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生活在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嘉庆、道光年间，内忧外患使清王朝的封建大厦行将崩塌。然而，权贵们和整个社会上层仍在麻木的平静中歌舞升平，他们对社会的危机、民族的危亡、人民的灾难一概熟视无睹。官吏们更加贪婪地追逐利禄，士子们仍旧在八股文中钻营。一方面是危机四伏，另一方面则是整个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堕落。这种情况势必要深刻而尖锐地反映在清末一些比较清醒的思想家的头脑里，龚自珍就是这些思想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龚自珍政治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清王朝面临“末世”的揭露和批判;二是提出了更法改制的社会改革思想。
1.对封建“末世”的揭露和批判
龚自珍清醒、大胆地指出，当时的社会已是“日之将夕”的衰世。嘉庆、道光年间，整个社会已是满目疮痍，百病丛生。然而，统治阶级却看不到也不愿意承认这一严酷的现实。一般的封建文人则粉饰太平，“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龚自珍敏锐大胆而又深刻地向人们描绘出一幅清王朝急剧走向衰落的社会图景。他在《西域置行省议》中写道：
“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躄。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餮菸草，......取诛戳，或冻馁以死;......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①
针对一些封建文人粉饰太平的论调他指出，从表面看，当时的社会“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而实际上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了。
龚自珍还对清王朝吏治的腐败和黑暗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以皇权为绝对权威的封建专制制度，必然要产生腐败的、麻木不仁的官僚制度。官僚们只知对皇帝顶礼膜拜而不知其他。这种情况越是到了封建社会晚期越是严重。他指出，在京城里，为官的尽是些“丑类，诈伪不材”的欺诈平庸之辈，他们享受高官厚禄被委以重任。在地方上，官吏、幕僚、师爷、狱吏把持着司法大权，“豺踞而鸮视，蔓引而蝇孳”。在官僚集团中，有权势的只“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没权势的闲员，便练书法，吟诗作赋，苟且偷安。这些官僚不仅平庸无能不知大义，而且大多是些寡廉鲜耻之流。他认为这些官员地位越接近皇帝，献媚的功夫越到家。
龚自珍并没有停留在对封建官僚制度的揭露和抨击上，他认为造成封建官僚制度腐败的原因在于帝王的专权和僵化的科举取士制度。他指出，官吏的德操如何，与君主如何对待臣下有很大关系。君视臣为犬马，则臣“彼将犬马自为也。”在皇权的羁糜、约束之下，大臣和官吏们惶惶然不可终日，在这种情况下，群臣们虽朝夕跪拜也难以自保，因此只能是因循苟安，一切按成例办事。君主专制制度使真正的人才遭受压抑摧残，而无耻利禄之徒却充斥官场。
另外，清朝的吏制腐败与其取士用人制度也有密切关系。清朝选拔人才靠八股取士。龚自珍指出，八股文和科举制度只能使士子们“疲精神耗日力于无用之学”，使“天下之子弟，心术坏而义理锢”，成为思想呆滞学术浅薄，只会人云亦云;毫无真才实学的人。这些步入仕途的人，进身之始便言不由衷，做官之后便把精力放在追逐和保全名利地位之上，哪里还有余力顾及其余?
龚自珍从封建末世的黑暗和吏制的腐败中，预感到社会动荡和变乱为期不远了，他认为物极必反，社会郁积的问题愈多，愈久，“发之也必暴”。当清王朝统治者们尚在文恬武嬉、歌舞升平的时候，龚自珍却清醒地向世人敲响了风暴即将来临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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