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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王明路线错误和建国后的“非毛”

作者:梅花欢喜漫天雪 发布时间:2014-11-27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    |  
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王明路线和第三次波浪的惯性抛洒说明王明路线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影响之大,至今仍有余波和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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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两次王明路线和第三次波浪的惯性抛洒

  王明安徽六安人,1904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等职务。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反对李三路线”旗号,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至1934年间,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

  1930年年底,王明带头,罗章龙、王克全、何孟雄等起哄,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和瞿秋白。这时他的恩师米夫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米夫的操纵下,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会议根据米夫的旨意,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而王明却一步登天,在苏联的扶持下,从一个普通的党员进入政治局—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窃取了中央的领导岗位。但时间不长,1931年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由博古(秦邦宪)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这些人与王明一样会背诵的只是马克思主义词句,革命经验几乎的一张白纸,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执行的还是王明他们的那一套路线。

  第一次王明路线其具体表现为“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

  第一次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执行导致中国革命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使白区革命力量几乎丧失了100%,苏区根据地也几乎丧失殆尽,30万红军只剩下不到五万人,中国革命进入了低潮,这是对党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的;但对于第二次王明路线知道的人并不多,尤其是解放后王明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妄自菲薄知道的人更少。如果说第一次王明路线王明已经不在国内,以王明命名存在异议、值得考究的话,那么二次王明路线虽然影响时间不长,只有几个月,但是其来势汹汹,有余波波及,是一条实实在在的王明路线。

  这一次王明是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回国的,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共产国际里只是东方部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顶头上司的上司,由于王明的特殊身份,在中国共产党内王明习惯上自然被看成是上级派来的使者,国内的人往往把他当成 “钦差大臣”。

  王明和康生在1937年11月14日动身,29日回到达延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书记,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通常称为十二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 “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片面强调“一切依靠统一战线,一切为了统一战线”,忽视了对群众的积极发动和中共的独立自主性。

  本来,平津失守后中共中央在8月9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在这样大转折面前,中国共产党应该怎么办?毛泽东对一些原则性问题,特别是国共合作中独立自主问题和军事问题,提出了明确意见。他先从军事谈起,说:“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展红军的长处。”“国共合作大体成功,彻底完成是以后任务。”“反倾向问题,一是急躁病,一是适合国民党的适合主义。保持组织的独立性、批评的自由。”

  然而在十二月会议上王明作报告唱反调子着重批评洛川会议提出的在国共合作中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强调:“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巩固统一战线,即是如何巩固国共合作问题。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

  对国共两党的关系,他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义的。”

  他提出一个口号:“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这是记录的原文,也没有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既然王明很明白地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重要的力量?”“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那么,他所说的“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然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他所强调的“服从”,也只能是一切“服从”蒋介石。

  对军事问题,他也强调要实现“统一”,说:“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要向着统一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分裂军队的统一。过去提国民党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抗战,不要提这样尖锐。”“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而是我们的方法不好。”

  毛泽东对王明的报告作出回答,他说:“团结御侮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执行这个方针是内外一致、切实执行的。”对王明所谈的统一战线和军事问题,毛泽东说:“统一战线问题——总的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在统一战线中,要了解‘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目前应该是和为贵。章乃器说少号召多建议,我们是要批评的。”“我们要在政治上有号召,在做的时候要经过国民党来做,向国民党建议。”“红军问题: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战,游击战是我们的特长。”“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态度鲜明地回答了王明对洛川会议的批评。

  要实行国共合作,又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面对的最重要也最不容易处理的问题。对于这些情况现在一看就明白,但当时信息少大局难以弄清,故不易作出判断。这是王明打着共产国际旗号、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能在党内产生不小影响,使革命道路出现了一个时期的徘徊,革命的力量再次遭受损失的根本原因。

  在王明他们完全依赖国民党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对于新的国共合作却始终保持着清醒地认识,高度戒备。这一方面从蒋介石去世后得知的蒋介石日记得到了证明,证明毛泽东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分析判断是准确的,所执导的路线是正确的。在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日记写到“本月大事预定表”中“考虑长期抗战之最恶场合”,第二项就是防止“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他还在“对共党对军阀政客之方针”中规定:“未至溃决,当以苦心维持忍耐处之。若果一旦崩溃则无此顾忌,惟以非常手段处理。”这里早已透露出杀机来了。12月10日,也就是十二月会议的第二天,蒋在日记中写道:“以全局设计,应暂使能与共党合作共同抗倭,似为相宜。”“应与共党从速谈判开始。”(11)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暂”字,可见在蒋介石看来国共合作不过是权宜之计。11日,他在日记的注意事项中写道:“控制共党,勿使捣乱。”13日又写道:要注意“共党阴谋与反动派”,“如一旦溃决,只有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也”。

  蒋介石在国共合作刚开始时,就在盘算如何“控制共党”,并且准备在需要时以“快刀斩乱麻”的断然手段对付共产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一点。若是沿着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的路走,在合作中解除一切戒备,甚至连“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那样,蒋介石什么时候一旦翻脸,我们毫无思想准备,没有独立自主的实力,将重蹈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覆辙,势必会葬送党葬送革命。

  后来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武汉和延安的毛泽东对抗,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

  但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再次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1937年10月,去苏联疗伤的王稼祥接替王明、康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王明、康生回国的前一天,11月13日,他们和王稼祥一起去见季米特洛夫,进行临行前的谈话。王稼祥在延安整风时回忆道:“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王稼祥又说:“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过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总印象。以后,季米特洛夫对任弼时也说过在王明回国前,他特地提醒王明:“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又是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但你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国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

  与会的中央委员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这次会议毛泽东从抗战开始以来一直坚持的那些正确主张,已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说:“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胜敌,并须是长期坚持,这是确定了的方针。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自由权,也同样将破坏团结对敌,破坏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全会上作结论,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战争和战略这两个根本问题。对前一个问题,他再一次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他没有点谁的名而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

  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王明的书记职务。王明从此失势,主要是共产国际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核心地位。

  中国共产党此时毕竟已走向成熟,并没有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的惨痛经历。抗战开始才一个多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问题,告诫人们不要忘了“大革命教训”。在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以后,在争论中又恰当地把握住斗争的方式和火候,始终用事实来教育人们,最后使问题水到渠成地得到解决。

  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对王明可谓仁至义尽,在中共七大上,亲自提议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委员,唱票通过时等到王明当选了毛泽东才离开会场(据薄一波回忆)。终于,王明在44名当选中央委员中,以选票倒数第一当选。这再一次说明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思想与气度: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956年9月召开党的“八大”前夕,中央曾于8月上旬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回国参加会议。9月8日,王明回电表示因病无法回国参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请假。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仍提名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的候选人。这样,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不过在97名中央委员中,他的得票最少。

  从此,王明长期留居苏联。以后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历史,攻击中国。对涉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和彼此对国际问题的不同意见,王明总是以苏联划线,不加分析区别,不管是非对错,都要求别国共产党真诚拥护,同唱一个调子,否则就是“反苏狂”。王明抓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中的失误大做文章,充满了奇谈怪论。他强撑病体,立下誓言,不斗倒毛泽东,决不回故乡。

  “文化大革命”时期。王明竭力攻击毛泽东,一方面是配合苏联对外宣传的需要,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自己“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形象。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曾经犯有错误,认为所谓的错误都是毛泽东强加在他头上的。

  1969年3月,他写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给“文化大革命”定性为“武装反革命”。

  197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生100周年,他在苏联出版了《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一书,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反列宁主义的。

  197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他写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两篇文章。

  1974年初,中共“十大”召开后不久,他又写出《“孤僧”的命运和毛的十大》,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带着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

  这些文章后来汇编成《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没有丢掉他终身的意志,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进入70年代以后,王明病魔缠身,但王明在病榻上立言,不斗倒毛泽东,决不还故乡。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逝世。

  王明仍然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总是跟在苏联后面亦步亦趋,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的最大悲哀。

  真理已经掌握在毛泽东手里,王明不懂革命的理论应该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多次所表现思想路线的特点就是矛头直指毛泽东。王明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重点,恰恰是毛泽东思想的优势,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特色”,他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是国际主义的学说。”

  说明王明至始至终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始终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框框里走出来。毛泽东思想的最大优势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走中国革命的道路,首先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再巩固自己的社会主义阵地,建设好社会主义的基地,再伺机发展壮大,向共产主义理想进发。

  受王明的影响,站在王明的角度来看待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以及对待前三十年中国革命和建设功过是非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认识,可能不一定少。有自觉的也有不自觉的,他们共同构成王明路线的余波,产生对新时期非毛反毛浪潮,他们心怀鬼胎、无中生有,竭尽全力、不择手段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造谣污蔑诽谤,形成反毛大潮,或对非毛反毛自毁长城听之任之,客观上变相鼓动,暗中鼓励支持大有人在。王明路线并不完全因为王明的去留而彻底在中国失去市场,王明的阴影还留有残余,阴魂并不容易驱散。

  不能排除共产党内有些人对王明和王明路线仍然有怀旧之情,或者借尸还魂,借王明的实力来影响共产党。

  伟人后来曾经的赌气怒斥“请回王明”,值得我们思之再三,对照考证。

  石台中学张新国 2014年11月

  链接:金冲及: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抗战初期中共党内的一场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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