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刚刚大学毕业，我丈夫梁汉平也从部队转业回到北京。
一天，我的母亲程宜萍和汉平的母亲姚淑萍坐在一起聊家常，在革命战争时期，她们是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同事和战友，她们经常在坐一起回忆战争时期的过往。
很快，她们的话题就转到了我和汉平身上。通过这次闲聊，她们把我和汉平的婚事定下来了。
那时的婚礼虽然简单，但也流行拍个婚纱照，办个婚宴，或是出去旅行一圈。有的还要准备三大件。可我们的婚礼简单到了极致，直到现在回忆起那天的经历，我依然想笑。
1970年10月1日，两位母亲为我们举办了婚礼，礼堂就选在北京六一幼儿院（原延安第二保育院）的食堂里。当时汉平的母亲是幼儿院院长，完全有能力为我们准备一场像样的婚礼，但为了让我们保持初心不忘本，她还是把婚宴摆在了食堂里，而且整场婚宴只有两位母亲和我们一对新人参加。那天，食堂做的是忆苦饭，也就是糠窝窝和野菜。糠窝窝仅仅是用米糠和麸皮捏成窝窝头的样子，还没有送到嘴边，就在手中散开了。
糠窝窝
我们四个人围坐在圆桌旁，一边吃忆苦饭，一边闲谈，母亲们又回忆起在延安生活的日子。她们一再叮嘱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来时路，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将来要走的路。
婚礼结束后，汉平母亲把我们领到了新房——幼儿院废弃的农药仓库。房间里弥漫着呛人的农药味，但我和汉平都不在乎，简单收拾一番，倒也还能住人。没想到，晚上睡觉时我们才发现，这个仓库里竟然还有个天窗，躺在床上就能看见漫天星光，简直太浪漫了！但这间婚房我们只住了两天，因为这是汉平母亲向幼儿院借的。
当时的婚房（AI复原图）
其实我和汉平的极简婚礼，并不是我们的原创，我们也是继承了父辈艰苦朴素的家风。
我的父亲刘型是一名老红军，他曾对我说，当年在井冈山时，大家都过着极简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无论是毛委员还是战士、伙夫，大家都一样，没有鞋子穿，就自己编草鞋；没有被子盖、没有褥子铺，就割稻草当作被褥。这种极简的生活作风被他们带到了延安，1940年父母结婚时，父亲脚上就穿着一双旧草鞋。
父母的结婚照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依然保持着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因为工作需要，组织上给父亲配了专车。可不论发生什么事，父亲都不允许我们使用他的车。即使母亲生了病，父亲也没答应。后来，我把这件小事写在了回忆父亲的文章里。女儿看到这篇文章后，很不理解。
我看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思绪万千。这才多少年啊，连红军的第三代都不了解红军、不理解红军精神了！看来红军精神和革命故事真的要年年讲、月月讲、经常讲。
过了几个月，我听说井冈山要办红三代的学习班，便立刻要求女儿无论如何也要参加。女儿很不情愿，因为去学习不仅要自己出路费，还耽误挣钱。我对她说：“路费，我给你出，少挣的工资，我给你补，不管怎样，你都得去参加学习！”
女儿勉强同意了。在井冈山，女儿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住，每天到红色根据地参观学习。在那里，她听到了许多红军故事，了解了红军精神。
女儿回家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我现在真正理解姥爷了！”那一天，女儿认真记录下她的学习心得。
女儿梁珊写下的感想诗
2010年，女儿要结婚了，她主动提出要穿着红军军装举办婚礼。新郎、和伴郎、伴娘也是红三代，他们也都穿上了红军军装，也许他们是想以此来表达对红军的敬仰和对红军精神的继承吧。
我家三代人的婚礼，组成了我们家的结婚进行曲。结婚的形式虽有不同，但都是对红军艰苦奋斗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我们将继续努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女儿梁珊的结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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