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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及其应对 ——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

曹晓飞 · 2019-07-11 ·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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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摩擦是美国国家安全观的必然逻辑,此举给中国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科技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等带来了复杂而严峻的挑战。因此,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统筹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稳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摘  要]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冷静观察、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锐利思想武器。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摩擦是美国国家安全观的必然逻辑,此举给中国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科技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等带来了复杂而严峻的挑战。因此,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统筹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稳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关键词]  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美贸易摩擦;国家安全;全面统筹

  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1]5月10日,美国再次抡起关税大棒,宣布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并启动对剩余3000多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程序,恶意扩大对华贸易战规模,使得我国国家安全面临重大风险。目前,虽然学术界已经对中美贸易摩擦展开了多维度研究,但至今鲜有学者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来解析。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冷静观察、积极应对各种国家安全威胁的锐利思想武器。我们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刻认识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摩擦的逻辑动因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多重影响,才能不被浮云遮望眼,增强战略定力,稳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一、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摩擦是美国国家安全观的必然逻辑

  马克思指出,“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是无产阶级的责任,无产阶级要揭露资产阶级国家“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2](P14)关于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摩擦的原因,学术界已经从国际格局变迁、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美国国内政治斗争以及特朗普个性等多个角度展开了解析。多数分析认为,发动对华贸易摩擦是特朗普政府实施新国家安全战略、维持其世界霸权的战略举措。然而,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直接支配人们行动的是利益(物质的和理念的),不是观念,然而,这些观念所形成的‘世界表象’往往成为传送器,它决定利益的动力在什么轨道上推进行动。”[3](P12)国家安全观是国家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基础和根本指南,如果我们离开美国国家安全观去直接讨论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就战略论战略”,可能会乱花迷眼,造成结论不周全。因此,观察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摩擦动因不能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而必须洞悉其背后的国家安全观念原因。

  1.美国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容及特征

  国家安全观是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观点和态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安全观念,其主要包括对国家安全威胁来源、国家安全目标以及维护国家安全手段等方面的认知。美国国家安全观源自美国的独特地缘环境、民族特性和战略文化,在其历史演变中,逐步糅合了孤立主义、扩张主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等多种派别国家安全理论。其中,孤立主义是美国建国初期、国力弱小时盛行的国家安全观,而当美国强大起来后,扩张主义则成为美国国家安全观的主旋律。[4](P37)但是,孤立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美国社会中一直存在,特别是当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对外战略遇到重大挫折时,孤立主义就会抬头,主张坚持美国本土事务优先,减少美国的海外责任和国际义务,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是二战以来美国的主导国家安全观,特别是近年来,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越来越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思想。美国最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明确指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就是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指导的”,这个原则就是“美国利益优先”。在美国现实主义者们看来,国际社会就是一个权力争夺、你输我赢的竞斗场,遵循的是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国强必霸”,“修昔底德陷阱”无法避免。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又有着比较优越的地缘条件,美国理应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然而美国却有着一种强烈的非理性的恐惧感,总是强调美国国家安全处于危险中,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怀疑别的国家对美国藏有阴谋诡计。就像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深切告诫美国人:“一个自由民族应当经常警觉,提防外国势力的阴谋诡计,因为历史和经验证明,外国势力乃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敌人之一。”[5](P370)美国认为,美国“领导世界”既是“天定命运”,也是“世界和平”的条件,为了完成美国的使命,就必须坚持美国安全优先,确保美国的绝对安全,主动寻找、消灭敌人。因此,即使没有真实的敌人,美国也会“制造”出敌人。[6]因为在美国看来,只有通过与邪恶敌人的比较和对抗,才能告诉“美国人是谁”,才能显示出美利坚民族的“优越性”和“伟大性”,才能维系美国的民族认同。在美国眼中,谁的意识形态与美国不同、实力世界第二,谁就是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者,也就是美国的最直接敌手,美国就一定要遏制他、打倒他,就要改造他、终结他,只有这样,它才会感到安心、安全。在维护国家安全手段上,美国迷信武力和制裁,推崇先发制敌,对国际规则奉行“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美国这种根深蒂固的“非友即敌”的国家安全思维惯式,盲目追求单边安全、绝对安全的国家安全目标,决定了美国敌视一切与其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偏执于粗暴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不顾及甚至威胁、牺牲他国的安全。正如习近平深刻指出:“只有那些习惯于威胁他人的人,才会把所有人都看成是威胁。”[7]正是美国的这种妄自尊大,根本不愿换位考虑他国安全的国家安全观,使得美国毫不在意它自身给许多国家的安全带来多么大的威胁。因此,罗伯特·吉尔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管美国做什么,它的政策都对世界各国造成负面影响。”[8](P136)

  2.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摩擦的国家安全观念原因

  苏联解体后,美国面临没有明确战略敌手的“危机”,美国急迫寻找新的战略敌手。当前,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一些经济领域成为世界第一,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对世界其他国家也越来越有吸引力和影响力,这就打破了“美国神话”,极大触动了美国“例外论”的神经。尽管中国一再重申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但是按照美国国家安全观的逻辑,强大起来的中国必然会威胁美国的“领导地位”。就如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无中生有地断言,中国必然会成为美国的敌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必然要发生一场“文明大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吗?》的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也危言耸听地指出,只要中国不放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必将继续挑战美国在各个层面的统治,除非美国愿意把自己重新定义为“非第一”的存在,否则美国人将对中国的崛起感到越来越不安。[9]他们的这些观点深刻反映了美国社会特别是战略界对中国快速崛起的疑惧和焦虑。特朗普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声称,过去几十年美国“支持中国崛起”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失败,中国不但没有被国际规则、国际机制限制住发展,也没有变成“民主、自由世界的成员”,反而富起来、强起来,前所未有地“威胁美国的利益、影响、实力、安全”。因此,新版“中国威胁论”成为特朗普政府争取民众支持“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噱头,把中国作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强硬遏制中国”成为美国对华新战略的核心。毛泽东同志在揭露美国对华战略逻辑时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10](P1486)明白了这条定律,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逻辑动因了。就中美贸易摩擦而言,美国一些人身体虽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满目是敌人,拿着手电筒只照他人而不照自己,不但不检讨美国是最多破坏国际规则的国家,反而污名指责中国“不公平贸易”、“不公平竞争”。美国明知自己在中美贸易中获得了更多利润,却偏说吃了“大亏”,把原本互利共赢的中美经贸关系解读成你死我活的残酷游戏,就要把自己关进黑屋子,以所谓的“交易艺术”、饮鸩止渴的方式来解决美国自身的经贸问题,别有用心发动对华贸易战,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全面遏制。

  二、美国对华贸易摩擦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多重挑战

  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特别是各种威胁和挑战的联动效应明显。”[11](P6)美国强加于中国的贸易摩擦“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而且给中国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以及国民安全等多个安全领域带来了复杂而严峻的挑战。

  1.经济安全

  美国从贸易、投资、金融、规则等多个方面向中国全面施压,给中国的外贸安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等领域带来了严峻挑战。美国对中国的经贸政策和中国企业在美投资进行花样百出的调查、审查,以“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为名,层层加码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严格限制中国企业进入美国的新兴产业领域,蛮横制裁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并阻扰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发展,强迫在华美资企业特别制造业企业“回归”。细数美国加征关税的清单,我们很容易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摩擦的矛头直指“中国制造2025”,狙击中国经济的弱点和要害,要把中国锁定在全球产业格局和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阻碍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加剧中国产业“空心化”的风险。美国滥用美元霸权,恣意调整金融政策,吸纳全球资本特别是在华外资流向美国,并“做空”人民币,搅乱中国金融市场,使得中国面临系统性金融动荡的风险。美国针对性破坏WTO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重新书写更加有利于美国的世界经济规则,造成国际贸易失序,国际市场震荡,世界经济滑入“衰退陷阱”,恶化了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美国正在与西方盟国讨论建立新的“贸易群”,制定新的贸易规则,并以各种“毒丸条款”孤立中国。2018年6月20 日,特朗普在“G7首脑峰会”上提出了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G7国家经济一体化计划”,意图建立新的“经济北约”,这个计划已经得到其他国家的积极回应。美国指控中国《网络安全法》“阻碍数据自由贸易”,并于2019年1月与日本、欧盟等盟国将数据贸易规则提交到WTO进行谈判,而中国在数据信息安全方面的薄弱,使得中国面临巨大难题。事实上,在美国对华贸易摩擦的冲击下,尽管中国经济受到的影响总体可控,但是中国的外贸出口、产业外移、资本流动、汇率市场、通胀水平、就业市场等领域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阵痛”。[12]例如2018年1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跌落至50%荣枯线以下,面临衰退的风险。[13]由上可见,美国对华贸易摩擦是釜底抽薪,直捣中国经济“命门”,刀刀见血,招招致命,严重威胁中国的经济安全。

  2.政治安全

  美国挑起的对华贸易摩擦根本在于要挟中国改变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国家制度,侵犯中国主权,严重冲击中国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政治安全。美国政府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将国内问题国际化、经贸问题政治化,破坏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甚至试图让中美经贸关系“脱钩”,严重动摇中美关系发展的根基,使得中美的战略互信基础更加脆弱。[14]此外,美国威逼利诱其他国家在中美贸易摩擦中“选边站”,以此整合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尤为重要的是,美国把中国视为威胁美国的“修正主义国家”,给中国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等标签,攻击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经济体制是造成“专制政权”、“贸易不公平”的根本原因。因此,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漫天要价,无理要求中国按照美国的条件进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结构性变革”,企图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的谱系。

  3.科技安全

  创新能力不强是中国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近年来,中国全面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正在发生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深刻变化。目前,中国的科研人员总量居世界第一位,科技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居世界第二位,科技创新指数提升至世界第17位。[15]但是总体而言,中国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科技差距依然较大,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美国看来,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提升,使得美国的科技霸主地位岌岌可危,因此,美国蓄意以贸易摩擦来阻挡中国“科技强国”的前进步伐。一是通过强化高科技出口管制来防止对华技术外溢,以实现对中国科技的“低端俘获”。一般而言,拥有技术比较优势的国家在国际技术贸易中理应处于顺差地位。然而,在中美贸易中却呈现出反常现象:美国成了高新技术产品输入国,处于逆差。[16]事实上,美国一直污蔑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实施越来越严苛的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导致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自2011年来一直是负增长,使得中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美国先进技术的难度增加。二是通过制裁中国科技企业来压缩中国科技发展的市场空间。尽管中国“独角兽”科技企业数量居于世界第二位,但是中国科技企业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技术的“不对称依赖”程度偏高。例如,美国一制裁中兴通讯,中兴通讯就陷入“休克”。尽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后,美国暂时、部分解除了对中兴通讯的制裁,但是中兴通讯却付出了缴纳巨额罚款、撤换高管、按照美国要求采购部件等一系列沉重代价。2018年8月份以来,美国极力策动“五眼联盟”成员国联合封杀华为公司,并怂恿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波兰、捷克等国家“组团围剿”中国科技企业。2019年5月16日,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以“行政命令”的卑劣手段“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并把华为公司及其70家关联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5月22日,美国国务院又把友祥科技、浙江兆晨科技等10家中国科技企业及3名企业家纳入制裁名单。美国这些以国家力量打压中国科技企业的伎俩,给中国科技企业的海外发展带来了不小的阻力。三是通过限制科技交流合作来侵夺中国的科技发展资源。科技人才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最核心要素,而人才培养的根本在教育。在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影响下,中国一些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被美国政府列入制裁名单,美国一些高校、科研组织中断了与中国相关机构的科技交流合作。此外,美国政府加紧对中国留美学生的背景审查和专业限制,并以优厚的待遇争夺全球科技人才流向美国,使得中国的科技人才流失风险增加。

  4.军事安全

  美国在对华贸易摩擦中采取军事冒险主义政策,旨在破坏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经济基础,封堵中国军队现代化作战能力的技术供给,同时制造国际恐慌,深化美国与其盟友的军事合作,引诱中国走军备竞赛的邪路。总体而言,美国对华贸易摩擦给中国军事安全带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变本加厉扩大对台军售,打“台湾牌”来对中国进行讹诈。例如2018年7月7日,即贸易摩擦正式开始的第二天,美军舰队穿越台湾海峡进行武力示威。此后,2018年10月22日、11月28日,2019年1月24日、4月28日、5月23日,美军舰队频繁穿越台湾海峡。2018年8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要求美国国防部一年内向国会提交提升台湾军力的报告,加强美台高级别军事合作。2019年“台湾保证法”更是要求美国政府对台军售“常态化”。二是扩大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军火出口。特朗普政府要求“印太”盟国承担更多“防御中国”的责任,并放宽武器出口审查限制,简化武器出口审批程序,大幅度增加对这些国家的尖端武器出口,既加深了其盟国对它的军事依赖,更刺激了某些国家也采取军事冒险主义政策。[17]三是制裁中国军工企业和装备部门。同样是在2018年8月1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航天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等44家中国企业实施技术封锁。2018年9月20日,美国政府以中国同俄罗斯开展相关军事合作为由,悍然宣布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其负责人实施制裁。这些毫无国际法原则的“长臂管辖”、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行径,给中国的军备发展带来了阻力,从而影响到中国军队核心战斗力的提升。

  5.文化安全

  美国对华贸易摩擦给中国文化安全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稳定都带来了复杂挑战。在国际上,美国严重歪曲中美经贸关系、双边谈判的事实,凭借国际话语霸权颠倒黑白:一方面把中国抹黑成“经济侵略者”、“国际秩序破坏者”、“不守承诺者”,另一方面把美国粉饰成遵守规则的“好孩子”、“中国的重建者”、“中美贸易受害者”,处心积虑地为其对华贸易战捏造借口。美国竭力向国际社会兜售其“美国优先论”、“文明冲突论”,狠命诋毁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唱衰”中国经济,意图打击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信心,削弱中国的“软实力”。在国内,美国妄图通过舆论战、心理战来动摇中国的坚定立场,干扰中国的政策决策,摧毁中国人民的“四个自信”。事实上,美国对华贸易摩擦及其舆论攻势已经给我国国内舆论带来了一些负面冲击:一方面美国宣称“贸易战很好,我们很容易赢”、“中国非常想要达成协议”,企图速战速决,逼迫中国签订不平等协议,蛊惑中国民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信任,使得国内产生了“夸耀论”、“悲观论”等错误言论。例如有人认为“中国夸耀改革开放成就,挑战了美国,才招来了美国的打击。”另一方面,美国步步紧逼、骤然升级的对华贸易摩擦也刺激了国内的狭隘民族主义,使得国内产生了“大打论”、“筑墙论”等非理性杂音。例如有人批评中国在贸易摩擦中“太软弱、太保守”,想当然地主张用抵制美货、抛售美债、打汇率战等“终极武器”来大打贸易战。还有人认为“中国对外开放不得不停步,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18]这些错误论调的实质就是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批评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反对改革开放,混淆视听,严重危害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尤其需要警惕的是,美国在对华贸易摩擦中输出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等思潮,[19]意图把美国的“社会病”传染到中国,干扰我国的新发展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能引发社会动荡风险。

  三、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稳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习近平强调:“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有效予以处理。”[1]中美贸易摩擦是一场国家安全战略大博弈。我们稳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打好这场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打好这场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战略主动战,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统筹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1.统筹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

  习近平指出:“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目的。”[11](P169)因此,一方面要坚持底线思维,立足防范重大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发扬斗争精神,对美方展开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有效化解贸易摩擦带来的风险,确保发展成果和发展命运。决不能因为害怕影响发展而怕事、避事,“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那种不顾及安全特别是政治安全的发展,是迷失方向、走向邪路的发展,是颠覆性的错误。另一方面也要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来谋划,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是最大的安全。因此要保持战略定力、战略信心、战略耐心,一心一意谋发展,善用贸易摩擦的“倒逼机制”,化贸易战的压力为审视自身发展短板的“清醒剂”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指出:“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20](P488)因此,要依照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妥善解决中美经贸发展的彼此合理关切问题,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未来发展,塑造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环境,从而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可持续安全。

  2.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

  在外部,要与美国以打促谈、以谈促合:一方面要有力回击美国的霸凌主义,精准打击美国的痛处,促使美国“回归理性”。另一方面也要管控摩擦,扩大中美合作空间,正如习近平所指出:“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有真正的赢家。”[21]因此,要根据中国发展的进程和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继续与美方展开“有原则的”高级别磋商,努力构建平衡、包容、共赢的中美经贸新秩序,积极推进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要充分利用美国国内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合纵连横,打破美国拉拢、胁迫西方盟国联合对我围堵的图谋。加强国际舆论宣传,解决好“被动挨骂”问题,争取到更多的正义支持。事实上,在WTO会议上,美国遭到了包括诸多美国盟友在内的数十个国家的“集体炮轰”,充分证明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可行性。在内部,要坚持习近平强调的“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22]全面深化改革,主动扩大开放,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内需,苦练内功,“做好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金融、稳预期、稳就业工作。”[1]全面防范贸易战带来的风险挑战内外联动、累积叠加,取得“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11](P3)的双重战略效应。

  3.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必须“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1](P4)尽管我们反对把经贸问题政治化,但是必须要从政治上来看中美贸易摩擦,高度警惕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高度警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高度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被打断的危险,坚定“四个自信”,强化“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要高度重视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冲击以及安全风险的“外溢效应”,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加快强军兴军建设步伐,解决好受贸易战影响的民生就业、国民安全等问题。及时开展中美贸易摩擦专题国家安全教育,引导民众正确认知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及其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防止错误言论、思潮的干扰,凝聚共识,坚定信心,团结奋斗。

  4.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美国对华贸易摩擦侵犯中国主权,威胁中国安全,阻扰中国发展,侮辱中国国格,给中国带来了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此,中美贸易摩擦是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这场伟大斗争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11](P259)有必要指出,一些分析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是“国际权力之争”、“国际秩序之争”、“发展模式之争”,这些观点其实是跟着美国国家安全观的魔笛起舞,很容易落入美国设下的“新冷战”舆论陷阱。事实上,中国不得不应对贸易摩擦,不是要和美国争“权力”,不是要和美国发展模式比优劣,而是要争中国的生存权、平等权、发展权等“权利”,确保中国的前途命运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民的自己手中。中国不得不应对贸易摩擦,不是要破除现存国际秩序,而是要打一场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强权与规则之战,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维护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因此,要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占领国际法和国际道义的制高点,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积极与各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多边合作,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世界文明的对话,构建更广泛、更深入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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