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是《礼记·礼运》篇所描述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一段大同世界的描述，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极可宝贵的资料，它是中国古代原始共产主义的回光，曾经鼓舞过后世的许多进步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也给予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们以启发。但它不是孔子的政治思想，从《论语》的全书中找不出孔子对大同世界的论述和向往。《礼记》成书于西汉，由多人撰写，其中有许多是战国人的作品，也有汉人的作品，资料多采自古籍遗说，内容庞杂。据思想史学家蔡尚思先生考证，《礼记·礼运篇》的大同说，实源自墨家，他在《大同主义不出于儒家考》一文中说：“第一，《礼运》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便是墨子的‘尚贤，尚同’;第二《礼运》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便是《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爱利万民’;第三，《礼运》的‘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便是《墨子》的‘老而无子者有所得终其寿，孤独无兄弟者有所杂于生人之间，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长’;第四，《礼运》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便是《墨子》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以上便是‘大同说’出于《墨子》的铁证。”(《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7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这是有道理的。我们认为《礼记》的《礼运篇》是子游学派的作品，是子游的弟子或其再传弟子所作。他们是独立小生产者在思想界的代表(战国时期代表小生产者的学派很多，如墨家，杨朱，许行)，他们认为当代只能是小康社会，而向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财产关系、人与人的道德关系。故托孔子与言偃对话，编写了孔子所言的“大同之世”。用“言偃”之名，而不用他的字“子游”(《论语》称此人都用“子游”)，似乎是为了表示真实，孔子和子游真有这样的对话。“大同”思想的来源，尚须进一步考证。但说“大同思想”是孔子的，则不仅没有根据，而且有若干证据可以证明孔子不可能有“大同思想”。
有人从《论语·季氏》篇找到根据，说孔子所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就是平分财产，消灭贫富差别，实现大同世界。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引述斩头去尾，从而把孔子话完全理解错了。《季氏》篇第一章全文如下：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
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译意：颛臾，上代的君王授权它主持东蒙山的祭祀，而且它在[鲁国]的封疆之中，是卫护鲁国安全的臣属，为什么要去攻打它呢?)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译意：季氏要这么干，我们两人都不同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抉，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译意：“冉求!周任说过：“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才任职，若是不能，就该辞职。”遇到危险，不去扶持，将要摔倒了，不去搀扶，那又何必用助手呢?你的话错了。老虎犀牛从槛里逃出来，龟壳美玉在匣子里毁坏了，是谁的责任呢?”)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译意：君子就讨厌为自己的贪心找借口)。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原作“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安”“均”误倒，根据见《论语今译与解说》的该章解说)。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夫子指季氏——引者注)，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颛臾是鲁国的附庸国家(据说今山东费县西北80里有颛臾村，当是古颛臾之地)。冉有、子路告诉孔子，季氏将伐颛臾，孔子坚决反对。冉有开始口头上说，不同意季氏的做法，但他实际上是季氏一党。在孔子责备他未尽谏阻季氏的责任的时候，他就为季氏辩护了。他说：颛臾城池很坚固，而且离费城(季氏的属邑)很近;现在不取，必然给后世子孙留下后患。孔子为了驳斥冉有这种议论，才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云云。从前后文和讨论的主题看来，本是很清楚的：这是用“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来反对“季氏将伐颛臾”及一般的兼并的。周初封建诸侯(有国者)，公侯百里，伯70里，子男50里。孔子所主张的“均”即是维护周天子的分封，不要贪，不要争，不要兼并;也指的大夫(有家者)之间要“均”，维持原来国君的分封，不要你争我夺。这正是针对季氏扩充自己的权力、地盘而发。很显然，这根本不是指什么实行财产平均，消灭贫富差别。“有国者”，指诸侯;“有家者”指各级大夫。奴隶(民)是无姓无家的。春秋中期以来在一些先进诸侯国先后解放奴隶，但政治名分还没有变，尤其是鲁国，怎么能孤立地抓出一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说孔子有“平分财产，消灭贫富差别”的大同理想呢?再说这章的全文根本没有提到“民”，孔子所说的范围是限于“有国有家”者，根本和劳动人民无关。孔子极力提倡“贫而无怨，富而无骄”，主张“使民以时”(“民”是“使”的对象)，怎么会有主张平分财产，消灭贫富差别的思想呢?
孔子真正的政治理想是为复兴西周盛世而奋斗。这一点，在《论语》中表现得很明白。
孔子非常自负，他的政治抱负就是继承文王、周公的事业。孔子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即兴周道于东方。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他以文王之道的惟一继承者自任。
他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这倒是深刻地表达了他的企望。
齐国，在春秋前期管仲执政的时代，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由奴隶制向封建生产方式、由奴隶主贵族的部族国家向地主的封建政治国家的转变。要扭转是不能一下子回到西周的奴隶社会、恢复周礼的。所以孔子只是企望“齐一变至于鲁”。鲁国旧的势力在当时还是很大的，它还较多地保守着西周文物制度的传统。鲁闵公元年，齐仲孙湫就说鲁“犹秉周礼”，“鲁不弃周礼”。鲁昭公二年，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左传》)虽然，鲁国实际上也在经历着重大变化，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公开承认土地私有，对私田一律课税;隔了三十二年，“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襄公十一年事)，季孙氏采用了征税的新制度，叔孙氏沿用奴隶制，季氏掌握了实际政权(参阅本书附录一《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第二节)但是：(一)上层建筑方面却没有根本改革，旧的上层建筑的力量还很大，守旧的鲁公不仅名义上掌握着政权，而且实际上还有一定的力量;(二)季氏的实际的权力也还没有稳定，例如他的家臣阳虎、公山不狃等要颠覆季氏的权柄，曾闹得季氏非常狼狈。孔子当时就曾企图用各种方法削弱季氏，扶植公室，恢复周制。这就是所谓“鲁一变至于道”。孔子在鲁国进行“一变而至于道”的努力，失败以后，又把企望寄托在卫国。他说“鲁卫之政，兄弟也”(《子路》)。卫国也是周室的亲国，保守力量也很强，所以他晚年就曾几度在卫国打主意、找机会(参阅《孔子生平》)。
由此可见，“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就是“变”到西周社会去。这和他的“兴周道于东方”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了孔子的企图是逆乎历史潮流的、倒退的。
我们再看孔子的“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的议论。它也可以证实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复兴西周的社会制度。《季氏》篇第二章：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孔子给“有道”、“无道”下了定义，他的政治理想就是实现这个“道”。这一章明白地规定了“有道”、“无道”的含义。“天下有道”就是：(一)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即制礼作乐和出兵讨伐不臣之国，由周天子决定;(二)“政不在大夫”，即国君掌握大权而不旁落于大夫;(三)“庶人不议”，除了掌握权力的贵族，一般人都不议论政治。一句话，“天下有道”就是西周盛世。与此相反，“天下无道”就是：(一)周天子大权旁落，礼乐征伐自称霸的诸侯出;(二)诸侯国国君大权旁落，“政在大夫”，即大夫专政;(三)“处士横议”，不做官的人纷纷议论政治，对当权派评头论足。一句话，“天下无道”就是春秋中期以来的周天子大权旁落，国君大权旁落的“乱世”。恢复“天下有道”，复兴西周盛世，是孔子从成为成熟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以来的奋斗目标，而至老死未变。
孔子还在这一章中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了估计。自齐桓公称霸，即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孔子讲这话时已是九世(自齐桓公到齐景公)，在孔子看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将要结束，将要回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盛世了;鲁国从季友专鲁政到当时执政的季桓子已是五世，在孔子看来专鲁政的季氏快要完蛋了。“陪臣执国命”，指的是季氏家臣阳虎、公山不狃等人的势力;孔子估计他们执掌国家命运也不过三世(孔子估计家臣将取代季氏专政)。这些估计，后来的事实证明都错了。但孔子一生都坚持着反对“天下无道”，棲棲遑遑为实现“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而奋斗。不过孔子晚年，对在当代实现其政治理想失掉信心，一再叹气：“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子罕》)。但他还是坚定地认为，就是周朝灭亡了，继承周代的基本上还得实行周礼，也就使他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为政》篇载：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恢复到“天下有道”的西周盛世，以周礼治天下。这是孔子自己说得明明白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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