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派是怎么产生的?
1929年3月,蒋介石通过召开国民党“三全大会”,加强了党专政和个人独裁。但却在4月20日发布所谓“保障人权命令”,以掩饰其种种侵犯人权的罪行。于是胡适立即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反驳,从而掀起了一场“人权运动”。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人们称为“人权派”。人权派既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又反对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幻想依靠国民党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代表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人权派又称“新月派”。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又创办了文艺刊物一《新月》杂志,形成了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潘光旦、叶公超为主要成员的新月派。随着他们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不满情绪的日益增长,《新月》杂志逐渐成为人权派宣传其政治主张的阵地。人权派的主要成员多是留学欧美归国的学者名流,十分崇尚英美式的思想自由、政治民主。他们认为,“批评和讨论政治是国家个个国民的责任。”在他们的发动下,一场以“争人权,争约法”为目标,以“中国现状问题”和“怎样解决中国问题”为总题目,以是实行“一党专政”,还是“走英美的路”为内容的政治大讨论开始了。他们的政治目的是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蒋介石的南京政权“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丝毫没有得到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更不容有思想、言论的自由和批评国家政治的权利。所以,人权派宣传“民主政治"招致的却是蒋介石集团通过舆论和行政手段进行的弹压,或是训斥威胁,或是拘留警告。胡适被迫辞去了上海中国公学校长之职而北上,罗隆基则被拘留。
“九一八”事变后,“人权运动”结束。人权派走向分化,有的投入国民党反动营垒,有的则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昙花一现的人权派政治活动表明: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两面性的阶段,政治上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

人权派的政治主张是什么?(上)
第一,反对一党专政,要求制定约法。人权派认为,“人权是做人的那些必须的条件。人权是衣,食,住的权利,是身体安全的保障。”是“达到最大多数享受最大幸福的目的上的必须的条件。”国家的根本职能“就在保障人权;就在保障国民做人上那些必要的条件。”同时,这也是人民服从国家的前提条件,如果“什么时候,国家这个功用失掉了,人民对国家服从的义务就告终了。”
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人权派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最感痛苦”的是“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言论出版自由之受干涉”,“私人财产之被没收”。“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身体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割,都不是‘非法行为’”。中国之所以能够纵容践踏、毁灭人权等一切罪恶现象存在的"一切责任都在政府和党魁”,其罪恶的根源就在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在“以党治国”的状况下,“反动罪名,任意诬陷,‘嫌疑’字眼,到处网罗。得罪党员,即犯‘党怒’,一动党怒,即为‘反动’。于是逮捕,于是拘押,于是监禁。于是暗地枪杀。”总之,“人权破坏,是中国目前不可掩盖的事实。”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起来争回人权”,这应该成为“中国立志做人的人的决心。”
人权派认为,要争得人权,必先争得法治;要争得法治,必先争得宪法。“我们须要明白,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所以说,在一切法治的国家里,法律应该居于最高的地位。政府与人民都应平等地同处于既要严格守法,又可依法制约对方的地位。“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处于超法律的地位”。但是,在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下,“现在中国的政治行为根本上从没有法律规定的权限,人民的权利自由也从没有法律规定的保障。在这种状态下,说什么保障人权!说什么确立法治基础。”而蒋介石却借口推行“训政”而拒绝实行“宪政”。对此,人权派质向国民党政府,“我们实在不懂”,“宪法与训练有什么不能相容之点?为什么训政时期不可以有宪法?为什么宪法之下不能训政?”“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因为,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生活,政府需要的训练是受法律制约的法治生活,如果国民党当局和南京政府可以不受宪法的制约,“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的权利。”而他们对民众所实施的训政就无异于专制,根本不可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1人权派呼吁:“在今日如果真要保障人权,如果真要确立法治基础,第一件应该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至少,至少,也应该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2只有在宪法或约法的制约下,才能使“政府的一举一动以法为准则,不凭执政者意气上的成见为准则。”即使是“国民政府的主席......同样的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才能根除侵犯人权的恶劣行为。所以,他们提出了“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的口号。除此之外,人权派还具体地提出了34条“必争的人权”的具体内容。主要是:(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国家的政治权利,国民应享有平等的机会;(二)国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三)国家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以军事法庭代替普通法庭;(四)国家与法律是为保障人权服务的,人权的首要原则就是保障人的生命;(五)国民应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
人权派的政治主张是什么?(中)
第二,仿效英美、实行“民治”下的“专家政治”。人权派认为,国家是全体国民互相制约、彼此合作,实现其共同目的的工具。因此,必须由全体国民来掌握和行使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民治”。否则,就会形成社会上极少数人的特殊地位,就会引起国民的不满情绪,甚至会导致革命。人权派指出:要使国家政权做到真正代表国民的根本利益,来稳妥、恰当地处理国家事务,就必须建立起以“平民政治为原则”为基础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的最低限度是:既有人民委托的治权,又有专家知识的行政。就是说,一要具备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议会;二要具备由一批“只问行政,不管主义”的专家组成的执行机关pzh政府。人权派认为,民国现时的政治状况是一方面鼓吹民主、民权,另一方面却实行一D独cai。究其根本则是国民党的独c专制剥夺了人民的主权,再就是由一班没有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军人政客把持着政府。如果不对这种十分紊乱的政治局面进行调整,民国就不可能建立起合乎时代潮流的政治制度,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诸项事业就不可能发展。但是要把民国的政治局面引上“常轨”,就必须“仿效英美式的政治,切切实实拥护民主,倡导民权,实行民治。”而当务之急则是要迅速地在国民享有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和毫无d派限制的前提下,由全体国民选举产生代表,“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从而使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建立在平民政治的原则基础上。除此之外,国家还必须通过科目考试制度来选拔那些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专门人才”,组成政府机构运用科学知识来管理国家政务。绝不应该让那些“不懂行政的人包办国家的行政”。人权派还具体地提出了许多实施“专家政治”的具体措施。归根到底就是要争取使他们这些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能够参与国家政权的领导。

人权派的政治主张是什么?(下)
第三,反对xxx及其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人权派公开地反对把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对象。胡适指出:“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在我们所要打倒铲除的这五大仇敌中,“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他攻击中国xxx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悬空捏造革命对象”,用以鼓吹进行暴力斗争,而对于中国人民的真正敌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却置若罔闻,姑息纵容。如按共产党的主张从事斗争,那距离我们所应建立的理想国家,反越走越远。人权派的政治主张的目的在于要瓦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力量,诱使人民群众背离中国xxx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使xxx陷于孤立。他们诬蔑xxx人是“谋gc革命”的“市井的流氓,乡村的土匪”;xxx的革命斗争无非是“攻城略地、杀人放火”式的盲目的暴力革命。其结果只能是浪费精力,煽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与国家的安宁、种下相互残害、屠杀的根苗。于国家、于人民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中国的GM绝不能是那种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人权派认为,真正的革命只有在认清我们的敌人,我们的问题——铲除“五大仇敌”的基础上,集中全国的人力智力,全面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地作“自觉的改革”。用“自觉的改革”代替“盲目的所谓革命”。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人权派所宣扬的仍然是一条早已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了的根本行不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
人权派还为国民党“剿g”出谋划策。他们认为,今日“g祸”蔓延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经济政治的环境,给xxx革命运动上种种的便利。”经济上的“民穷财尽”和政治上的专制独c,使中国社会呈现出“民不聊生”和“民不安命”的状况。“到了人民的生命关头,革命总是要爆发的。”加之在过去的几年里,国民党自身也曾“宣传xxx的主义”、“采用xxx的制度”,甚至还“协助xxx的实际工作。”结果使共产党在策略上既有了“很可利用的民众心理”,还可以“利用国民党的弱点乘机以进”。以至造成中国“gc主义的发展,gc势力的蔓延”的恶劣局面。既然要遏制这种恶劣局面继续发展,“自然只有希望国民党“剿g’及早成功。”人权派还煞有介事地郑重声明:只要国民党能够“承认前此错误,改弦易辙,而后在对付xx问题上”,实行切实有效的“新策略”,那么,“无论我们私人在政治上的信仰如何,立场如何”,我们都会坚决支持“如今已成事实的政府。”使政府能够全力地“恢复和平,安定秩序,保障私产,维持民生。”
人权派认为,蒋某人亲自率领数十万精兵良将对xxx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固然是有“功”于国、有“功”于民的行动。但“剿g”如不实行新的策略,“尽管讨g军着着胜利,湘鄂赣彻底肃清,然而,余毒未尽,病根犹存。xxx在中国,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们指出,要彻底消灭xxx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就必须改变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剿共办法”,实行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的策略。具体说来就是:第一,实行“思想的解放”,采取“以思想代替思想的方法”来消除共产主义的影响。因为“三民主义是官家的‘五经’、‘四书’,xx刊物是禁品的‘西厢’、‘红楼’。愈要青年必修的,愈是干枯无味;愈防青年偷看的,愈是秘中求宝”。“压迫对方的思想,其实是代对方作宣传”,“思想愈是求统一,愈不统一”。而且“青年思想的左倾”,更是“飞机炸弹手枪快炮所不能动摇其毫末的”潜在危险。要真正“防止xxxx思想蔓延”就要“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这才是最根本、最敏捷、最聪明的方法。第二,实行“政制的改革”,“以民治代替‘d治’”。人权派指出,国民党实行的“一d专制”实在是“铲g上极大的障碍。”本来,“我们与xxx分歧的,就是‘民治’与‘党治’。”但由于“国民党实行d治”,就既“增加了xxx的口实”,又使那些“在xx问题上固亦有深忧国事,畏惧共祸的”“一班d外反g人民”无法施展他们的反g本领。这是当前“解决gc问题上,极大的危险”。他们认为,只要国民党能够取消d治,实行民治,就会使“xx学说根本在中国站足不住了。xxx不剿自灭了。”
人权派提出的争取人权,争取民治的政治主张,在当时对国民党的独c专制有一定的冲击作用。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蓬勃兴起的形势下,则这种寄希望于政治改良的资产阶级人权武器就越发显得软弱而消极了。人权派在恶毒攻击xxx主义、反对xxx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同时还在不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基础上,对国民党也提出些“批评”、“建议”、“改良”和“希望”的谏言。而人权派在政治上既反对xxx,又批评国民觉的做法的根本目的,就是幻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在国g两d尖锐对抗中成为第三势力。其实这只不过是人权派的一种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