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运用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这一方法审视和剖析中国社会各个时期的阶级关系，以确定不同时期的不同政治路线，包括总任务和完成总任务的领导力量、主力军、依靠和团结的力量，以及在完成总任务过程中需要克服的阻力或必须战胜的敌对力量，及其为实现各时期总任务而制定的相应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思想等。系统地梳理和回顾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各个时期阶级关系的分析和结论，对于指导我们深入开展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的研究与学习，对于深化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具有基础性的积极意义。
《毛泽东选集》开卷第一篇的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为了“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2]分清敌我友，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切决策和行动的前提。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区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敌我友呢?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致力民族解放与富强的伟大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实事求是地观察分析不同时期国内的阶级状况、阶级关系、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这构成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内容。归纳和总结毛泽东对不同时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于深化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认识，更加深刻地领悟毛泽东思想渊博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一
与同时期其他中共早期领导人相比，毛泽东不仅没有国外留学的经历，而且对外语知之甚少，主要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汉译本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后来回忆：“记得我在一九二O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3]从此，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成为毛泽东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之一。
毛泽东之所以要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一个世纪以前，他就曾满怀憧憬地预言：“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4]为了迎接中华民族光明灿烂的明天，毛泽东由爱国主义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确定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但是，如何才能将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与完成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现实任务结合起来呢?毛泽东当时就明确回答：“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5]
毛泽东的这段回答，主要是基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剖析，实际阐明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1925年10月20日，他在论及新三民主义的内涵时，对中共的“初心与使命”进行了更加明确的阐述，即：“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6]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在回答“为什么要革命”问题时，进一步将上述三层目的简要地概括为：“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7]如此准确简洁明了全面地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毛泽东是第一个。
这个时期毛泽东对这个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代表作，是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8]。
毛泽东指出：首先，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与民族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次，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抱“矛盾的态度”。他们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发展感到威胁时，又怀疑革命。他们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但这种企图“是完全行不通的”。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势下，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再者，关于小资产阶级，毛泽东将其分为有余钱剩米的、经济上大体自给的、生活下降的三部分，即右翼、中间、左翼三派，认为这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革命高潮到来时，三部分人都可以参加或附和革命。那时毛泽东尚无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划分，而是将其一体看待。他指出：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贫民、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等。他们“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其中半自耕农和贫民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他还指出：农村的无产阶级——雇农，在乡村中是生活最感困难者，因而“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最后，关于无产阶级，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他们比任何阶级都更为集中，而且经济地位低下，失去了生产手段，绝了发财的念头，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因此他们特别能战斗，“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此外，毛泽东还特别提到游民无产者，这种人多为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和失去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者，“他们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因此必须加以得法的领导，使之成为一种革命的力量。
尽管上述对各阶级的界定，与毛泽东后来科学规范的表述，尚有一些差距。但是，当时基于上述分析，毛泽东已经清楚地区分了中国革命中的敌人和朋友。他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9]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第一次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初步阐述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
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这时已经能够较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他在分析农村各阶级阶层时写道：“你跑到农村中间去，无论你到甚么地方，只要你留心去看，你便看得见有下列八种不同的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这八种人分成八个阶级，其经济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状况各不同，因而影响于其心理即其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同。”[10]
二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党的六大明确中国仍然处于民主革命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仍然是反帝反封建。这些都完全符合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的革命性质和中国革命任务的实际。但是，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对一些问题不明确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认识，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在农村环境下以农民为主要成员开展土地革命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过程中，如何保证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在贯彻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毛泽东始终战斗在斗争的第一线。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根据“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
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这一沉痛教训，得出结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11]进而，他在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工人是各种劳动群众之先锋，是各种劳动群众的领导者，过去没有注意工人运动，工人领导更是说不上，以致造成农民党的倾向，这是党的一种重大危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2]毛泽东当时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各级党部、各级苏维埃，应极力提拔工人，使之能站在领导地位，领导斗争。”[13]
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在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要“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4]决议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军方面的经验教训，划清了无产阶级军队和一切旧式雇佣军的界限，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下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中国红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不仅为中国红军的建设，而且为党的建设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建党建军的伟大纲领。
第二，是大革命失败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当时称之为中产阶级，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那么，大革命失败之后他们还是不是革命的团结和依靠对象呢?与此相关，上层小资产阶级是不是和中产阶级存在同样的问题呢?对此，当年中共党内的主流错误，恰恰就在于把中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作为革命的敌人，一同打击。
而毛泽东在开创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就已经在纠正并抵制那种“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左倾盲动政策。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就明确指出：“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15]他感慨因中间阶级反叛，贫农成为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16]因此，他在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时期，一贯力主保护工商业和中小商人的政策。
第三，是在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即实行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如何准确地分析农村各阶级和阶层，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而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在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地主人数少却占有大部分的土地，贫农人数多(一般占乡村人口的70%)却没有或极缺土地，被迫通过租种地主的土地生活，但每年至少要交付50%以上的地租，这构成中国社会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只有彻底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才能够彻底动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从而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主力军作用，这也是将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工业国的必要前提。
在井冈山，毛泽东通过一系列调查研究和分配土地的实际工作，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12月，以湘赣边界工农政府名义正式颁布实行。这是中共第一个付诸实施的土地法。1929年4月上旬，红四军在进军赣南闽西的途中来到兴国县。经过了解调查，毛泽东制定并颁布了兴国《土地法》，把井冈山《土地法》里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17]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变，争取了中间阶级，有利于集中打击地主阶级。此后又经过近两年的实践、总结、再实践，终于在1931年2月明确“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的重要原则，[18]使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切身体会到土地革命是真正为他们谋利益的。从而标志着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即“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及包括“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一整套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这条土地革命路线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赢得了那里广大农民的热烈支持，这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和巩固的基础。
毛泽东领导的农村大革命受到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的严重干扰，他们强制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并在执行中把中农错划为地主和富农，扰乱了农村的阶级阵线。为纠正这些错误，1933年10月，毛泽东在查田运动中发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并主持制定《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20]，对农村中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农业工人)等做出深入的分析和科学的界定。这里以对富农政策问题为例，可以见微知著。
富农在中国农村的经济地位处于中农和地主之间，对富农的政策得当与否，直接影响着能否团结中农、孤立和打击地主、满足无地和少地贫农对土地的要求，同时对富农的政策还牵涉到对工商业者的政策，所以，富农问题关系到土地革命成败。在中共党内，毛泽东是最早关注也是对富农问题认识最透彻的。他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提出《土地问题决议案》、制定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以及在参加二七会议、南阳会议和中共闽西一大等场合，多次深入地阐述富农问题[21]。1933年10月，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写道：“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分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对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占很大比例并且是主要的。”[22]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从量的方面规定划分农村阶级的具体标准。其中关于地主和富农，《决定》明确，是否自己参加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叫做有劳动[23];劳动时间不满1/3或从事的是辅助性劳动，叫做“附带劳动”，仍属地主范畴。关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分界标准，《决定》指出：有两个标准，一是剥削数量标准，一个是剥削时间标准，即：“富裕中农一年剥削收入的分量，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15%，富农则超过15%”;富农的剥削时间，是“从暴动时起，向上推算，在连续三年之内，除自己参加生产之外，还依靠剥削为其全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剥削分量超过其家一年总收入的15%者，叫做富农。”[24]毛泽东在这两个文件中从中国富农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和数量，以及中国富农剥削和经营的方式、地租剥削在其总收入中的比重等几个方面，详尽阐明中国富农的特点和他们与地主、富裕中农的区别，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科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的典范，并为中共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确定合乎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积累。
三
1935年12月召开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针对日本对华侵略步步深入所造成的空前的民族危机，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25]，全面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抗日问题上的态度。
毛泽东首先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其次，“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和农民一样，他们有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曾经给了他们以重大的损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再次，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同时，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在对日问题上，其右翼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其左翼有参加斗争的可能。毛泽东指出：“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他明确：“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
此时，毛泽东一方面认定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另一方面又指出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触犯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时，中国地主买办阶级中的英美派“是有可能遵照其主子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这为后来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集团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前提。
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
以上构成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条件下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继续调整对富农政策以后，又以减租减息政策替代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行动，将开明士绅以及拥护抗战的地主，以及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都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
此后，毛泽东不仅继续结合抗日战争的历史条件，而且基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大背景，又对中国社会的各阶级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26]。的确，这一时期是毛泽东理论创作最活跃的一个时期，相关的剖析主要集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27]等重要著作之中。
其一，关于无产阶级。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论述中共的阶级基础问题时，集中阐明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虽然中国现代产业工人只有250-300万，但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有1200万，还有广大的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并且，中国的产业工人阶级分布集中，主要分布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和最早开辟的通商口岸，这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组织，有利于对工人阶级进行宣传和发动，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发挥战斗的作用与威力。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许多特殊的优点。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最有觉悟的阶级。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毛泽东认为，“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28]他指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毛泽东认定，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中国社会中最进步、最有前途、最富有战斗性的阶级。凭着它的组织纪律性，同农民的天然联系，特别是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完全有能力并且在实践中已经担负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责任。
其二，关于农民阶级。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阶级中分为富农、中农和贫雇农。毛泽东指出：“富农一般地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部分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中农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贫雇农约占全国农村人口的70%，他们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天然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无产阶级也只有同农民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
其三，关于小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小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的主要同盟军。他特别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毛泽东高度评价他们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指出：“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小资产阶级是革命很好的同盟者。但是，这个阶级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要对这个阶级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其四，关于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是革命的动力之一。但这个阶级是一个兼具革命性和妥协性的阶级。在历史上，这个阶级曾有过跟随大资产阶级附和反革命的行为。因此，对待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政策。无产阶级应该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虽然是革命的对象，但由于他们的各个集团分别依附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在各个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是反对某一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反对某一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特殊条件下，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对于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开明士绅，则要团结他们，引导他们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毛泽东认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结历史的经验，强调：“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29]
以上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虽然针对的是一致对日的特定历史条件，但也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大历史背景下的分析。因此，其结论适用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四
在倡导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出现了“人民”和“人民大众”的概念。
首先是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泽东主张将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代之以“人民共和国”。他指出“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么，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革命的分子”“这个政府的成分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
1939年5月，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的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30]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范围更放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很多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地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就是说，在共同抗日这个总目标下，不只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所有参加抗日的阶级、阶层、社会力量，都属于“人民”的范畴。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指出：“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31]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发生重要变化，不再是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而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中所提出的“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毛泽东将其概括为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32]围绕这个目标，毛泽东号召建立最广泛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统一战线。
1947年2月，他在《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中提出：“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33]7月21日，毛泽东在小河村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指出：“抗战结束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的成分正在发生变化：一部分人减少了，一部分人增加了。减少的是解放区的地主，因为我们现在搞土地改革，不像抗战时期仅仅实行减租减息”“增加的是中间派，这些人在抗战时期更相信蒋介石，现在则和我们共同反对蒋介石，这种情况是十年内战时期所没有的。”[34]这一时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共独立领导的联合政府的主张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35]
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明确新形势下的“人民大众”及其敌对者(革命对象)，即“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这个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所要反对的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36]毛泽东在3月1日撰写的党内指示《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中第一次明确地称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37]。4月1日，他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由参加这个革命的人们所组成的统一战线是十分广大的，这里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大众。由这个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38]这是毛泽东新界定的“人民大众”的范畴，也是他对新形势下的阶级关系进行科学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凯歌行进的步伐，毛泽东围绕指导土地改革运动健康发展和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面向筹划新中国的建国方略，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历史条件，再次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不仅阐明新中国的阶级关系，而且描绘了开国的宏伟蓝图。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他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39]。这个文件从1947年冬开始起草，1948年2月15日完稿，共25章，两万多字，他亲自起草了其中的第一、第二章，于16日下发讨论征求意见。该草案以后又几经修改，虽然最终并未能作为正式文件下发执行，但其基本精神和许多具体的规定，在酝酿、讨论、征求意见往复和多次修改的过程中，分别以讲话、文件、新华社社评等形式出现，实际已经运用于中共中央对现实工作的指导之中。对于开国之际阶级关系的集中概括，主要是反映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40]。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41]
毛泽东分析“人民”的组成部分：
关于无产阶级，他认为“新民主国家企业中的劳动者”“已经集体地占有国家企业中的生产资料，就是说，已经与其原来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关于农民阶级，“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以前，贫农占农民的大多数，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彻底完成以后，中农占农民的大多数”;毛泽东以“农民以外的独立劳动者”的概念来涵盖手工业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小商贩，认为“无产阶级、农民、独立劳动者，以及一切受人剥削的人们，共占全国人口约百分之九十”“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他称“民族资本家和新式富农”为自由资产阶级。其中“民族资本家”的概念，是他过去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所未提及的。毛泽东分析了自由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及其软弱动摇性，认为他们不仅可以参加民主革命或保持中立，而且“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经济建设中，他们也可以参加这种建设。只要这个尚未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是可以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道前进的”[42]。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鲜明地提出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他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不能巩固。”[43]
毛泽东对“敌人”(即革命对象)范畴的分析：
关于地主。“地主是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自己不从事农业劳动，以向农民(佃户)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作为其全部或主要生活来源的人们。”因为“地主是完全脱离生产过程的社会寄生虫，……早已成为中国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基本障碍。因此，为了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对于整个地主阶级(当作代表一种占有关系即生产关系的阶级来说，而不是当作地主各个个人来说)，必须加以彻底的消灭。”[44]
关于旧式富农。[45]“一般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地主阶级相联系，并常常成为地主阶级统治乡村的重要助手”，但是他们“在自己参加农业劳动，和常常采用雇工方法经营农业生产这两点上，比地主有其进步性”“因此对于旧式富农的待遇，应与地主有所区别”，即“旧式富农所占有的超过一般中农平均所有的多余土地、财产，应由农会征收分配，但应保留其原有等于一般中农平均所有的土地、财产。”[46]
关于官僚资产阶级。“官僚资本家是利用官僚特权，掠夺并积累大量资本，或者由官僚个人或某些官僚集团用私人的名义经营或控制，或者利用属于官僚的国家机关由某些官僚集团用国家的名义经营或控制，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代表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利益，并从而对于国民经济占有垄断地位的人们。”“官僚资本家阶级，当作一个阶级，必须像地主阶级一样地予以消灭”“官僚资本家的领袖，就是汉奸、内战罪犯和反革命的领袖，必须追寻他们到天涯海角，务使其归案法办。”[47]
毛泽东把“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旧式富农”作为革命的对象。他从用革命的方法解除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和解放生产力的角度，指出：“这个生产关系变革的内容，就是废除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强占的特权，废除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废除官僚资产阶级的私人垄断的资本所有权。”[48]
毛泽东的上述分析，与抗日战争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做的分析不同，并且在全面性、准确性和前瞻性等方面，都比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关系的分析，有长足的发展，并愈加精准。他的这些认识和结论，不仅是确定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政策(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基础，而且是确立新中国的国体(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和以民主集中制为灵魂的议行合一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依据，对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
新中国诞生后，经过开国前三年彻底完成民主革命时期遗留的任务和对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逐步掀起，国内各种阶级力量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已露端倪。毛泽东比较早地感受到了这些深刻的变化，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49]等讲话、著作中，对上述变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阐述了一系列精辟的观点。
毛泽东首先是从经济关系入手，分析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他指出：三大改造完成后，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只是刚刚建立，并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毛泽东认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说，这类企业还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在各经济部门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之间，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积累与消费的分配等方面都存在有许多问题，有待完善和解决;此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毛泽东把当时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这种状况，作为分析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及一切其他问题的基本依据。接着，毛泽东进一步具体地分析了在新的社会形态下各阶级、各阶层和各群体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
关于工人阶级，毛泽东指出，“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也得到大大地加强;同时，他又指出：“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
关于农民，毛泽东认为：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之间的大矛盾。他说，占农村人口70%以上的贫农和下中农是积极拥护合作社的，其余的大多数人也对合作社寄予希望，真正不满意的只是极少数;由于实行合作化的时间还很短，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间，都有一些矛盾要解决。“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毛泽东特别强调：国家与工厂、工人，国家与合作社、农民，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
关于工商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通过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因此，还有一个继续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他们应该在自愿的基础上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
关于知识分子，毛泽东指出，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的问题;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的七年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在这里，毛泽东既充分肯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发生的根本性进步，同时也充分估计到了历史的惯性运动，特别是充分估计到了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他指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有鉴于此，毛泽东指出：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这就使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他还认为，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
基于上述分析，毛泽东得出了四点重要的结论：
一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即“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二是对完成三大改造后党和国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即“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他进而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提出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伟大任务;三是确定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四是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敌、我、友的问题，并确定了具体的策略。毛泽东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具体来说，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毛泽东对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的阶级和阶级关系的科学分析及其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比较准确地分析和阐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敌、我、友”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依据，阐明了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中心任务的社会历史条件，确定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基础，为新中国沿着社会主义航向实现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凝聚了强大的民族力量。对此，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评价指出：“党领导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各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广泛统一战线。”[50]
六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阶级都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联系，人们是由于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取得收入的方式不同，而被区分为各个不同的阶级。通过分析各阶级、阶层或者是集团、群体的经济地位，认清其不同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以正确地解决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
毛泽东认为，坚持实事求是，是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根本前提。“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最基本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知识。”[51]他指出“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52]
毛泽东在进行阶级分析时，提出“分析又综合”的方法，按照三个步骤：观察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地研究与分析——用综合法把各部分分析加以综合，从而得出整体的认识。[53]他一再强调全面把握客观事物的各个方面，不仅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而且要通过调研把握好事物质和量的关系，依据事物的量，判断事物的质。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谈到领导干部必须胸中有“数”时，再次以土改政策举例。他说：“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54]他强调指出：“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务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务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55]
毛泽东坚持以阶级分析的方法科学地分析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根本的目的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致力于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这是贯彻毛泽东革命生涯始终的政治主张。和旧的统治阶级内部官僚、政客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勾结合作结盟截然不同，毛泽东倡导民众的大联合，他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观点为信念，因而是最大公无私的;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基础，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因此，他不是把人民群众作为同情恩赐驯化的对象，而是将其作为依靠和力量的源泉，始终以自己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为荣，甘做人民群众的小学生，为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奋斗终身;从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起，他总是以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政治路线，即党在一定时期为解决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完成党的主要任务而制定的总方针、总政策，为根本指南和号召群众的旗帜，通过阶级分析厘清“敌我友”，从实际出发确定具体的方针政策措施，努力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眼前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不脱离群众，也不做群众的尾巴，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围绕中共在不同时期的政治路线而奋斗;鉴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中国革命(建设)的任务极其艰巨，他根据不同时期的奋斗目标，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领导或参与领导创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并在实践中提炼和阐述了一系列关于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和原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宝库，使“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辉煌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生涯中，他摸索和总结出“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56]的群众路线，作为中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并使之成为团结凝聚实现民族复兴中国力量的强大思想武器。
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和他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主张，不是无原则的团结，而是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即始终以工农大众为主体。这不仅是因为工农群众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主要的在于他们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主力军，这也是新中国“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体之所在。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对此问题的思想主张已为大家所熟知，仅就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来说，毛泽东认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57]为此，他一是通过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保障，以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体制等，保证人民群众在新中国的主人公地位;二是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角度出发，提出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主张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制度，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以及通过整风的方式解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等，以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建设自己国家的主力军作用;三是通过舆论宣传和树立劳动模范典型，引导和培育全社会形成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正如毛泽东1947年10月18日给中共佳县县委题词所表述的那样，“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58]，这是他毕生的基本立场。
系统地梳理毛泽东在各个时期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可以使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的国情和面临的总任务，以及为完成该时期总任务所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和策略思想的客观依据，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精髓的领悟，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可以使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毛泽东思想的光芒。
注释：
[1]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
[2]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
[3]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8—379页。
[4]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93—394页。
[5]毛泽东：《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1925年11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19页。
[6]毛泽东：《〈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1925年10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页。
[7]毛泽东：《〈政治周报〉发刊理由》(1925年12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页。
[8]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页，下一段文字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此。
[9]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页。
[10]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1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页。
[11]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页。
[12]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页。
[13]《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35页。
[14]《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41页、第732页。
[15]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页。
[16]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页。
[17]《土地法》(1929年4月兴国县土地法)，《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页。
[18]《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9号》(1931年2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93页。
[19]毛泽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7—129页。
[2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命令》(第四十九号)(193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47—566页。
[21]蒋建农：《毛泽东对富农政策的理论》，《毛泽东思想研究》1993年第3期，第125—131页。
[22]毛泽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8页。
[2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33年10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49页。
[2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33年10月10日)，第549—553页。
[25]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162页，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此。
[26]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162页。
[27]这三篇著作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以下引文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28]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
[29]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7—1098页。
[30]毛泽东：《五四运动》(1939年5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9页。
[31]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7-1098页。
[3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9—1030页。
[33]毛泽东：《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13页。
[34]毛泽东：《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7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7、270页。
[35]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37页。
[36]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72页。
[37]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1948年3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88页。
[38]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13页。
[39]《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1948年2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9—154页。
[40]分别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4—1439页、1468—1482页。
[4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5页。
[42]毛泽东：《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8—60页。
[43]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页。
[44]《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1948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0—112页。
[45]另有新式富农，是指土地改革分得土地后的贫农、中农，经过劳动和经营上升为富农(家境殷实于其他农民，并有多余富裕中农的剥削量)，将他们视为中农，保护其财产和土地。
[46]《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1948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1—122页。
[47]《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1948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5—136页。
[48]毛泽东：《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8—61页。
[49]这一节的引文，均引自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毛泽东文集》第7卷所载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50]《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0页。
[51]《<农村调查>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9页。
[52]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114页。
[43]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页。
[54]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43页。
[55]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页。
[56]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0页。
[57]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9页。
[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45页。
(本文原载《中学历史教学》2025年第8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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