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写过一篇很短的杂文，名叫《可恶罪》：“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才可恶。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
短短几句话，戳破了一种流传极广、直到今天还时时发作的舆论逻辑：不需要确凿的恶迹，只要你不合时宜、不肯附和、不肯顺着现成的调子起舞，就先给你盖上一个“可恶”的戳;而后种种指责、罗织、口诛笔伐，便都显得理所当然。
鲁迅自己，就是旧时代许多人眼中那个“可恶的人”。
他揭穿礼教的假面，于是卫道士骂他败坏世风;他为惨案里死去的青年发声，于是当局把他视作危险;他撕下“正人君子”温情脉脉的外衣，于是文人圈子视他为刺头。他并没有什么滔天大罪，他的“罪”，很多时候就仅仅是不肯装睡，不肯沉默，不肯把圆滑当作智慧，把妥协当作通达。到临终，他还是那句话：“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这份不肯收剑、不肯认输的执拗，在敌人看来是可憎，在后来者看来，恰恰是可敬。
历史常常这样吊诡：同一个人，一部分人看见“可恶”，另一部分人看见“可敬”。标签翻转的背后，往往不是这个人一夜之间变了品性，而是观察者站在了不同的立场，信奉着两套不一样的是非标尺。
相隔近一百年后，作家刘继明也经历了与鲁迅相似被骂为“恶人”的境遇，仅仅因为他动了文坛某些势力的奶酪，破坏了名利场的游戏规则，选择了一条和许多名流不一样的立场和道路，于是乎割席者有之，落井下石者也不乏其人。在攻击者眼中，他偏执、好斗、不识时务;在认同他的读者眼里，则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战士的坚守。这种境遇，恰好可以拿来做一面镜子，照见世态的炎凉以及“可恶‑可敬”这套魔术是怎样运转的。
“可恶”很多时候是一个情绪判决，不是事实判决。
它不需要证据链，不需要耐心求证，只需要冒犯了某个圈层的默契、破坏了某种心照不宣的平衡。谁戳破了皇帝的新衣，谁就容易立刻变得“可恶”;谁不肯加入集体的喝彩，谁就有“问题”;谁坚持另外一套价值，就被定性为存心捣乱。舆论场最省力的办法，就是把复杂的思想分歧，简化成道德问题：你和我不一样=你人品坏=你可恶。
反过来，“可敬”也并不等于要把谁塑造成毫无瑕疵的圣人。可敬，敬的往往不是完美无缺，而是那种即便知道要招来怨恨，仍然要说真话、持立场的勇气。鲁迅也有偏激，也有判断失准;刘继明的许多观点同样充满争议，未必句句都对。真正值得我们思索的，不是要无条件崇拜哪一个，而是警惕这种机制：不要仅仅因为一个人“可恶”于某些人，就匆匆把他打入永世不得翻身的地狱;也不要仅仅因为他“可敬”于我们，就无视他身上值得商榷之处。
我们这个世界，太习惯于二元速判：要么是完美英雄，要么是彻头彻尾的坏人。但真实的思想者常常卡在中间：他们是有温度也有锋芒的活人，有洞见也有局限，有勇气也有执拗。他们不会讨所有人喜欢，必然会在一部分人那里显得“可恶”，又在另一部分人那里赢得“可敬”。
所以我们不妨常常自问：我说这个人“可恶”，是因为他确有伤害他人的恶行，还是仅仅因为他说出了我不喜欢听的话或不愿意示人的真相?我称这个人“可敬”，是敬重他独立思考的风骨，还是仅仅因为他和我站在一边?
看清“可恶罪”的幻术，才不至于被标签牵着鼻子走;学会在争议之中保持审慎，才算是没有白白读过鲁迅。
谨以此文纪念鲁迅逝世九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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