的标语。
更值得追问的是：今天许多国企、机关、事业单位里，最脏最累最险的一线岗位——车间里的操作工、银行的柜员、邮政的分拣、通信的外线、医院的护工——大量并不在本单位编制内，而是劳务派遣工或业务外包人员。他们干着和正式职工一样的活，甚至更累，工资、社保、福利却差出一大截;一旦出了工伤、要裁员，一个电话退给派遣公司，用工单位干干净净。名义上"全民所有"的企业里，真正在流汗的那批人，连"职工"这个名分都没有。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被普遍使用的用工结构。
还有一个算术上的追问。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已经是上百万亿的量级，每年利润以万亿计。可这笔"全民所有"的钱，有多少通过分红、通过划转社保、通过公共服务，真正回到了普通劳动者的口袋?中央层面划转社保的1.68万亿，相对于这个庞大的盘子，是一个开篇，远不是终章。
所以结论不绕：公有制解决了"名义上归谁"，却还没有完全解决"实际上谁做主"。要让职代会真有权力，要让劳动者参与分配和治理，要让国企利润更多地反哺职工和全民。否则名义上的公有，就会在实际运行中，慢慢变得和劳动者没什么关系。
九、第六笔账：算法把原子化推到了极致
这个逻辑，在平台经济里走到了极端。
全总2023年调查显示，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8400万人，约占职工总数的21%。平台用"个体工商户""众包合作"这套合法包装，把骑手司机一个个切成独立"合作方"，法律上不算雇员，社保、工伤、带薪休假就成了模糊地带。这叫"去劳动关系化"。它和当年"买断工龄"、和今天的劳务派遣、业务外包，在结构上是一回事——把本该用工方承担的责任卸掉，把风险推给个人。区别只在于：派遣外包是把人塞进另一家公司，平台是把人拆成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户"。
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明确：平台企业诱导劳动者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后再签订承揽、合作等合同，劳动者请求根据实际履行情况认定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相应认定。司法在努力纠偏，但结构性的力量仍然强大。
一个骑手在路上闯红灯，是因为迟到一分钟要扣掉一单的收入;他摔了，才发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身份让工伤认定变得异常艰难。过去的管理是工头在车间盯着，今天规则写进云端。问题不在算法本身，在它背后的分配规则——是谁定的规则，谁担的风险，谁拿的利润。
八千万人，意味着今天中国职工队伍里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在这种模糊劳动关系里讨生活。当劳动被算法切成一单又一单的孤立交易，"团结"这个词就失去了落脚的地方。
比经济更隐蔽的，是一种话语偷换。常有人说："红军过草地那么苦都过来了，你加个班算什么?"这是对长征最大的误解。红军吃苦，是为了推翻人压迫人的旧制度;今天把"吃苦"抽出来套在劳动者头上，就把方向弄反了。长征的内核是反抗不公，不是忍受不公。
十、第七笔账：空间、时间与情感的三重挤压
如果说前几笔账算的是"钱"与"权"，那么这笔账算的是"人"本身。
空间挤压。 年轻人背井离乡涌向城市，但他们不属于城市——户籍、房价、社保将农民工切割在城市之外，形成了"融不进城市、回不去农村"的悬置状态。资本需要劳动力的时候，他们被吸进工厂和工地;资本不需要的时候，他们被退回乡村。他们用青春给城市盖起了高楼，自己却只能住地下室或城中村。
时间挤压。 马克思讲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延长劳动时间。今天，算法的"实时调度"把八小时工作制撕得粉碎。48.6小时的周均工时只是一个平均数，大量平台劳动者实际的工作时间远超于此。下班了，工作微信还要回;休息日，视频会议照开。资本不仅要工作的时间，还要侵占他吃饭、睡觉、陪伴家人的时间。
情感挤压。 在服务业的情绪劳动中，微笑变成了"职业要求"。外卖骑手面对差评必须点头哈腰，客服面对辱骂必须保持礼貌。资本付了工资，就要求你按照它的剧本去表演情绪。工人下班回到出租屋，早已身心俱疲，没有力气去爱别人。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讲过这种新型的压迫：它让你自己去奋斗、自己去内卷、自己为完不成KPI内疚，时间被算法每一分钟标价，情绪也变成了生产资料。
这三个维度的挤压，最终导致了一个更深的后果：劳动者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掌控感。你被算法安排着路线，被平台定价着收入，被资本规训着情绪。当你连明天的日程都无法安排的时候，谈"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这不是某一个老板心黑，也不是某一个平台的算法天生邪恶。它是一整套激励结构长期运转的结果：地方要GDP，企业要利润，资本要回报，唯独没有人替那个被挤压的人算一笔账。而这个人，恰恰是这个国家从诞生那天起，就承诺要让他做主人的人。
十一、第八笔账：谁有权定义改革
前面所有的账单，最终都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改革到底是什么?谁有权力定义改革?
四十多年来，"改革"在公共话语中获得了某种近乎神圣的地位。它被包装成一种不容置疑的进步力量，对它的任何质疑，都可能被归入"保守"或"倒退"。这种话语操作的结果是：改革的定义权被集中了，改革的成本被遮盖了，改革的受益者常常隐身了。
当"拨改贷"让老国企背上一身利息的时候，那是改革;当企业改制把资产低价转让的时候，那也是改革;当平台用算法把骑手注册成个体工商户的时候，那还是改革。每一种"改革"都在重新分配利益，而每一次分配，都有人在付代价。
所以，改革的定义权必须被重新审视。不是所有以"改革"为名的动作都必然进步。当"改革"的成本永远由最没有议价能力的人来扛，当涨工资被说成"破坏营商环境"、劳动者要社保被说成"不懂市场经济"，而把用工责任卸掉却被称作"改革的勇气"，那么"改革"这个词本身，就需要被追问。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反对变革，但马克思从来都追问：变革是为了谁、依靠谁、谁承担代价?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
十二、出路：把劳动者重新组织起来
批判的目的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补回它欠下的账。出路和长征的遗产是同一条——让劳动者从代价的承担者，变成规则的参与者。
第一，历史欠账从国有资产存量里还。 补偿那一代下岗工人、补贴那一代农民，不能向今天背房贷的年轻人加税，要从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划转社保基金的存量里出。截至2020年末，中央层面已完成划转93家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总额1.68万亿元。通道已经打开，缺的是把"历史补偿"列为优先项。这是代际公平。
第二，让劳动法长出牙齿。 落实40小时工时，加班费该给就给，工伤该认就认，劳动监察要有实权。当48.6小时的周均工时成为一种常态，法律规定的40小时上限就在事实上被悬置了。法律不执行，就等于不存在。
第三，给算法立规矩，也给派遣外包立规矩。 推动算法备案公示，把安全距离、人体承受极限纳入考核;同时严格限制劳务派遣的岗位范围和用工比例，纠正"把正式岗长期异化为派遣岗"的做法，不能让"换个签合同的主体"就卸掉用工责任。
第四，在企业里重建劳动者的集体协商。 让工会真正代表工人，把工资、工时、派单规则、社保缴纳摆上谈判桌。工会不能只是发电影票的福利机构，它得敢替工人说话。
第五，在农村重建真正由农民自己主导的合作组织。 生产合作、购销合作、信用合作，让村集体有经济实力、有服务能力。重新组织起来，不是回到过去那种一大二公的老路，而是在家庭经营基础上，把单家独户办不好、办不了的事重新合起来办。
第六，把基本公共服务的底线兜住。 住房、医疗、教育、养老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需，不能全甩给市场。社会安全网，同时也是劳动者议价权的底气所在。
结语：改革的下半场，要为了谁
四十多年前，改革是为了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今天，新的课题已经摆在面前：发展起来之后，成果怎么分?
我们不否认这场转型改变了中国，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用成就勾销那笔没算清的账。那一代下岗工人、那一代离乡农民、今天困在算法里的骑手、那些干着最累的活却连名分都没有的派遣工，他们的付出和委屈，不该被一句"历史必然"轻轻带过。
长征的遗产从来不是"劳动者要能吃苦"，而是"劳动者要做主人"。改革的下半场，方向只有一个：让发展的成果，真正落到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者身上。
我们这代人有这代人的长征路，而这条路走得对不对，最终要用一把最朴素的尺子来量——工人是不是更有尊严了，农民是不是更有奔头了，普通的年轻人是不是敢休息、敢生病、敢要孩子了。
这才是对九十年前先烈最好的告慰，也是改革走向下一个四十年，唯一正确的方向。这本账，我们今天翻开，不是为了回头，是为了让接下来的路，走得对得起那些把最好年华交出来的人。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