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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中俄结盟的限度、目标和意义

张文木 · 2019-06-06 · 来源:社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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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国际社会仍没有脱离丛林状态,今天中俄的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显然高于分歧,加上俄国领导人已汲取以往左右极端外交失败的教训,其政治经验已日益成熟。面对共同的战略压力,中俄深化战略盟友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是“独立自主”而非“不结盟”

  近期,关于中俄结盟的声音,在媒体上时有反映,这是由于人们意识到中俄两国越来越多地面临共同的战略压力。也有人根据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的提法,认为中国奉行的是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而中俄结盟的构想违背了这一政策。

  这其实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一种误读。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政府奉行的是“独立自主”而不是“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正因此,中国当时并没有参加尼赫鲁、铁托等发起的“不结盟运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邓小平坚持的也是独立自主而非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他在党的十二大上对这项政策作了全面表述,他说: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邓小平同志曾在1984年5月提到“不结盟”,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1985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说:“我们现在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倾向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愿与我们友好,我们也愿意与谁友好,但决不卷入任何集团,不同它们结盟。”邓小平的意思是说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尼赫鲁的所谓“不结盟”比较,中国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才是真正的“不结盟”。至于邓小平说“决不卷入任何集团,不同它们结盟”,其意思也并不是说中国“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更没有中国“永远不结盟”的意思,只是说不与当时的“它们”即苏联集团或美国集团结盟。邓小平同志当然明白,结盟与否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因而是不能随便放弃的。至于是否需要结盟或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程度上结盟,应视中国自身利益需要而定。

  这样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决不卷入任何集团,不同它们结盟”的表述,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不然,就不能解释20世纪50年代建立在《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基础上的中苏关系、以及1961年签订且至今有效的《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及建立其上的中朝关系的合理性。

  历史经验表明,在大国博弈中明确承诺自己“永远不结盟”,无异于战事未开先自掘坟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与美苏英结盟,中国今天就不可能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新中国建立初不与苏联结盟,中国就可能在美蒋合击中倒下;改革开放之初,如果不与美国结成较紧密的外交关系,在北方苏联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中国至今可能还在“备战备荒”。因此,在美国已挥师来到太平洋并明确宣布“重返东亚”的时候,我们目前不宜作出宋襄公式的“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和“永远不结盟”承诺。

  

  二、中俄结盟是为了捍卫雅尔塔和平框架

  结盟权是主权国家天然具有因而是不能轻言放弃的外交权利。至于现在是否到了中俄结盟的时候,我认为至少到了可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但应当对它的范围、任务和目标予以限定。

  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明确目前远东和平所依据的法律体系。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和平主要是由美国、苏联和中国等战胜国共同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确立的,其目的是防止德国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的欧洲部分已经解体,而在远东地区仍发挥着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维护远东和平的积极作用。目前已宣称“重返东亚”的美国已有退出远东雅尔塔体系的倾向。为了阻止这种倾向的加剧,中俄有必要将以前的“战略伙伴关系”向更为紧密的战略盟友关系推进,但其目的不是打倒美国,而是在捍卫雅尔塔法律体系赋予本国——比如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利益的前提下,拉住美国以共同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三国在雅尔塔条约中确立的远东和平格局。

  20世纪40年代末冷战开始,与当时日美同盟一样,中苏结盟是针对“冷战”,而冷战却不是发生在雅尔塔框架外的行为,只是在雅尔塔法律框架下的战胜国内部利益的调整,其各方诉求并没有超出雅尔塔格局。比如说,美国和日本、苏联和中国已结成战略盟友,但美国在南千岛群上不排斥苏联占领,苏联在冲绳问题上不排斥美国占领,而苏联和美国均在台湾问题上承认中国主权。因为这些领土归属都是由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所确立的一系列原则规定的。在欧洲地区,美苏的冷战最初也没有破坏雅尔塔格局,例如,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苏联手将英法赶出地中海,而在同一时期发生的波匈事件,美国只是与欧洲一起向波匈自由派一方表示声援,甚至在苏联军队开入这两国时也没有直接的物质乃至军事支援。

  从20世纪80年代起,欧洲雅尔塔格局发生了变化。这是由于苏联与美国之间原本是“周瑜打黄盖”式的冷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了失控:苏联要将美国全面赶出印度洋。这迫使美国在里根时期下决心退出并放弃雅尔塔格局。此后,美国直接支持波兰动乱,逼使苏联放弃华约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90年代初苏联解体,标志着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消失。此后,在美国的帮助下欧洲大陆恢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凡尔赛体系。北约介入利比亚内战的成功,标志着囿于欧洲大陆的凡尔赛体系首次向海外拓展。

  苏联倒下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在雅尔塔体系中的远东权利。目前在这一地区的中、美、俄三家的矛盾中,中俄利益最为接近,中国和俄国与美国的矛盾,基本还是雅尔塔框架下的即美国遏制与俄中反遏制的冷战矛盾,各方基本诉求仍未超出雅尔塔框架。

  与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大获其利不同,中国和俄国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和平体系的贡献者和受益者。所以中国和俄国更珍惜并且愿意维护这个和平体系。因此不管结盟与否,它们都不愿放弃雅尔塔和平体系。中苏结盟反对的是新冷战中美国而不是雅尔塔体系中的美国,约束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美国退出并放弃雅尔塔和平体系的倾向;中国在其中捍卫的只是雅尔塔和平体系赋予的利益,而不会提出超出雅尔塔法律框架的利益诉求。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同样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理解国际关系的首要问题。

  当年毛泽东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中将金门留给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是为了不把台湾打出“一个中国”的格局;与此同理,今天我们反对美国,只是为了捍卫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和平体系赋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了将美国打出雅尔塔和平体系。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有失分寸地一味为了反美而与俄国结盟,就会导致雅尔塔体系在远东的崩溃。果如此,那就意味着中俄美三国在雅尔塔体系中所取得的成果在法理上发生动摇,日本军国主义甚至欧洲就会坐收渔利。比如,日本之所以至今不敢直接修改阻止日本国家武装化的宪法第九条,就是因为有雅尔塔法律体系及其支柱国家即中国、俄国,尤其是美国的制约。日本宪法第九条与雅尔塔体系的存在息息相关,它的动摇会导致日本本国的和平力量和亚洲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限制失去法律依据。日本军国主义的最低目标是恢复20世纪20年代美日主导的远东华盛顿体系,最高目标是恢复40年代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而这些目标实现的前提,恰恰就是雅尔塔和平体系在远东的终结。

 

  三、中俄结盟,但在外交上要为美国留有回转余地

  由于美国和欧盟对中俄战略空间的步步压缩,近期出现了中俄结盟的呼吁;这与20世纪末欧美结盟是由于苏联对美国的步步紧逼的道理一样。

  外交失度是国际关系失控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总统卡特曾给苏联一定的信任,放缓与苏联全球争霸的步伐,结果差点被苏联赶出印度洋,这导致美国里根时期的外交对苏联的更强烈的反弹,并因此毁掉了欧洲的雅尔塔体系。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曾经一度试图信任西方,希望它们能汲取人类大战的教训,更好地领导世界,但是中俄的善意却一再被辜负。戈尔巴乔夫相信美国,主动解散华约,自觉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给予西方以完全的信任,结果换来的却是海湾战争和欧盟出现。叶利钦相信美国,结果换来的是科索沃战争和波兰、捷克、匈牙利加入北约。到了普京时代,俄国在反恐问题上又对美国予以信任,美国在发动阿富汗战争之后,又联手北约发动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现在西方的目标又逼近叙利亚和伊朗。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也曾长期给予美国以信任,结果不仅没有换来和平,反而迎来了美国大兵“重返亚太”和2010年以来美国联合盟国在中国沿海频频军演。美国和西方对中俄信任的一再透支逼迫中俄从战略伙伴关系向战略盟友关系进一步推进。

  尽管如此,我们在国家战略的设计时不能忘记哲学。“上坡最难下坡处”,战略设计最难点不在于如何进攻而在于如何收手。可喜的是,目前的中俄政治家在这方面已表现出相当的智慧并作出了相当的努力。

  2005年5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胜利日属于我们所有人,这是全世界的事件。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分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但没有分割1945年的胜利。我们现在也没有把它分割。反希特勒联盟的所有盟国、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谈到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时,普京指出:“这是集体的决定,是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苏联领袖的决定”。“这些决定是考虑当时客观情况做出的:纳粹的根子尚未铲除,欧洲受到严重破坏,胜利者对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复兴责无旁贷”。2010年9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了《中俄两国元首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联合声明》,再次呼吁美国“应永远铭记这一悲剧及其原因和教训,以避免毁灭人类文明的灾难再次发生”,并向美国再次表达共同维护雅尔塔体制的期盼,同时也善意地给美国回归雅尔塔体制留下相当的余地。声明表示:“在这场战争中,中俄两国人民承受了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主要进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伤亡,承担了抗击侵略者的重任,并取得了最后胜利。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势力处心积虑地要征服和奴役我们两国、其他国家和整片大陆,中俄两国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制止这两股势力的人们的功勋。两国人民将缅怀和纪念来自盟国和所有为了捍卫生命和自由同我们并肩战斗的人。”

  令人担忧的是,目前的美国在亚洲已有摆脱雅尔塔体系的倾向,这是美国外交有失哲学的表现。美国人应当明白,昨天英德曾经死掐导致凡尔赛体系在大战中毁灭和美苏取代欧洲的后果,今天如果美国真要与中俄死掐,必然是两败俱伤,随之而来的是欧洲又重新取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的世界霸权;在远东地区,日本军国主义在欧洲的扶持下将会东山再起。而这一切对中、俄、美三国将是无可弥补的灾难,届时美国不要指望欧洲仍会唯美国马首是瞻,日本对于曾向它投放原子弹的国家更不会手下留情。

  黑格尔说:“哲学也必须在有国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够出现。”黑格尔这里说的“国家”指的是民族国家,而不是资本国家。今天的美国已从民族主义国家异化为华尔街金融资本国家。今天的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已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这样美国已很难执行有哲学高度的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别说不打仗,就是少打仗都不行。国内实业很难恢复,而没有实业,美利坚民族就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与当年古罗马的衰落的情形相似,美元依赖石油、石油依靠战争——在古罗马是国民生存依赖源源不断的外来奴隶劳动,而奴隶供给则需要不断的战争。石油美元而非实业美元已将美国与战争捆绑在一起并不得不与战争共存亡;今天美国的衰败不是由于经济的滑落而是由于战争的失败。2011年美国人民的“占领华尔街”而非占领白宫运动,说明美国民众发现问题所在,他们正试图从少数金融家手中救回自己的国家。

  鉴于目前的美国已进入金融寡头而非实业民族资本的统治的金融帝国主义历史时期,其外交已成金融增值而非民族利益实现的工具,其思维已失去了民族主义理性。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也不排除美国出现用国家自毁即与中国和俄国石玉俱碎的极端方式推行有利于金融资本利益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条件下,中俄两国就更要联手一致,相互依靠,有理、有利、有节地为保卫两国的安全及远东和平而誓死努力;这时,中俄结盟对于两国人民来说就有了生死存亡的意义。

  即使如此,中俄在争取自身不出雅尔塔框架的战略利益的前提下,也不要重蹈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英冲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冲突失度导致的国际体系失控的悲剧,还是应该在外交上尽可能给美国回归雅尔塔体系留有空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年,即使在美国已介入朝鲜内战的严峻时刻,中国依然派出的是“志愿军”而非“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此回避了中美之间的国家宣战,这为美国1953年从朝鲜收场留下了足够的余地。习近平近期的访美,在宣称中国的战略利益的同时,也力图稳定中美关系,加强与美国合作,情同此理。在俄国,普京是一位有历史感和政治哲学的政治家,2011年10月18日,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一生都练习东方搏击术,我在对待伙伴关系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哲学:不论他是什么样的,都需要尊重他。”他指出,这不仅出于对全人类的考虑,而且也出于务实考虑。俄罗斯未来由普京掌舵,将有利中俄战略合作建立在良好的哲学基础之上。

  也有人认为俄罗斯在历史上反复无常不值得信任,或者俄罗斯当前政治制度和中国已有很大不同,没有建立共识的认知基础。这是一种对历史无知的观点。其实,对大国结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异同,而是国家利益有多大的交汇点。沙特是君主制国家,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但是为了石油利润,双方就结成了战略盟友关系。21世纪的国际社会仍没有脱离丛林状态,今天中俄的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显然高于分歧,加上俄国领导人已汲取以往左右极端外交失败的教训,其政治经验已日益成熟。面对共同的战略压力,中俄深化战略盟友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发表在《社会观察》2012年第3期,收录于张文木《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1~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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