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常年贫困落后，村民以乞讨为生。1978年，18个村民“揭竿起义”，决定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立下分田到户的“生死”状，并按下了鲜红的手印。
随着小岗村生活的变迁，这“十八个红手印”在媒体的妙笔之下，便成了农村改革的开山斧。十八个村民的“壮举”，被渲染出先烈英勇就义时的那种悲壮。
说得具体一些，就是十八个不再靠吃国家救济生活的普通村民，一夜间成了推动农村改革的大英雄，迎来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
几十年过去了，人们在经历了所有的一切之后，那颗曾经燥热的心渐渐平静下来，再回头端详那十八个红手印，总感觉其中英雄的成分并没有多大的斤两。
什么是英雄？人民日报曾对此留下了这样的语句：
英雄，是时代的巍峨灯塔，照亮前行之路，如黄继光以血肉之躯堵住枪眼，诠释无畏与担当。
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挺起不屈精神，像岳飞精忠报国，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光芒。
英雄，以非凡勇气，铸就传奇篇章，似狼牙山五壮士，纵身一跃，尽显英雄豪迈。
英雄，用热血书写壮丽，邱少云烈火中坚守，为胜利奉献一切。
英雄的壮举，震撼人心，如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那一声巨响，铭刻英雄之名。
与其相比，不知小岗村那“十八个红手印”应该站在哪个位置呢？
先说英雄气节，小岗村似乎并不浓烈。
曾经的小岗村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即：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把话说白了，这个人均拥有4亩土地的村庄，亩产粮食才60斤左右，连养活自己的能力都没有。
反观山西昔阳县的大寨，自然条件比小岗村要差得多，但是他们把靠国家养活看作是一种耻辱。在村支书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劈山造田、修渠引水，将荒山秃岭改造成了肥沃的梯田。他们不但自己养活了自己，而且还向国家缴纳公粮，成为了全国农业战线响当当的一面旗帜。
如果小岗村也像大寨人一样，人穷志不短，用按“红手印”的胆魄把村民聚拢起来，战天斗地地大干一场，即便没有大寨人的辉煌，起码也有大寨人的悲壮。但是，他们宁肯沿街乞讨，也豁不出去拼搏一番。
仅从这一点来看，小岗村的“十八个红手印”，从骨子里缺乏一种“大丈夫生居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的英雄气节。
那么，没有英雄气节，何来十八人闪电般的英雄壮举呢？
“红手印”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得很实在：我们不是什么英雄，当时就是为了吃饱肚子。
这句话说得实在而又十分耐人寻味。首先，文革后期全国都在“抓革命，促生产”，轰轰烈烈地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而且成效十分显著。1978年，吃不饱肚子的地方可以说屈指可数。可小岗村仍然处于“饥饿”状，这就不得不让人质疑：包括村干部在内的“红手印”们的担当何在，难道只是在充当“丐帮帮主”的角色吗？
另外，“包产到户”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文革前就提出来的。对这一点，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红手印”们不可能不知道。1977年，小平复出工作，推行“包产到户”无疑是一种必然。“红手印”们乞讨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对这种拂面而来的“改革的春风”不可能感觉不到。所以说，他们正因为看出了这种趋势，所以才有了“私分家产”的胆量。
不得不提的是，“红手印”们在常年的乞讨生活中也开阔了眼界，对农村的改革方向很容易做出判断：第一，“包产到户”大势所趋，只是时间的问题；第二，“包产到户”以后，意味着国家对农民逐步“断奶”，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丐帮”将不再有生存的空间，也就是说他们除了回家勤劳种地，已经没了任何选择。第三，农村改革的方向已经明了，这个时候搞“小动作”，上面的干部肯定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至于那个所谓“如果被杀了头，妻儿由社员抚养”的“托孤”，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就明显存在小题大做的嫌疑了。
由此可以看出，正是有了这样的历史背景，才有了小岗村“红手印”们的石破天惊的“壮举”。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些客观条件的存在，“红手印”的英雄成分才显得有几分单薄。
总结原因有以下 几个方面：
一，如果没有小岗村的“红手印”，“包产到户”照样推行。因为这是国家的改革政策，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小岗村不过是顺势先走了一步而已。至于有些人把他们包装成英雄，不如说是某种需要。
二，“红手印”们所谓的冒险，从主观上说是自私的，并不是为了带领大伙共同致富。如果硬把这种行为说成是英雄壮举，那以前冒险搞“投机倒把”的人都应该“胸佩红花把家还了”。
三，尽管这种“壮举”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风险，但“红手印”们仍然要搞“托孤”，用村民的利益把自己的妻儿老小安排得妥妥当当。这就说明他们的壮举”是有条件的，明显夹杂着交易的味道。而这种味道在那些真正的英雄们身上是找不到的。
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英雄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尤其是那些带领老百姓共同致富的人，越来越受大众的推崇。
值得注意的是小岗村的“红手印”们成名后，便理所当然地享受起“功臣”待遇，但他们的“英雄事迹”却没得到发扬光大。
然而，就在小岗村为致富上下求索的时候，以南街村为代表的一批集体致富典型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以南街村为例，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村民生活蒸蒸日上，不仅人人按月领取生活补贴，而且还享受免费教育医疗住房等多种福利，真 正实现了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虽然南街村没有像当年小岗村那样被主流媒体狂热地宣传，但却赢得了亿万人民的赞叹。
这种赞叹不局限于南街村村民的各种福利，更多的是南街村逆流而上的勇气。
在“包产到户”的大势之下，在“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大环境之中，南街村的领头人反其道而行之，带领村民开辟出一条集体致富的路子。即便有些人不愿承认这个现实，但不得不佩服南街村人的勇气，因为他们当时冒的风险是有目共睹的；即便有些人对集体致富颇有微词，但不得不承认南街村人的“逆行”属于一种英雄壮举。
如果说小岗村“红手印”们当年的“私分家产”是为了自己吃饱饭，那么南街村今天的“逆行”却取决于领头人的价值信念。
南街村党委书记王洪斌的致富理念一度爆红全网。他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绝不是让党员干部先富起来，更不能权力越大越富，否则就违背了党性。”
他还说：“群众不富我不富，民贫我富是耻辱。我为集体造金山，个人不图板块砖。”
由此可见，小岗村的“红手印”们与南街村的带头人王洪斌最大的不同来自于理念的差异。前者是为了个人，后者是为了他人。
英雄主义首先是排私的，所以英雄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拼命，而是为了更多人的利益去奉献。
从这个角度来看，小岗村的“红手印”无论是初衷还是结果，与大寨和南街村人比起来似乎都缺少点什么，或者叫做英雄观吧。
其实，小岗村就是一个普通的村庄，十八个村民就是为了不再沿街乞讨采取了点看似冒险的办法，压根就没想当什么英雄。他们之所以成了英雄，是形势的需要。当今社会，共同富裕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审视小岗村的“英雄壮举”明显有些不合时宜，人们应该把目光聚焦在大寨和南街村这样的地方，讨论一下他们能不能称得上当代的“英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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