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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来意:毛泽东的平等梦

作者:耿来意 发布时间:2014-11-29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    |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老百姓的斗争无非争一个平等,求一个公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老百姓愤怒的质疑;“等贵贱,均贫富。”这是老百姓激越的诉求。然而争也争了,血也流了,平等从来就没有降临到老百姓的头上,而不平等反而愈来愈重了。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不但受着本国封建统治者强加的不平等,又受着外国侵略者强加的不平等,追求平等的呼声成为近代中国人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写满了不平等的历史终于在20世纪中叶改写,“让一切不平等的制度死亡”成为那个时代最惊天的怒吼,那个时代的最著名的引领者毛泽东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成为一位中国不平等历史的改写者。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发出了打倒强权的呼声:“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1919年9月1日,毛泽东在草拟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列举了种种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其中有:“教育普及问题(强迫教育问题)……女子参政问题……男女同校问题……男女工值平等问题……人种平等问题。”

  1919年,湖南长沙发生一起赵姓女士抗婚自刎事件,毛泽东连发多篇文章对此事进行讨论,对封建婚姻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在1919年11月21日发表的《女子自立问题》中指出:“盖我国因数千年不正当的礼教习俗,女子在任何方面,都无位置。从政治、法律、教育,以至职业、交际、娱乐、名分,一概和男子分开做两样,退处于社会的暗陬。于不得幸福之外,还领受着许多不人道的虐待。当此真理大明,高呼‘女子解放’时候,还有这被逼杀身事件出现,也可知我国社会罪恶的深固程度了。”

  1920年3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中写道:“现在中国的社会,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人不能受教育。受教育的不做工,所以教育几成一种造就流氓的东西;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职业几成一种造就奴隶的东西。……因为要想一个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的法子,就来发起这个工读互助团,使上海一般有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可以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而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出来,以实行那半工半读、互助协助的办法。这要算是我们发起人的唯一宗旨。”

  1920年9月27日,毛泽东在《释疑》一文中指出:“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察也罢,乞丐也罢,女人也罢,你总有权发言,并且你一定应该发言,并且你一定能够发言。”

  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致张国基信》中指出:“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南洋民族而能自决,即是促进大同的一个条件。”

  1921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为湖南劳工会写的《所希望于劳工的》一文中说:“劳工会现在已周年了,我同情于劳工会也一周年了。为什么独同情于劳工会?劳工神圣,一切东西都是劳工做出来的,劳工会是劳工的团结体,谁也应该同情的。……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

  1922年5月1日,毛泽东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写的文章《更宜注意的问题》中指出:“大家注意,就请注意到劳工的三件事: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 ‘五一’这个纪念是八时间工制运动的纪念。这种运动的目的在缩短工作时间以求娱乐教育,这是‘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的要求,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自然应该进而要求八时间制。至于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业的人,问题则在如何使之生存与得业,在现时的湖南我愿大家特别注重在这里。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但这些问题是已经有了的,而且是必要解决的,无论大家怎样不注意,这些问题有一日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悔之不及了!”

  1925年冬,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除开其左翼即中产阶级中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可与其余阶级合作革命,但人数不多),到现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国家主义之实现,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这班中产阶级‘独立’革命派(小地主出身的最多),现在还在冒了孙先生的牌,说孙先生的‘主义’、‘遗教’是代表了他们。其实孙先生绝非如此。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

  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为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的讲演《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说:“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工人阶级起来的第一次革命的运动。那年正当前清同治十年,到今日恰是五十五年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不过成功与失败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三湾进行改编,规定官兵待遇平等,官长不能打骂士兵,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和批评权。三湾改编确立了官兵一致的原则,标志着一支区别于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

  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制定的《土地法》中指出土地分配的标准是“ (一)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二)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使老幼获得了维持生活的最基本的保障。

  1929年1月,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自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的布告《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写道:“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饭可充饥,药能医病,共党主张,极为公正。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军队待遇,亟须改订,发给田地,士兵有份。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税苛捐,扫除干净。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中对废止肉刑指出:“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剥削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仍然很浓厚地存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由是打人的习惯和非打不怕的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虽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长不打士兵的口号和规定士兵会有申诉他们的苦痛的权利,但简直没有什么效力,其结果造成官兵间的悬隔,低落了士兵以至官长的情绪,逃跑的数目日多,军中充满了怨恨的空气,甚至发现自杀事件,这是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背驰的现象,如不赶快纠正,危险不可胜言。”会议要求在官兵中开展“废止肉刑运动”, 发布废止肉刑的通令,并颁布新的红军惩罚条例。对优待伤病兵问题,其中指出:“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窝,他们觉得冷,要替他们想办法,如向别人借,增加衣服。以上这些招呼伤病兵的方法,要定为一种制度,大家实行起来,因为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方法。……对行军时沿途落伍的伤病兵:1、禁止任何人对他们的怒骂或讥笑;2、要伤病兵让路的时候,要好好对他说,不要一把推开他;3、无论哪一个部队或机关,凡有因病因伤落伍下来的,不论是战斗兵非战斗兵,均要立即派一个人去招呼他,如系重伤重病,并要尽量设法雇夫抬来;4、每次行军,后卫要耐烦带上落伍的伤病兵,必要时还要替他们背回枪弹。”

  1936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中写道:“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其有不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国贼论罪。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抗日民族战争万岁!自由平等与领土完整的新中国万岁!”

  1936年7月、9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指出:“在我们赢得独立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对于日本,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办法,武装抵抗的办法。但是同其他国家,中国准备进行规模比现在更大的合作,并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这样的关系。至于日本,中国必须通过解放战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租界和政治势力—一包括像何梅协定、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各种反共公约等等为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条约’。……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将能够把俄国人民当作真正的兄弟来欢迎,正如他们能把其他国家的自由人民当作同自己真正平等的人,来欢迎一样。中国人民不仅同苏联,而且将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关系,并同它们联合起来反对企图阻止历史前进的法西斯国家。……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将完全殖民地化,还是抵抗侵略者并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后一种情况下,外国与中国合作的机会将非常之多,因为中国将获得自由,中国人民将成为独立的人民,有独立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组织。这样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上一支伟大的有益的力量,将是正义事业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同盟军,任何国家都不能对这样一个中国的影响漠然置之。”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中指出:“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之有加无已,危害中国领土主权之保全与民族之生存,一致认为惟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国家,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的。”

  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指出:“实现一切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

  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给表兄文运昌写的信中说:“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但请转知他们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结束。为了这个目的,人类大多数应该拿出极大的努力。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这种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会经济的行程已经接近了这一点,只须加上多数人的努力,几十年工夫一定可以达到目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指出:“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

  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指出:“在宣传问题上,应该掌握下列的纲领:(1)实行《总理遗嘱》,唤起民众,一致抗日。(2)实行民族主义,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3)实行民权主义,人民有抗日救国的绝对自由,民选各级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民主政权。(4)实行民生主义,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发展农工商业,改良人民生活。……”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论》中指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要求是适当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要求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要求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要求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要求设立大量的救济基金,在国土收复后,广泛地救济沦陷区的受难人民;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证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要求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报告就少数民族问题指出:“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就外交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起草的政治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又称《双十宣言》)中指出:“本军的政策,代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的有如下各项:……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声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指出:“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直到现在还没有同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为新华社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指出:“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

  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建立了一个与几千年封建制度截然不同的新国家,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象一首歌里唱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但毛泽东敏锐地看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新的社会里有旧的思想残余,新的社会也会产生新的不平等。毛泽东面对的是新的形势下的新矛盾,他要解决的也正是这样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1949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西北局》信中要求:“除大力剿匪,省委地委县委集中注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此外,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对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1952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妹妹金韫颖在东北解放后在通化摆烟摊维持生活,1949年到北京参加街道工作,她写了《自述》一本书。1955年1月,毛泽东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一个有志气的人。”

  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使全部妇女劳动力,在同工同酬的原则下,一律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个要求,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予以实现。……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指出:“有许多人总是不爱跟人家商量一下。许多同志口里赞成集体领导,实际上十分爱好个人独裁,好象不独裁就不象一个领导者的样子。当一个领导者不一定要独裁,你晓得!资产阶级有个资产阶级民主,它讲究阶级独裁。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如果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有事情总是应当跟人家商量一下,在一个集体中间通过,集中多数人的智慧,这比较好。”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1957年3月,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中指出:“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干部跟战士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打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说资格老,多少年革命,这个资格也是可靠的,但同时我们不要靠它。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一些糊涂事,讲了一篇混账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因此,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这一条,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一般来说,新干部没有这种包袱,比较自由。老干部对新干部要处在平等的地位。有很多东西,老干部不如新干部,要向他们学习。”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做革命的促进派》中指出:“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延安整风的时候,写笔记,自己反省,互相帮助,七、八个人一个小组,搞了几个月。我接触的人都感谢那一次整风,说改变主观主义就是那一次开始。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事同群众一道商量,打通思想。我们军队里头,连长给战士们盖被子,同战士很平等地友谊地谈话。延安整风,土地改革,军队里头的民主生活,还有‘三查三整’,后头的‘三反’‘五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这中间都有丰富的民主形式。但是,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然后还要搞和风细雨,商量,启发,这种形式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查,进行批判。”

  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中要求“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他说:“讲一讲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指出:“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战时,我们的一切军港、一切机场,你们都可以使用,一切地方你们都可以来。你们的地方,你们的海参崴,我们也可以去。战争结束了,就回来。关于这点,可以先订一个战时协定,不要等到战争开始时才订,要提前订。在协定里也要规定,我们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即使我们不去,也要这样订,因为这是个平等问题。平时,这样做不行。平时你们帮助我们建立基地,建设军队。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和他吵过嘛!”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一文,声明中指出:“我愿意借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美国黑人共一千九百余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地位。绝大部分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一般只能从事最笨重和最受轻视的劳动。他们的平均工资只及白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他们的失业率最高。他们在许多州不能同白人同校读书,同桌吃饭,同乘公共汽车或者火车旅行。美国各级政府、三K党和其他种族主义者经常任意逮捕、拷打和残杀黑人。在美国南部的十一个州,集居着美国黑人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在那里,美国黑人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是特别骇人听闻的。……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1963年8月9日,毛泽东在同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武器不多,没有原子弹,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我们赞成全世界人民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世界人民才会安宁,我们自己也才会最后得到安宁。你们不信吗?帝国主义总有一天会被打倒的。……受压迫的人民自己总是要起来的。”

  1964年7月9日,毛泽东在同在朝鲜平壤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后访华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谈话时指出:“讲到人民,不是讲反动派,是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压迫、剥削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比如你们在座的亚非各国人民的代表,你们压迫中国人民了吗?你们剥削中国人民了吗?我们没有感觉到。中国人民能压迫你们吗?能剥削你们吗?如果中国政府这么干,那末中国政府就是帝国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了。如果有的中国人不尊重你们,不讲平等,在你们国家捣鬼,那末你们可以把这样的中国人赶走。这就是亚非拉人民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最根本原则。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老子对儿子的关系。要巩固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只不包括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内的走狗。”

  196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节选》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民族利己主义,甚至热衷于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那就是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1971年10月29日,中国就二十六届联大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其中指出:“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这是当前世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联大发言指出:“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我们反对大国优越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我们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超级大国就是要超人一等,骑在别人头上称王称霸。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

  毛泽东有一个大同梦,他的大同梦里有国与国的平等,有人与人的平等。他渴望人类生活在一个彼此平等的世界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他给人民军队和干部队伍注入了平等的理念,他想让人类几千年的梦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发芽。1964年4月,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皇帝溥仪来到井冈山,他深有感触的说:“昔日共产党的官是和战士一起挑粮上山,现在共产党的干部是与群众同吃、同住、同穿、同行、同战斗,这是共产党战无不胜的法宝。”他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伫仰当年大树风,甘棠遗爱古今同。‘五同’毕竟今逾古,六亿人民仰慕中。”

  毛泽东用武装的革命打碎了一个有形的官国,他成功了,他建立了一个连末代皇帝都仰慕不已的新国家。毛泽东用文化的革命希冀打碎一个存在于人们心里的官国,他想把那些能够滋生新的社会不平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连根拔起,然而这远比打倒一个有形的官国要艰难的多,他尝试了,但他出师未捷,他带着“忍将夙愿,付与东流”的遗憾,永远地离开了他壮志未酬的世界。人类追求平等的希望从来都不会熄灭,毛泽东无疑是照亮这条追求之路的灯塔,同时他也是那个走在最前头的披荆斩棘的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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