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政治思想中也有进步的内容和积极的因素，应该予以足够的估计。
孔子政治思想中的进步内容就是突破周礼的世卿世禄制度，主张举贤，而这是和他“复礼”相矛盾的。
关于“举贤”的主张，孔子讲了许多话。例如：
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子路》)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卫灵公》)
(樊迟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
孔子一方面主张读书，学习礼乐等知识，然后做官，这也就是子夏所说的“学而优则仕”(《子张》)。能够身体力行礼乐仁义那一套，谓之“贤人”;孔子是勉励他的弟子成为贤人，然后做官的。而学习的目的也是为了做官，所以他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另一方面，孔子又主张政府任人要举贤(“举贤”，是说的“荐举”，经居上位者的同意，自上而下的提拔、任用，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民主选举)，不管亲不亲，只问贤不贤;主张发现了贤者就要让位，否则就是窃位。
按照周礼，用人实行世卿世禄制度，按这种制度各级奴隶主贵族——公、侯、卿、大夫、士，都是辈辈世袭，父亲是哪一级爵位，儿子、孙子……也是哪一级爵位，各级爵位，按照规定由周王、各国诸侯分封给一定的土地(附有奴隶)，这土地归其领有，叫作“采邑”，这也是世袭的。这种世卿禄制度又是和亲亲关系密不可分的。因而这种用人制度叫做“任人唯亲”。这个“亲”字是指血统关系，按照血统的远近亲疏用人，不管能不能、贤不贤，只要不是白痴就行。后世所谓“任人唯亲”，和西周时的“任人唯亲”不同，或不完全相同了。举贤，是直接破坏周礼的世卿世禄制度的。进入春秋以来，在政治生活中逐渐出现了举贤的事实。这在齐国和晋国是比较突出的。齐国在管仲执政的时代，举贤就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晋国在魏献子执政期间，举贤也已经成了普遍的事实。《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晋国魏献子为政，分了贵族祁氏和羊舌氏之田，划分为县，根据“举贤”的原则，提拔了一批人去任县大夫，魏献子的同宗魏戊也是被提拔的一个。这时孔子三十八岁。对此事，孔子是赞成的。据《左传》记载，孔子评论此事说：“仲尼闻魏子之举也，以为义。曰：‘近不失亲，远不失亲，可谓义矣。’又闻其命贾辛也，以为忠。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对魏子的“举贤任能”，孔子完全赞同。因为这同他主张举贤的观点是一致的。中国的任人唯贤就是从春秋时代开始的。鲁国是比较落后的，执政的大都是姬姓，但是世卿世禄制度也开始改变了，例如孔子的做了官的弟子，以及他自己做大司寇之后，都不是领有“采邑”，而是拿若干谷子(粟)的薪俸。在“举贤”这一点上，孔子的主张，在一定的限度内是和时代的步伐合拍的。
孔子的“举贤”和周礼的“世卿世禄”制度是不相容的，和“亲亲”也是不相容的。“亲亲”，在孔子的观念中是很牢固的。如他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他主张为尊者讳，臣为君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子路》)。他的亲亲观念和他的举贤是相矛盾的。但孔子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而剥削阶级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大都带有实用主义倾向;为了实践的需要，往往保持甚至有意地保持“理论”上的自相矛盾。当时孔子已失去了贵族身份。按照周礼的“亲亲”原则，孔子和他的弟子是不可能登上政治舞台的。当时奴隶主已经腐化，不是在复礼，而是在乱礼。所以，孔子要“复礼”就必须主张“贤人政治”，借此使他自己以及他的弟子登上政治舞台，实现他的兴周道于东方的抱负，做一个“当代周公”。孔子学说中的这种矛盾，正是饱和着的春秋时代色彩。不过，在他的心目中，贤不贤归根到底是以守礼或违背礼作标准的。在他看来，宰我、冉求就绝不是贤者，他对赞助季氏破坏周礼而“以田赋”的冉求，是要“鸣鼓而攻之”的;并且他的举贤还守着最后一道界限，就是对于国君没有选择余地，不能有什么荐举，君位谁属要绝对地依照周礼，不管贤不贤，都要拥护。“举贤”和“亲亲”的矛盾，就这样在实践上达到了折中，总之以维持奴隶制，恢复周礼为依归。从这方面看，他的举贤的进步意义是有限的。墨子批评孔子“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墨子·非儒下》)，是不错的。
与主张“举贤”相适应，在识别人才、使用人才上，孔子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例如：
(一)“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路》)孔子不懂得阶级观点、也不懂辩证法;但是实践经验使他在乡人“好之”、“恶之”问题上得出了正确观点：全乡的人都喜欢他，这个人必定是个不分是非，不主持正义的老好人，这样的人不行;全乡的人都讨厌他，也不行;最好的人才是全乡的“善者”都喜欢他，全乡的“不善者”都讨厌他。这对我们还是很有用的，当然这是就他的抽象意义说的;在孔子那里善恶有其具体的内容，“善者”当然指那些“克己复礼”的君子，“不善者”即是那些违礼的所谓“小人”。孔子又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不轻信所谓“舆论”，要认真作考察，这是很对的，不能偏执“众口是碑”，走向一个极端，也不能偏执“众口烁金”，走向另一个极端。当然，不仅孔子衡量善恶的标准有阶级性，就是孔子“察”的方法也渗透着阶级性;我们说它是“很对的”，是把他的善恶标准和“察”的方法舍弃而言的。
(二)孔子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这也是很有价值的话。不能以某人言论的正确委以重任，因为那还可能是一个“纸上谈兵”的角色，误用了就会坏大事;不能以某人行为不端甚至是坏人，就连他的正确言论也予以废弃，那样做就使自己陷入无理地位，甚至走向真理的反面。当然，孔子是从他的阶级利益出发;对于“杀无道以立有道”这种“言”，他是定要废弃的，对于“巧言”、“佞者”，他也是痛斥的，并不爱惜这种辩才。
(三)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听其言而观其行”，这是识别人才的重要方法。一个人的言行是否相符，既是“才”的表现，也可能又是“德”的表现。如话讲得很好，但是能说不能行，是一个嘴把式，用之就要坏事;如话讲得很正确，但是他的行为却是相反，乃是一个自觉的或不自觉的骗子，用之就要吃亏、吃大亏。对于人的了解，识别人才，需要长期的观察。“听其言，观其行”，对于我们也是适用的。但是，在孔子所谓的“言”与“行”，却是有他自己的特定标准的(是否与恢复奴隶制的周礼符合?)。如对“杀无道以就有道”这种“言”，他一听，就要加以排斥，如对冉求支持季康子实行“以田赋”这种行，他气愤极了，高声疾呼：“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要立刻把冉求赶出门去，(《先进》)。我们说，“对于我们也适用”，也是舍弃了孔子判断言论是非、行为善恶的标准而言的。
(四)孔子说：“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里仁》)——大意是：人们所犯的错误是各种各样的类型(郑玄注《礼记·仲尼燕居》：“党，类也”);观察一个人所犯的错误，就知道这个人是仁者、不是仁者或有几分仁德了。舍弃其“仁”的标准，对于我们很有用。善于分析人所犯的错误，在什么情况下、犯的什么性质的错误，就可以知道他的品德和才能了。
孔子的有价值的人才学思想，不仅不违背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服务于他实现“克己复礼”的政治目标的;我们抽象其一般意义，才成为对我们有用处的东西。人才学是有阶级性的，但无论哪个阶级的人才学，都有德才关系问题(参见第六篇《孔子道德学思想》讨论这个问题)、对人才的识别问题、如何对待“舆论”问题，各阶级的统治者都要在有利于巩固其统治的大前提下力求正确地处理这些问题。人才学就是这样产生的。研究中国人才学史，基本上是从批判地总结统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历史家关于知人、用人的实践和言论入手，这是一个丰富的宝库;而不是到农民阶级中去找，农民不使用人，没有用人经验，也不是到农民起义军中去找，农民起义军领袖开始也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而积累和学习了知人、用人的丰富、深刻经验的农民战争领袖，如刘邦、朱元璋则已经转化成了地主阶级的代表;而且，他们的这种经验也离不开向地主阶级学习，例如刘邦就是向张良、朱元璋向刘基学习知人、用人的经验的;他们的知人、用人经验是打着剥削阶级的烙印的。所以人才学史的研究，对于历史上的统治者的人才论，需要用舍弃其具体意义，抽象其一般意义的方法进行研究，加以科学的总结。
另外，孔子政治思想中维护华夏族的观点，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当时的中国因处于社会制度大转变时期，国力衰弱，内乱不一，周边落后民族不断侵略中原。按照公羊家的说法，就是“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孔子对于基本上代表地主阶级的管仲有许多责备，说他“不知礼”，说他“器小”，但对于管仲的“攘夷狄”，却是肯定的，他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对管仲的这一方面的评价，是公正的，合乎实际的。对管仲的这方面的正确评价，与孔子维护奴隶制的立场并不矛盾。站在周天子或鲁公的立场也必须有效地抵抗周边落后民族的侵略。孔子所肯定管仲的，正是他主张和实行的“尊王攘夷”。
对于孔子的政治思想的分析和评价，是与对春秋乃至西周社会历史的认识分不开的。一种意见，认为西周是比较发达的奴隶制，进入春秋开始变化，即向封建地主经济转化，我们赞成这种观点(我们的观点，可参看本书附录一《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我们认为，如果对春秋史持这种观点，只要客观地合乎逻辑地分析孔子的政治思想，就必定认为它是反映春秋后期奴隶主的利益和眼光。另一种意见，认为西周社会是初期封建制，进入春秋时代的变化是由封建领主制到封建地主经济变化;我们认为，如持这种观点，对孔子的政治思想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就必定认为孔子是代表封建领主的，他的政治思想也是逆乎时代潮流的。两者也有基本的共同点。我们认为进一步的研究，除了严格对《论语》本文的训释以外(这至今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就是必须深入地研究中国上古史，对春秋时代作出全面的深入的阶级分析。离开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研究上古史，把握其阶级结构、阶级斗争及其转化这个基础，对于孔子的政治思想的研究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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