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思想中没有‘科学’”
——“李约瑟难题”引发若干重大历史文化问题的是非错愕(一)
【作者按】本文系根据作者2005年1月31日完稿于夏威夷檀香山,之后发表于《孔子研究》2005年第五期“关于‘儒家思想与科技的关系’问题”文稿整理。
【摘要】当今自媒体在谈论复兴中华文化传统的大气候中又重新翻出“李约瑟难题”议论起来。李约瑟当年问的是:为何古代中国科技领先,近代科学却没有中国诞生。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议论是一个必然,原因是“李约瑟难题”引发了近代以来若干关于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文化问题的是非错愕。其实李约瑟和一些西方学者早已切中要害地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回答,但是我们国内主流可以说仍基于西方殖民思想影响的错愕认识,将近代科学视为只是欧洲的发展,没在中国文明中产生。
其实这只是中国重大历史文化问题的是非错愕之一。其他如“科学本质是什么”、“儒家传统没有科学吗”、“什么是西方现代性”、“现代科学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科学是狭义思维”、“为什么科学不发现绝对真理”、“为什么不假设二元即没有科学”、“儒家的是什么科学”、“为什么汉语具有精准性”、“杨振宁观点为什么不对”、“天人合一阻碍科学了吗”、“为什么古代文化促进科学的辉煌”、“美国学生为什么惊叹不已”、“西方现代化了什么”、“为什么现代科技与资本侵略、殖民分不开”、“马克思怎样痛斥现代科技”、“科技如何把人类成批灭绝作为任务”、“现代科技值得羡慕吗”、“毛泽东为什么肯定‘中体西用’”。本文一一作出比较中西哲学阐释的历史解答。

一、再谈“李约瑟难题”的求解热潮
人们关心中华传统文化到底与科技是什么缘分,集中反映在多年来反复对所谓“李约瑟难题”的求解热潮。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对此侃侃而谈。主导的观点是,儒家思想不利于、甚至阻碍现代科技的发展。[作者简介:田辰山 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山东大学访问学者
国外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曾在1939、1949、1959和1964年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召开过四次《东西方哲学家大会》。] 国内最近一场争论是围绕杨振宁先生2004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化高峰会”上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的演讲进行的。媒体以“《易经》阻碍科学启蒙”为题,做了大量报道。
针对这种情况,我想指出,儒家思想与科技关系这个问题提得不确切;“《易经》阻碍科学启蒙”的逻辑不能成立。原因是,如果寻找《易经》(或儒家思想)与现代科学的范畴和逻辑,二者之间简单、直接的因果逻辑是找不到的。也即,那种“因为甲,所以乙”公式化的“因为儒家思想(或《易经》)如此,所以科技不能发展”或“因为儒家思想(或《易经》)如此,所以科技能够发展”的直接逻辑是建立不起来的。其实很简单,从学理上,这两个范畴相距太远,在二者之间假设逻辑不仅学理不通,而且现实也没有根据。
因为儒家思想和科学技术二者之间不存在简单、直接因果逻辑,也就无从直接以二者关系为题建立话语。与其说这是二者关系问题,不如说是个心理态度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才适当,需把几个问题搞清楚:一、科学技术是目的还是手段?儒家思想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从这可以推出,儒家对科技可能采取的态度;二、儒学和科技究竟学理范畴与逻辑相距多远?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在二者之间附会简单逻辑能不能成立;三、“西方科技”“现代性”究竟是什么?从这可以悟出,儒家能否产生“现代性”;四、“科学思维和方法”到底是什么?五、从“四”可以发现,与儒学比较,情形到底如何;六、中国为什么在古代取得辉煌科技?从这可以知道,科学对于儒家是什么意义。七、西方现代科技动力在哪?从这可以了解,这种动力对中国意味什么。最后,近代儒家喊出“中体西用”究竟怎样理解?重新思考现代科技的挑战,什么才是儒家的适当态度?当然,这几个问题都要讲清楚,要写一大本书。这里只能提纲携领提出论点,引起儒家及科学工作者兴趣,以便共同研究。
二、科技本质为政治工具
翻开英语《韦勃斯特》词典,科学有多重定义。科学史关于科学本质的说法是概念思考工具(概念思考-理论-证据)。“科学”的标准解释是“去认知”;包括事实、定理和理论在内的知识体系。科学的目的是通过观察,认识世界、找到“真理”。科学不涉及价值观。科学的定义历来是这样教的。研究机构、大中小学、图书馆、出版社、新闻机构、会议、教学材料等,都是这样说的。
但科学史提供大量证据表明,标准解释未包括科学实质,即科学为政治工具。政治行为同样涉及经常性概念思考。人类开始从事天文学时,就有政治介入。在中世纪,知识是危险、不可广泛传播的。科学与天主教有联系;地心说与日心说很大程度是政治之争。17世纪科学不是被政府便是被教会控制。研究人员支取薪水,政府或教会把持最后发言权,控制出版发行权。一个例子是意大利自然学会的研究成果不能发表。出版物以机构名义出版。研究机构规范社会行为,判定信息合法性,定义什么是科学。
作为概念思考工具,经过启蒙,进入现代资本社会,这个科学传统仍然存在,而且得以强化。科学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取得统治地位。科研资金大部来自国家,应用科学(技术)占很大比重。所谓“启蒙”及现代资本信条,科学、理性、计划是服务个人目的的手段。导致的后果是,科学由理性变为非理性,与道德割裂甚至背道而驰。理性远离道德,科学目的不再是获取知识向宿命争取自由(此为启蒙的本旨),而是变成个人获得利益和满足欲望的工具。这是由相对到绝对的深刻变化。科学、推理和实证及对感性认识的寻求都丧失其本来面目。
“儒家思想中没有‘科学’”,这个说法不错,但这如同説“中国宴席没有刀叉”一样贫乏。儒家虽没有‘科学’,但并非没有概念思考。下面集中谈这个问题。科技是手段,儒家不将手段看得高于目的,而是主张目的与手段统一。西方将科技完全视为手段,儒家则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儒学整个体系根本就不是思考实现个人利益和欲望使用何种手段。陆九渊将儒家态度表达得淋漓致尽:
百工之事,皆圣人作也。然圣人初不尚此,其能之也。每以教人,不以加人。若德行中庸固无加人之理。世道衰微,德行浅薄,小人之有精力者,始以其艺加人,珍其事,秘其说,以增其价,真所谓市道。故风俗日以不美,流传之久,艺之实益不精,而眩鬻之风反更张大。学者不辨本末,不知高下,未有不为此辈所眩者。[《象山先生全集》卷15,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4月第1版,第190页。]
《管子·法法》 讲得也很明确:“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 邢贲思主编《中国思想宝库》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680页。]
作为与西方思想传统结构上之差异,儒学更不思考如何去发现上帝(如以宗教为目的科学)或对它质疑(启蒙运动的理性),而是全部在于怎样实现一个和谐天下,在于阐述这个目的。这就是“本”,由此有“治国为本”,“民为本”,“农为本”等。“本”即主要矛盾。其他是“末”。目的为本,手段为末,本末兼顾。这跟西方科技是风马牛不相及,毫不相干之范畴。如何能出现概念相同的‘科学’?这样将其硬拉扯到一块作问题探讨,是否本来就不对头?逻辑是否至少应在起码类似范畴中去探求?
三、“儒家思想”与“科技”分属相去甚远的范畴
什么是范畴?范畴是系统性概念分类群。任何概念都是范围分类或范畴,包含相对独立目的与手段性。范畴之间存在间接或直接性不同内在的理性关系,称逻辑。多重范畴之间有多重逻辑。“儒家思想”是概念,也是范畴;“现代科技”也如此。“现代科技”是“现代”和“科技”的概念(或说两个范畴)组成,为定语所属结构。二者组合为“现代科技”,是较大范畴,又可与在其上一层次的更大范畴(如科技)形成所属逻辑。此外,“科技”也为“科学”和“技术”两范畴组成;二者之间既是因果又是并列逻辑(或许还有其他逻辑,暂不涉及),且对于该上一层次较大范畴(仍例如科技)形成所属逻辑;这样就构成了与“现代科技”的多重逻辑。这么细分的考虑,是因为不管大、小,无论哪一范畴,哪层逻辑发生变化,都导致整个逻辑(假设“儒家思想”与“现代科技”之间存在逻辑的话)变化。逻辑为理性关系,通过推理(比如归纳法或推演法)达到。讲逻辑,是要看通过推理,最后达到“儒家思想”与“现代科技”是什么关系。
相对于“西方传统”的庞大范畴,首先是“中国传统”的庞大范畴。其下包括“中国哲学体系”的范畴。“儒家思想”为“中国哲学体系”中的特定“哲学传统”范畴,对上面“中国传统” 和“中国哲学体系”为所属逻辑。“儒家思想”曾一度居“中国哲学体系”主导地位,对“中国哲学传统”又具表述逻辑。这样,“儒家思想”可说与“西方哲学传统” 为对应逻辑,条件是与西方哲学传统相提并论。相提并论为并列逻辑。并列意味着对等,无高低、贵贱之分。分,即加上价值观。另外,若以“人类哲学传统”为一大范畴,“儒家思想”与“西方哲学传统”则具有被包含的从属逻辑。只在此意义上“儒家思想”与“西方哲学传统”的直接逻辑可以成立,但仅此而已。
上面已说,“现代科技”在“科技”范畴中。为叙述方便,现将“科学”和“技术”分开一下。二者虽不是同一范畴,但只要将“科学”的逻辑位置搞清,“技术”也自然清楚。“科学”在哪儿?首先是在“西方传统”中。(中国没有[西方]“科学”说法,逻辑很简单,即此意味。)“西方传统”内,“科学”与“西方哲学传统”交叉但不能混为同范畴。逻辑上,“科学”与“哲学传统”有逻辑关系(如手段性),但与“西方宗教传统”逻辑更密切。这里将“科学”范畴位置说清,需介绍定义(定义上节已述)。
不管标准解释还是科学史角度,“科学”已很清楚,它是概念工具、手段范畴,不是独立性范畴;即,它有其所依托的目的范畴。科学史显示,“科学”之从属随历史变化其目的范畴,至少有哲学、宗教和政治。“西方传统”下有“思想传统”范畴,包含“哲学”和“宗教”传统。此外还有“社会”传统。“社会”下又包含“政治”。“科学”交叉重叠附属于这样划分的“哲学” “宗教”和 “政治”,与它们是手段与目的的逻辑。我们这样分析范畴,得知“儒家思想”与西方“科技”之间,重叠地相隔多重范畴;从“中国哲学”,经“中国传统”、“西方传统”、“西方哲学”、“西方宗教”、“西方政治”到“科技”,至少有七重范畴。相隔这么多,二者就不会有简单、直线逻辑,更不用说再加上“现代”二字的“科技”。简单因果逻辑不存在,“儒家思想产生不出现代科技”的说法学理上就不能成立。
之所以不能成立,根本原因在于逻辑是内在性的,在某一范畴(概念)体系之内,而不是之外。范畴体系是一系列具有种种逻辑关系的概念簇体。某二范畴(或范畴体系)有逻辑关系,是因为同属一更大体系。按照这个原理,“科学”属于西方传统的大范畴体系,对于另一大范畴之内“儒家思想”,不存在内在逻辑。内在逻辑是内在理性关系。这也是说,“儒家思想”与“科技”之间不存“因为A 所以B”的简单因果逻辑。将它们相提并论时,赋以高低、贵贱等价值概念,是不存在理性的。将其相提并论,首先看到的应是不同质的范畴体系,需首先考察各自在本体系的来龙去脉。缺少这一步进行的价值观判断只会是臆断。也即将本无逻辑可言的范畴,以简单因果逻辑加以联系,此为非理性臆想。科学就是对简单逻辑的假设,但仍需以已有逻辑作前提。凭空假设只是“伪科学”。
将中国没有现代“科技”归咎为儒家思想阻碍,正是上述这种非理性臆想。更何况二者之间的逻辑,不仅学理上不成立,而且历史所提供的,也是其逻辑不能成立的事实。古代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展一直远较欧洲卓有成效,正说明儒家思想非但没有阻碍,而是使其发达。人们臆想这种逻辑,应该是认错了研究对象。其实,中国所没有的是“近现代科学”,应该对“近现代”研究一番,路向才对。

作者:田辰山 哲学硕士、政治学硕士、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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