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篇文章受到的是今年315晚会的启发，会上曝出来的问题我就不做赘述了。当时我就在想，类似的问题都是老生常谈，却一直得不到根治，为什么会这样？
我查阅了大量资料，有人从“熟人社会”角度分析，也有人将其归因于“信仰缺失”，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我始终觉得还缺了点什么。这背后，也许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土壤在影响着我们。
因此，我尝试从“文化”这一角度出发，结合一些历史脉络与现实观察，谈谈我对当下问题的一些理解。总之是想起一点儿来写一点儿，到今天终于写完，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点不一样的思路。
中国“文化”一词源于《周易》。《周易·贲·彖传》有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观察天上的景象，可以明察天命的流转变化；观察人间的景象，即可教化万民，顺从天意，以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关于“文化”的定义，从来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答案。总体来说，文化承载着个人及其族群在精神生命和智慧创造中的积淀。它也是人类内在生命从事思维判断、情感表达、艺术想象、发明创造等活动而产生的、约定俗成的集体记忆的累积、传承与发展。
文化由人创造，并作为传承的第一载体。它通过个人以及群体创造出的文字、图腾、符号、音乐、数字的记录与口耳相传中，固定并传承着各种集体意识的价值观念。进而，这种价值观将人类社会中的家庭、社团、学院、政府等一切组织逐步形成的诸多细则固定于可以量化、方便操作的相关框架之内，便称为相应的制度架构。
依照马老先生的观点，这种有组织性和强制性的规则即为“上层建筑”，也是人类社会中最高形态的文明成果之一。因此，也可以说，文化与制度其实互为表里。
秦晖先生曾经说过：“文化无高低，制度有优劣。”然而人类社会诞生于共同体，文化造就自我，制度塑造国家。文明是权力的理想形态，野蛮是权力的内在本质——这是人性使然，古今东西、千年不变。
不过，各个文明演化与制度产生路径之间却有区别。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人，都不能失去对方而独立存在。国家、民族以及制度，大都由于各自不同的命运、不同的诉求以及相应的对手而形成。三者在实践中相互成就，又无法分离。
西方政治哲学有“广场政治”、“民主参与”，而后产生限权宪政、依法作为、主体自由等近现代主流制度文明基本框架，在此不做展开；东亚大陆则有“天下为公”、“民贵君轻”被后世知识分子所颂曰，这其中包含合作、宽容的现代文明理念，并至今仍与有荣焉。
何为“天下为公”？《礼记·大同篇》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货恶其弃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意思就是说，“天下为公”就是要让大家像爱家人一样爱着所有人，并在社会秩序运行的维持上，做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同时，天下为所有人之天下，而非一人之物。大家既不贪图财富，又争相出力、劳作等等所有美好之物，即为“大同社会”。
但行文一转，便道：“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意思就是说，如今“天下为公”的大道既然已经隐退了，大家就只能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先顾自己。
那么接下来又该何去何从？
书中接着说道：这样的大同社会既然已不存在，但却给了禹、汤、文、武这样有能力“打天下”的人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只要这些人打着“公天下”的所谓大道，并用“承天承运、君权神授、吊民伐罪”的说辞去打天下，那么整个天下即可成为“一人之家”、“一人之私有领地”与“一人之私有财富”。
接下来，就可以按照周公礼教所规定并建构的一整套所谓“官民一体”的天下制度，也就是儒家后来所说的“天地君亲师”以及“三纲五常”的身份伦理等级秩序，去坐天下、治天下。
这时候，除了皇帝之外的所有人，都必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遵守规矩，谨小慎微地服从。
换句话来说——只要实现了通过“天下为公”打天下的“杀人造反”而抢到手里的权力，天下就可以“合法地”变为一个人的拥有。“天道、天理、天命、天意”就此化为“家天下、私天下”的小康社会。
“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
其中隐藏的意思就是说：假如后世不能像商汤周武那样，依赖儒家礼教来处理大小公私事务，并维持“官民一体”的天下体制和伦理等级身份秩序，那就是违背了所谓的“天道”，就应该在下一轮“天下为公”的改朝换代、天命流转中被被推翻打倒。
由以上可以看出：文献，要么是对历史的理解产物；要么就是强者与智者狼狈为奸的危险发明。
“天下为公”、“民贵而君轻”貌似美好，正所谓“听其言而观其行”。一旦我们发现文献理论与现实严重背离的时候，那就必须逆转三观，将“理论制造家”看作破坏者，这样的话，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混乱就会迎刃而解。
这并不是《礼记》文献的问题，而是阅读者的价值观、悟性和立场的问题。
很显然，中国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就是类似于统治者豢养的高级仆人。春秋时期的百家列道，也是在用自己的学识打动君主，“争舆论”而不争体制。
秦亡以后，汉高祖用“分我一杯羹”之厚黑学，以无赖之行得天下，恶例由此开启。后世皇帝的宝座，几乎沦为流氓之专利——郭威、柴荣等无赖可以向往，李逵、李自成等土匪亦可以向往。
可谓流氓天子始于汉，游侠列传止于汉。王朝兴替之中，半兵半匪横行天下，一切皆非偶然。
至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打击豪门、实现“共同富裕”之超经济手段改造帝国，这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的镇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当时吴楚两国，以“开山煮盐”为经济支柱，吴、邓之前布于天下。如果任其发展，其势必会发展出独立于帝国之外的特殊经济政治文化体系。
这种地方的差异性，是“大一统国家”的隐患。因此，大汉帝国趋于削平这种落差。之后，历代王朝相沿此例而不能改。于是，后世帝国中多为农业贵族，而工商精英则渐成“流沙性质”。
事实上，工商精英自古以来一直是被严防死守、高度戒备、污名化，用来挑起资本与民众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对立仇视、互不兼容，以便转移社会内外部各种矛盾的直接对象。
继景帝之后，武帝更是直截了当以“独尊儒术”奠定中土社会意识形态之根本。君权神授，天下归心，天降伟人在当时就是随时可以抄家杀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天道天理。
“汉承秦制”对中国社会在长时间维度上的格式化，使得“秦制”在之后两千余年的中原王朝政治传统中不再有任何“原则性的争议”。
中国历史，除春秋外，唯一能等量齐观的时代，仅存于魏晋至隋唐年间。
在魏晋至隋唐年间，当时北朝政权与西域交流颇多，早已引入佛教、道教等多神教文化意识形态。宗教团体作为穿梭于帝国南北、东西之间的坚固凝合力量，以知识、经济、暴力的结合与帝国分庭抗礼，一度令皇帝感到畏惧。
贵族武士则“马上身先士卒”，帐下敕勒悲歌，而唯有儒生官僚一度被视为用权诈之术侵夺血汗健儿的“妾妇孺子”。由此，“教团与军府尽入功考”，吏治退出核心权力。
南朝也自不必说，建业天子命悬于门阀之手。谢安于淝水之战时对弈，客问淮上利害，谢安以柔克刚，答曰：“小儿辈大破贼。”
王谢百年卿相，皆因其军事根基远胜朝廷。中央朝廷的落后就意味着民间社会组织资源会保存得相对完整；吏治集团的衰退，则意味着地方宗族自治力的增强。
门阀与宗教团体二者分散了帝国的兵源与财源，令皇权不再一家独大，儒家旧文明结构已濒临解体。倘若当时各州郡能推动地方自治化与军事化，未必不能形成类似基督教背景的文明，而门阀与军事贵族也有可能培养出属于各自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并重建吏治官僚国家的基础。
之后，拓跋宏视华夏为正统；再经宇文邕亲周复古，最终以杨坚“科举+犬儒主义”做最后收割，中土社会再次向“吏治国家”缓慢回归。
这条路径，也与后世蒙元以及满清“由部落入封建、由封建入官僚”的走向严格一致。
中土的历代王朝之所以一直倾向于这条道路，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知识分子阶级以及其背后的儒家文化意识形态的根深蒂固干预了历史走向，并尽可能促成王朝的重复出现。
自认为掌握“道统”的读书人，要么是在众多流寇中选择一个看上去“最符合儒家价值观、最愿意重建官僚帝国”的领袖，辅佐其打天下、坐天下、治天下、家天下、私天下；要么是在本土的流寇都不太争气、或者不符合儒家标准的情况下，宁可做“带路党”，邀请鲜卑人、蒙古人、满洲人入关，依靠异族的武力将局面稳定下来。
其实，文明与制度形成的过程，是不断分叉与动态选择的结果。在任何一次变化中，总有一部分人选择在战斗中死亡，或者逃离远方，逆流而上去寻找艰苦的自由，如耶律大石的后代，就逐渐变成了中亚人或欧洲人；相反，另一部分人则选择“好死不如赖活”，得过且过，安于现状。
武力是秩序输出的关键，但当异族一旦入主中原，在面对“大量反抗性几乎为零，以及对盘剥耐受性极强”的编户齐民之时，过去能征惯战马背上的武士，也会逐渐放弃弓马娴熟的优良传统。
当他们厌倦了战马，热爱上了坐轿，并逐渐倾向于依靠诡诈与权谋战斗之时，也就是这个文明衰退的开始。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讲：异族与汉儿，与其说是血统的问题，不如说是价值观与生活方式选择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中只有在割据分裂时代、邦国竞争之下，才会出现昙花一现的进步。
因此，中土社会的短板，与其说是在制度，不如说是在人的本身。
也就是说，基于以上历史路径的分叉，选择留在中土世界的主流人口从来就是由“群体意识不够健全的顺民”组成。
这就导致从来没能力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制度，而制度的野蛮反过来又严重污染、败坏了为数不多的优良传统与偶然建立起的良性秩序。
所以，中原王朝千年历史，就是由这样一群“不够健全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又被森严、封闭、顽固、保守的儒家逻辑裹挟之下，一次次做着周而复始的王朝循环。
这种“被奴役的平等”其代价就是——在没有可以依赖的共同体与社会理性连接的地方，人的命运就有着最大限度的不可预测性。
于是人们便会倾向于短期零和博弈。这是由于绝大多数人都能明白：如果采用对长期有利的行为方式，他们很可能在短期内就被他人利用“更加现实的丛林法则策略”筛选掉，并且不会受到任何组织、阶级或规则的限制或保护。
这种模式也就暴露了华夏文明社会维系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陌生人之间没有对彼此的底线与契约的信服；而私人之间的关系，也都趋向短期利益刺激与互相坑害。
在这种文化之中，只有类似“良禽择木而栖”“有奶便是娘”的投机原则。即使对皇帝的效忠，也大都基于对暴力的畏惧；若需实际付出，“士为知己者死”则必须另有“知遇之恩”。
在这样的流沙社会之内，“厚黑”人际关系之术变为主要甚至唯一的价值追求，整个民族也就不可能产生对于知识的积累与对信仰的虔诚。
然而，制度并非天降，文化也并非无源之水。在一次次王朝循环中，被动接受与主动顺从的人们，才是塑造这些制度与文化惯性的真正根源。
当一个社会长期缺乏真正的“个人意识”与“公共精神”，当人们习惯于用服从换取安全、用冷漠换取自保，制度就不会真正改变，文化也只能在原地打转。
所谓“王朝的更替”，不过是权力的转移；而所谓“文明的停滞”，却是千千万万人的思想早已停摆。
总结以上，制度、文化皆为文明的影子，而每个健全的个人才能真正左右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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