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以来，道德问题就持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已经成为执政党和政府的一项工作，即有德光荣、失德可耻。一个道德性事件，总能掀起舆论波澜，刺激大众神经。如果将这些事件串联起来，很容易就得出“道德滑坡”的结论。
但滑稽的是，对“道德滑坡”的判断比道德事件本身更能刺激神经。和其它领域一样，所谓“官方判断”和民间看法同样存在分野。最根本的原因无它，在于自改革开放之初，“社会风气”就像潘多拉盒子的魔鬼一样被放了出来，“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成为一个被反复提及但似乎总不能落地的目标。其后便是延续至今的“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中偏软的那一手，到今天就是更具体的基本道德规范问题。
精神文明曾经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点，简而言之，就是我们虽然也实行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大区别就是，我们也能把精神文明搞上去。实际上，正是在开放过程中，人们才逐渐发现，这近似于一个空洞的神话。对外，人们发现，中国人的形象存在重大问题，被人视作赚钱机器，为了目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对内，市场经济受到官学商一体的扭曲，维系道德风尚的后院—学校、官办公益组织等亦受到深度“污染”，众多职业的伦理形象，包括教师、医生、公务员等，已经处于塌陷的境地。
人们寄希望于官德的带动作用。一方面是有道理的。在党和政府深度卷入社会、经济事务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官员本身就是问题链条跳不开的一环。比如诚信问题，如果官员能做到讲真话、办实事，不讲大话、空话，不回避和掩饰困难、问题和错误，坦诚地对待一切，那么，说“党和政府的诚信引领社会的价值取向”就有可能成立。
但在“官德门”频发的当下，说官德的带动作用似乎更像是一种反讽。没有哪个群体如政府官员这样，不得不更多地生活在言行脱节的情境之下。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体制已经有足够的教训。
比如清朝就有修炼“官性”一说，叫做“不动心法”，方法之一就是去刑场看杀人。其目的就是帮助官员泯灭掉天性中的道德冲动“不平之心”，让乌纱帽可以戴得稳稳当当的。
实际上，社会转型期，类似的言行脱节问题在不同精英群体身上都有体现，政府官员只是比较明显而已。相反，对于普罗大众来说，言行脱节的必要性和程度相对比较低。因此，“引导人们牢固树立有德光荣、失德可耻的理念”要回到精英群体身上。中国有2000年的德治传统，其载体主要不是宗教，而是精英，特别是官员和士绅。其要义是精英首先要有德。今天很多人鼓吹传统的“贤人政治”，如果是拿这一点和所谓西式民主对抗，就是搞错了方向。
其实，古今中外，在不同发展阶段，都曾经出现过移风易俗、道德教育等方面的运动。18世纪英国的笛福就曾经对当时本国的移风易俗运动发表过如此中肯的意见：“除非贵族、乡绅、治安法官和牧师都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抑制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或者找出某种方法和权力在他们犯罪的时候毫不徇私地惩办自己，否则我们就不揣贱末，要求有权利反对以伤风败俗的罪名把任何穷人系上足枷送往感化所，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不公平和最不公道的处置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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