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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 (一)

张文木 · 2019-08-03 · 来源:东方复兴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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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提出"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定没有伟大的未来"。海军关乎中国的海权,海权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在我看来,没有海权的大国,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我们对海权的诉求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

  张文木  2002年5月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提出"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定没有伟大的未来"。海军关乎中国的海权,海权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在我看来,没有海权的大国,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我们对海权的诉求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

  在历史上,人类只经历过两种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都对外部环境有不同的需求。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人类采用的是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有渔业、牧业、农业。这种生产方式有一个显著特点,即生产和消费是统一的:生产是为自己,每一个生产单位同时又是一个消费单位。来自农村的孩子回到家里就会有跟城里居民不一样的感觉:城里居民住的是一套房子,居住、上班、回家,家的功能就是居住;在农村就不一样了。农村一家住户犹如一个生产单位。一入院门,左边是一个纺织机,墙上挂的是镢头,右边是牲口。再往里是厢房,老人住右边,左边儿子儿媳住。后边有个厨房,再后边有羊圈、茅厕等,这显然是一个消费与生产融为一体的单位。它自给自足,在家里大部分生活用品都可以生产。但有两样除外:一个是铁,一个是盐。所以自古盐铁是最赚钱的买卖。这种一家一户的个体自然经济形态基本上和外部不发生联系。每家每户都有一块地,全家种,种了以后自己留够吃的,剩下的拿到集市换别的产品;如果没有剩余,就留下自家吃。这是一?quot;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式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从原始社会一直到现在延续了几千年,在中国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前。那时农村有集会,赶集去是拿家里剩余的一点东西去换其他产品,而不是拿专门生产的东西参与交换,这与市场经济性质完全不一样。

  过去我们常问农村为什么不早点实行机械化,怎么不早点实行科学管理。这是因为这种经济排斥科学。一家一块地,小农私有产权就不能实行机械化规模经营。另外,一块地需要一个劳力,每块地都是分割的,需要很多劳力。都说农村应该计划生育,但在小农经济形态中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只生一个,没有男劳力,他家的地就没人种。小农业生产方式规定了它就得靠人的自然劳力在这个土地上完成自家的整个生产,自己生产、自己消费。所以这种经济和外界几乎不发生交换关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也很简单,比如说依靠海的人就打鱼,依靠土地的人就种地,种了粮食他就拿回家晒干,弄好,这一年他就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外界始终不关心,他所关心的大部分是自己来年的生活。

  但是自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随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出现,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市场出现,并不就是市场经济出现。古代的市场和资本主义市场不一样,跟后来的社会主义的市场也不一样,古代的市场就?quot;大集"或"庙会",农民将家里的剩余产品拿到集市上交换。市场经济形态下生产单位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进行商品生产。如加拿大一些大的农场主,生产出的小麦卖给市场,而自己吃的粮食则要去市场买,与自然经济下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完全不同,这时生产的目的不是为自己。农场主今年的收成好坏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年卖得好坏。整个社会生产形成分工和不同分工间的商品交换。比如做鞋过程中有生产布和生产鞋底的,最后是整个生产鞋的和穿鞋的消费者进行交换,形成一系列生产和消费交换流程,开始是国内交换,后是国际间的交换,最后生产和市场整个地与世界联系在了一起。这个过程马克思称之?quot;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德意志意识形态》)。

  英国是"资本的母国"(马克思语),当然也是资本全球化进程的第一源头。

  在英国,资本主义交换先是在国内发生,其目的是追求利润。可是追求利润有个麻烦,就是说本来消费和交换是直接一次性完成的,现在则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来完成。这样,就会有一部分生产者为了追求高利润尽量压低劳动力购买价格,其结果也就是因老百姓手头没钱而破坏了国内消费市场。生产者也是国内最基本的消费群体,劳动者在利润不断上升的同时却越来越没有钱,结果是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萎缩。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人罢工、游行,就是国内消费市场萎缩的直接后果。为了在不降低高利润的同时又保证国内的政治稳定,英国只好开辟国外市场,搞殖民地。印度是英国较早的殖民地。起初印度的纺织业生产水平比英国高,英国就用各种方法摧毁了印度的民族工业,强迫印度人必须消费英国的纺织品。这样大量的利润返流到英国,使英国整个富起来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出现工人阶级贵族化现象,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大生产单位,原来由英国工人阶级遭受的苦难,现在被转嫁到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身上。英国与印度形成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这是原来英国国内畸型的生产消费矛盾的国际转移。这样世界各民族在资本的推动下日益卷入国际市场,任何一国的政治状况与外部世界发生了紧密的联系。英国殖民地出现的任何变动,都会在英国本土引起政治动荡。马克思曾以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为例对此作过分析,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7)一文中说"中国这样重要的一个市场缩小的时候,正是西欧发生歉收,从而使肉类、粮食及其他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将引起工业品市场的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就要相应地减少","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马克思的分析在当代国际关系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仍未过时,在今天,南方国家,尤其是中东石油国家,只要有一点波动,西方国家就惊慌。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至今仍令西方人谈虎色变。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不顾西主国家反对大幅提高石油价格,1974-1975年以及1979-1982年,西方就爆发经济危机。

  对此有较早和较深理解的还有拿破仑,在当时的政治家中,他似乎是能较深地理解法国大革命产生根源的人。法国是第一个遭受全球化危害的国家。现代人们以为全球化是近些年的事,其实,它是世界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以后的事。全球化是指什么呢?全球化是指处于高势能地位的资本向处于低势能的外围市场扩散,并不断制造新的外围市场的过程;通过资本优势获得高额利润,并由此不断形成压迫外围市场的新优势。法国开始是英国最早的外围市场之一,法国人开始不了解英国工业革命对法国未来的意义。中世纪的法国比英国富裕,在12、13世纪的英国如果谁能讲两句法语,就算是有身份的人,就跟现在有些有钱人也讲两句上海话或广东话一样。英国人那时英语中夹杂两句法语,是贵族身份的标志。英国资本主义革命后,法国当时很多技术人员都跑到英国去了。几年过后英国发展很快,多数法国学者不理解英国怎么就后来居上,超过法国呢?

  这就要说到人类历史中出现的市场经济方式。这完全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与自然经济不同,这种经济是以利润为目标和动力,而不是以自给自足式的消费为目标和动力。市场经济为的是利润,不是生产者自己的消费。法国开始在琢磨办法赶超英国,开始认为只要法国富裕了就能强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只要有钱就行",有的东西可以用钱买,但国家的生产力却不是拿钱能买来的。认识到这一点对处于资本外围国家的人很重要。1786年法国跟英国签订《伊甸条约》。其性质有点儿象我们加入WTO。《伊甸条约》这个名字译得真好,显然有点儿伊甸园即空想的意思。法国是一厢情愿,认为只要自觉"融入全球化",就会受惠于英国工业,就会与英国一样快速发展。但法国没有想到英国资本的势能比较高,产品的附加值比较高,英国工业生产体系处于优势竞争地位,这使法国经济不堪英国资本的冲击。

  法国的情况如何呢?法国自认为与英国比有资源优势,想拿红葡萄酒等低劳动力成本产品跟英国交换,自认为肯定赚。结果是英国资本到了法国,法国农民一下子解体了。这使我想起我们刚解放的时候,说想买美国一台计算机,其体积大概有房子那么大,运作起来远不及今天的电脑快,听说我们几乎用了一个省的桔子才换了这么一个东西。你拿农产品或附加值比较低的东西换资本附加值比较高的东西,是没有竞争力的。当时法国农民是小农业,没办法跟人家英国工业品竞争,价格战也打不过英国。这同我们现在的粮食没有办法跟西方竞争是一个道理。西方粮食进来比我们的便宜多了,农民种地就没有意义。

  农民解体使拿破仑前的法国经济陷入失控状态。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到城市,法国彻底混乱了。有一部分人说是腐败问题,有人说是官僚问题,但不管怎样还是出现了"法国大革命"。开始是君主立宪派,接着是吉伦特派,最后是雅各宾派,它重视反腐败并倡导个人自由和人权。比较完备的现代人权理论发轫于这一时期的法国。大家知道法国大革命是"人权"调子唱得最响的时期,《人权宣言》是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推出的,但断头台(guillotine)也是在革命的后期即雅各宾专政时期出现的。法国在喊人权最凶的时候出现了断头台:这是绝妙的讽刺。断头台是历史的特别产品。上断头台的当时多是那些所谓的"贪官"和"贵族",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砍人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拿破仑法国当时面临的主要对手是英国,1798年3月5日,法国督政府任命拿破仑为远征英国的总司令。但他打击英国的方向并没有直接选择英国本土,而是英国的殖民地。他提出远征埃及、切断英国同印度的通道、并由此打击英国的计划。该计划为督政府批准后,拿破仑于5月19日率三万法军远征埃及。为什么到埃及去呢?埃及是英国通往印度的地理咽喉。当时英国的存在不只是英国本身的存在。大家看北朝鲜,自给自足,它自己生产自己用,跟外部没关系,除武力干涉外,别人真拿它没办法。英国不一样,当时的英国本身是一个世界工厂:它从殖民地廉价掠夺原料并高价在殖民地出售其产品。英国赚了大量钱以后再用以提高本国社会福利,缓和原已激化了的国内矛盾。从埃及入手,掐断英国与印度的联系。拿破仑攻占埃及,并认为几个月内必然能占领印度。他曾计划挑动印度内部的民族分裂,并以此干预印度内政并控制印度。(参见《拿破仑文选·下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印度是大英帝国的基础,占领印度,对英国经济而言,就是釜底抽薪。

  拿破仑的想法对不对呢?理论上是对的。就象现在某些人说全球化理论有益,可包治南方国家的百病一样,亚当·斯密把"自由贸易"吹上了天,认为不管强的弱的都应参加自由交换。亚当·斯密当然愿意世界贸易,因为他是英国人呀,英国经济势能高,辐射力强,它就希望资本外围地区对它更多地开放;能量小的国家就不能象它那样自由,就得通过限制经济高势能国家的产品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当时很多学经济学的人都听亚当·斯密的,拿破仑不信。拿破仑曾锋芒毕露地说?quot;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对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德国历史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就当时法国的商业政策来说,他这句话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这位伟大天才,以前并没有研究过这些学说?quot;这对于他,对于法国来说,真是一件好事"。有人说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是由英国资本冲击在法国产生的一场政治动乱。只有拿破仑看出了问题的要害。

  全球化和多极化是一对对应概念。全球化和多极化是互动的,全球化促进了多极化,多极化反过来进一步使全球化负面影响受到限制,使世界秩序发生变化。如果说全球化的源头生发于英国,那么生发多极化的源头就是法国,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拿破仑。而试图向以英国资本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挑战的第一人也是拿破仑,但他失败了。他败在哪里呢?他败在海上:拿破仑没有海权,他在海上打不过纳尔逊的海上舰队;拿破仑观念保守。他打英国的时候,美国科学家给他送了个用蒸汽发动的轮船模型,拿破仑说我不信那些,只信我的士兵。就因这样一个技术问题拿破仑失去本属于他的历史,这与拿破仑由于最先采用群炮攻坚而赢得了他的历史的道理一样。

  后来拿破仑怎么解决资本全球化与多极化这个矛盾呢?他通过暴力强行介入国际资本的强势中心。由于没有海权,登陆英国计划失败后,拿破仑于1806年至1812年间实行以英国为封锁对象的"大陆封锁体系",他从大陆开刀:把欧洲整个封住,建立一个大欧洲共荣圈--日本人后来的思路跟他很相似,然后不准英国产品进来。另一方面,他用暴力打散欧洲的庄园经济,使农奴转变为自由农民。同时他全力启动法国民族资本,全力扩大生产,让法国工业资本家随军占领欧洲市场;市场是用暴力强行打开和垄断的:法国的军队走向哪里,产品就走向哪里,整个欧洲形成了一个以法国资本为中心的全封闭市场。法国明令全欧洲不准跟英国进行贸易交换,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但是拿破仑没有海权,最终还是失败了。如果说英国纳尔逊领导的海军是拿破仑的海上克星的的话,而俄国库图佐夫率领的俄国陆军则是致拿破仑帝国于死地的陆上对手。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遭到惨败。后法国虽降,但拿破仑时期建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并未破坏,并由此一跃挤入国际资本的中心,在全球化进程中成为最早的"北方国家"成员。

  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拥有海权的国家往往是拥有工业资本优势国家,换言之,拥有工业资本优势的国家,也往往是拥有强大海权的国家。自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主导世界经济潮流之后,海权就成了工业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助推器,是国家发展战略极重要部分。

  海洋是最廉价的运输载体。比如,从欧洲陆上运货到中国须穿经多个国界,而海上航行则没有国界障碍,在公海上它是畅通无阻的。军事角度看,与陆上运输比,从海上集中调动装备、军力等,所需时间应是最快的;由于海洋的天然屏障,与陆地防务相比,在广阔的海上拥有基地,可大大减少了战时所用守备兵力:只要掌握了海上运输线,就可以最机动的方式集中最优势兵力在海外某一区域实施作战。而在陆上取得每个军事胜利都得部署大量守备兵力以巩固成果,海上同等数量的部队,比陆地使用起来会更加高效。海军可以在一国沿海自由运动并拥有广阔的打击面,而陆军则不能,陆军只有靠其数量扩大其防卫面。这正如鸦片战争中,中方防备英国的陆军远比进攻中国的英国海军多得多,英方能够及时调动,并在必要处都可以随时随地集中使用,而中国陆军则要处处修炮台、修兵营、增加驻防。马汉很明白这一点,他说必须拥有海权。

  正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世界发生了日益密切的联系,人类才产生了海权的观念。

  大家知道英国人和美国人开始也都没有海权意识,他们也是骑着马打仗的。我们现在说美国总是很先进,在二战前美国的海军尽管发展很快,但其军事作战主体观念还是基本上还囿于骑马舞大刀的陆战决定论,。巴顿将军特别反对这种作战方式,认为未来的战争将是坦克集团军,在飞机配合下的大纵深立体战争。有人说巴顿的观念是超前的,其实不然,他只不过跟上了那个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的时代,

  当时还有一个超前的人物就是戴高乐。戴高乐在军事学院读书时写了一本书,讲的大致是集团军大纵深作战。他提出未来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法不同。作战前锋力量主要不是人,是坦克群、集团军,配合飞机,是立体式联合作战。并且作战时也不主要是正面攻坚,而是纵深到敌人背后席卷过来。希特勒打法国时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他没有走马奇诺防线,马奇诺防线是一战英雄贝当的作品。经验证明,人在什么地方成功,往往就在什么地方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同时成功也是失败之父。德军根本就不走马其诺防线,从阿登森林插入法国,长驱直入,然后再从法国后面横扫法国,整个法国一个月就被打败了。二战前戴高乐这本书在法国没有被认可。书出版以后,希特勒派人到法国去,说法国有个军事学家叫戴高乐。可是法国没人知道。戴高乐军校毕业后在国防部任职,当时只不过是个小职员。

  二战前,作战观念已发生了两次革命。先是陆权革命,它使人们认识到控制地面要塞是战争成败的关键;后来是海权革命。西班牙人和英国人较早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海军最早是从保护商船开始的。他们的海军从最早的意义上来说既是海盗又是保护者,它随着商船两边走,因为途中海盗太多。而真正开阔人们对大海认识的是麦哲伦和哥伦布。麦哲伦和哥伦布发现的不仅是新大陆,他们实际上不自觉地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这就是海洋的时代。海洋对当时的人们说来是一个新的认识空间,大海将使世界联系在一起。麦哲伦和哥伦布没意识到他们的探险活动将对历史产生的伟大意义。

  英国海军早期将领大都是海盗出身,所以我们军事学习不要觉得课本上的东西有多重要,最重要的还是实践。海上实践形成了英国人的海权观。英国人不注重纯理论研究,大家注意到凡是赚钱快的、有事做的地方人们就不写理论书,不思考抽象问题了;凡是事不多的,对人活动限制较多的地方,人的理论思维的发展就较深刻。手脚不自由,大脑就发达。牢房里总出思想家,就是这个道理。(笑声)德国就是这样,中世纪的德国为封建城邦分割得很细,人的自由也受到较多的限制。但近代德国哲学一直走在欧洲前列。思维的规律和行动的规律不一样。凡是忙的人都静不下来写书,近代英国人远比德国人忙碌。英国当时出的哲学家并不太多,其中培根较有名气。他搞的是经验哲学(Empiricism), 英国人对这个词的含义理解与我们有些差别,它不仅是指经验和先验,更多地是指实践和可操作。这个思想在美国也有发展,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杜威的实用主义曾遭到我们的批判。那时理解杜威的理论好象就是"成者王候败者寇"式的实用。其实它更多地讲的是真理在主客观之间的价值性,有点接近我们理解的"实事求是"。真理只有在具体客观对象中检验,正如刀刃利否取决于所及对象。如是硬石,我们的刀刃就难得锋利。检验我们中国军事理论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打得赢"。打败了你吹得再多高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讲制海权、制空权等理论,都是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打得赢。

  英国跟美国是两个很有意思的国家,既是朋友又是冤家。最早是冤家,较早去北美洲的人主要是从欧洲特别是从英国逃过去的清教徒。清教徒他们有自由的信念,要闹革命,要开辟新世界,在英国行不通并遭到迫害,就坐船逃跑。最著名的一艘船叫"五月花"(May Flower)号,后人们将"五月花"信念视作美国精神的前驱。早期美国人的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叛逆精神,赶到美国去的是宗教叛逆者。那时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压迫它,欺负它--这种情况现在又戏剧性地在美中之间发生。后来美国与英国打,建立了美利坚众合国。1811年美国与英国海战,英国战败。1812年至1814年美国再次与英国发生战争,英军一度占领华盛顿,但最终还是为美国人打败。但总体看,美国这时进行的还是维护其独立主权地位的战争。此后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但美国并未向霸权屈服。1898年美国占领夏威夷并于次年使之成为美国的领地;同年美还在加勒比海的古巴和西太平洋的菲律宾等地向西班牙挑战,不久便占领古巴和菲律宾;1903年11月又唆使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并获美对巴拿马运河的永久性使用和占领的权利。就这样美国步步为营冲出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英国以压迫美国开始,后来打不过美国,又以美国人为朋友并与美国分享海权利益而结束。未来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发展可能也走这个路子。有人说中美之间是朋友,这是毫无疑义的。从长远的观点看,中美肯定是朋友,但美国人找朋友的标准是打不败的对手,永远如此。凡是能打败的,没有一个被美国当作平等的朋友。吴廷艳、达赖、日本人、当年的台湾蒋介石,都跟得特别紧,但美国从来不尊重他们,说变脸就变脸,一甩手就不认人。美国人只与打不败的对手交朋友,比如毛泽东。所以未来的中国若想作美国人的朋友,就必须先成为美国人打不败的对手。

  在海权理论建设方面,早期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美国人的海权理论产生于强烈的反霸愿望和实践。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 是海权理论的创始人。1859年马汉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南北战争期间在联邦海军服役。曾任罗德艾兰新港海军军事学院院长?quot;芝加哥号"舰长,1898美国与西班牙战争期间在海军作战局供职。1902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06年升为非现役海军少将。主要著作有《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制海权对法国大革命的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制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等。马汉在其论著中分析制海权对军事、民族、领土和商业各方面的影响,被西方公认为现代海权理论的鼻祖。

  但是在马汉提出制海权理论的初期,美国人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海权对美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相反倒是英国人注意到了这一点。马汉在英国受到特别高的待遇。因为英国的百年实践在马汉这里被高度理论化了。美国人没有太多的海上实践,在老罗斯福前后,美国政府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当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美国国内也产生英国和法国曾经历过的社会两极分化和劳资矛盾激化问题。19世纪中下半叶,美国国内工人运动频频发生,有的规模和影响相当大,比如"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就是纪念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底特律、纽约等城市举行的大罢工和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哥妇女举行的示威游行得名而来。为了缓解国内社会矛盾,美国政府于19世纪末期,开始注重海外市场的开拓,这样,海军问题便日益引起国会的注意。

  大凡市场经济国家,不管其性质如何,也不管是否愿意,它必然是世界性的。外部世界发生任何变动,都会导致国内发生变化。一旦利润成了生产的从而人的主宰,生产就会与消费及资本与劳动形成对立性矛盾,并在这种矛盾的推动下畸型发展。为了不至中断生产过程,市场经济国家就必须注意在保证国家利润的前提下调和国内劳资矛盾。而要作到这一点的出路只能是将国内矛盾转嫁到海外,按资本的原则,从海外--开始还是凭借暴力--获得高额利润,并由此不断拓展新的海外市场。只有高利润回流,国内才可能有充分用于调和阶级矛盾的资源,家里有钱不吵架,国家同理。你看当今美国,那边还在科索沃打仗,国内这边同样可以闹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绯闻,非常热闹。哪个国家能正在打仗时国内还吵这种绯闻?只有美国。为什么呢?它国内有得是钱。百万元打个总统绯闻官司,跟闹着玩似的。其次就是它有强大的海军。凡是威胁到美国的因素,不管在哪,美国海军就可以就地将它消灭在萌芽之中。所以说强大的海军是国内财富积累和民主发展的保证。海军必须是远程的,不然就不配称海军。如果中国有了像美国那样强大的远程海军,中国人民也能像今天的美国人那样在战时唱歌、跳舞、不紧张:这就是海军的好处。战争不能等它起来或找到家门口以后再做准备,再鼓足勇气跟它打。勇气不重要,最重要是将威胁及时地消除?quot;青萍之末"。2001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谈美军战略调整时曾说:"作出调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时刻是在它独占鳌头的时候,而最危险的时刻是等到一个富于新竞争的对手来临并找到方法来打击你的地位。"这句话对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防御必须是积极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海军。有人说台湾要试导弹,对我们来说,代价最小的办法就是将这种企图在其初发阶段就将它消除。以色列当时打伊拉克核反应堆时就是在它还没发展之初就把它除掉了,何况台湾还是我们自己的领土,我们绝不能允许有台湾出现这种情况。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海军,而且是一支战斗力可覆盖东经120至125度海域的海军力量。必须清醒地看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的海军问题。中国海军的力量如果不能扩展到台湾以东海区,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绝对不是所谓"和平解决")是不可想象的。没有硬的一手,既使在我们手边的东西也是拿不回来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为了和平统一台湾,我们必须把台湾抱在我们海军的怀里,我们对台独分子的威慑力越强大,它跟我们谈的主动性也就越大。

  上世纪初美国国内出现危机,这促使这一时期的美国政府对马汉的海权理论及海军建设尤为关注。正是美国建设了一支强大的海军,才使美国冲破英国、西班牙的霸权封锁,将其海上战斗力在短短的数年内(1998-1903)几乎覆盖了整个东太平洋海域。当时英国和西班牙封锁得比较厉害,美国出不去。马汉的海权理论生逢其时!当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马汉特别好,他在给马汉写的一封信里说:"亲爱的战略家,务必不要谈论你的活动结束!我们必须依赖你这位在社会思想方面的第一流的教育家之一,在今后许多年里我必须依赖你。"(《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阎文广、方生译)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7页。)19世纪下半叶美国国会在发展海军问题上争论激烈,在获得政府支持后,到了20世纪初,美国的海军已进入世界前三名,发展特别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已成为一个很强的海权国家。

  那么同期的中国又怎么样呢?

  那时的中国军事基本上都是注重于陆权理论,和西方的性质不同。西方的陆军军事理论是外向型的,中国是内向型的,就是国内研究关隘、要塞以及人口等。为什么呢?我们对外不交换,所以我们在清朝时,你英国要租香港99年,拿就拿去吧;台湾也不重要,日本要也拿去了。那时我们不需要外边,我们也不需要大海。郑和下西洋跟哥伦布不一样,他远航大海不是要与外部交换,只是炫耀,炫耀皇威;听说他还负有秘密任务要找前朝的遗老遗少。我们长期以来是这样。到近代我们需要打海战的时候,我们观念还没有变,我们在东南沿海修长城抵御敌人海上侵犯。

  除陆军外,中国古代的骑兵比较发达。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妨看一看中国地形图。

  中国的地形很有意思,西边是喜马拉雅山、昆仑山,东部沿海整个是被大海包围着。总体看古代中国人实际上是在大自然保护的摇篮里生活。喜马拉雅山这个地方谁都上不去,是天然屏障。亚历山大大帝(the Alexander the Great,356-323 BC)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了不起。凡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必然要创造一支伟大的思想之剑,即实践其思想的行动家。亚历山大曾听他老师亚里士多德说,你往东走,见到大海,你就走到世界的尽头了。当年亚历山大打到印度的时候,他走啊走啊,见到大海,看到印度洋了,他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尽头了,就没再往前走。事实上,他再往前就无法走了。你想有那么高的喜马拉雅山挡着,他能过去吗?如果印度与中国之间是一马平川的话,那这个故事对我们中国的意义的就不一样了,今天的中国云南可能由此就是另一番文化景观:云南文化中可能就会有希腊文化的色彩。历史就是这样奇怪。1903年英国打拉萨的时候,到了冬天,英国人被冻得主动撤回印度。美国现在说要在西藏怎么样,可它绝对不会派维和部队到西藏,就算把拉萨让出来,美国人也进不去。西藏高原的高寒缺氧气候,洋人们受不了。

  我们看中国东部和北部,东部是大海,也是天然的保护屏障,在蒸汽动力为基础的远程航海出现之前,征服大海远比征服中国困难。忽必烈远征日本败在海上就是明证。古代中国另一个比较发达的兵种就是骑兵。为什么?这和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南犯有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凡是受刺激的物体必然会生长出一种反制功能。我们身体上的指甲、牙齿等等,都是由于刺激出现的。军事上也是这样。有了大海的保护我们的海上作战力量反而没有发展起来。一直到近代才知道敌人从海上也能过来。见了西洋蒸汽船我们不知道怎么打,还用跟北方游牧民族打的方法。修长城。可是修城墙的速度能快过船速吗?深挖洞,广积粮的那种打法是不适合于海上的,当时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观念,最终导致失败。1840年鸦片战争我们打了败仗,这不仅对我们中华民族,而且对整个亚洲,特别是日本的心理剌激都较大。但当时我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海权对中国的意义,而日本却迅速意识到这场新军事革命对日本未来的意义。1895年甲午海战中国又被日本打败并由此丢了台湾。

  到了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与日本人再次交手,我们又落后了一步,这次落后在我们的制空权上。失去制空权。我们在抗战初期连连受挫。当然在战略战术上国民党部队也有问题。当时蒋介石打仗的章法实际上是从日本人和德国人那儿学来的。搞反清革命时中国不少有志青年到日本去学军事,蒋介石也去了。而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前后也曾到德国人那儿学习,因此日本德国战略战术思想属于同一个体系,写《战争论》的克劳塞维茨是这个体系的集大成者,他讲求大部队决战。台儿庄战役,如果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来说,可谓是一场没有赢输的战役,双方均对等消耗殆尽,零和。好的战略战术是以少赢多。毛泽东曾写过文章讲,好的指挥者就是将数量的劣势转为数量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结晶。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战场上蒋介石没有制空权。看抗战电影的时候,就会发现日本人都是飞机先行,大炮先行。中国军事在这上面失败了。后来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毕竟是胜利了,但我们必须清醒,那是由于日本人在海上动了美国,除中国外,日本又树立了一个强敌。在中国大陆,日本基本掌控了制陆权,而在太平洋战争上,日本败在制海权。自从日本丧失了太平洋面上的制海权,日本人就完了。

  近现代史上遭到的军事挫败,并未使我们深刻反省其深层原因。这是由于我们跟外部经济没有发生关系,其次我们还有胜利喜悦的掩盖,使我们在感情上不愿深入思考我们的曾经历的失败产生的原因。建国初我们虽提出建设强大海军的口号,但当时经济和外部联系不密切,我们对海军的作用及相应的海军建设尚未有实质性的认识飞跃。经济联系不密切的原因在哪儿呢?有西方封锁。我们没有办法联系,其次就是当时我们搞的是计划经济,又是基础工业,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部分的内部调整。当然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毛泽东搞计划经济、搞人民公社过快了。我却认为毛泽东在这点上是非常有远见的。

  世界历史上有两个国家的建设经验值得我们中国学习:一个是苏联,苏联用计划的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法,低成本和快速地建立以大工业为骨架的国民经济体系,把一个软绵绵的没有脊梁骨的农业国硬是打造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在当时苏联也存有两种建设思路,一种是布哈林的思路,先从农业和轻工业开始,慢慢搞,有了一定的资金积聚后,再搞重工业。这相当于武迅的做法,大家知道《武迅传》吧?武迅这个人也很爱国,但爱国的方式却显愚腐:他到社会上以最屈辱的方式去化缘。你踢我一脚,我嘿嘿一笑,你扔给我两分钱;你骑到我背上,我给人家爬一圈,得两毛钱。一分一分,一毛一毛地攒,攒足了应该买武器了吧?他不,他办教育,从小孩抓起。他想,人材是关键,教育出的人材多了以后再强国。这其实是一种回避不可回避的挑战的无所作为的意识。布哈林也是这种思路,不从大工业做起,这当然不行。在当时没有工业就不能强国,而落后是要挨打的。

  斯大林可不是这样,他认为苏联应走西方不同的反常规的道路。他搞农业集体化。为什么呢?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集体化利于低成本搞工业建设。我下乡时有这方面的经验:国家要修条铁路,公社一声令下,一路绿灯,国家不用花多少钱就把地征到手了。当时我们中国一直从东到西的大三线建设,要按西方市场的原则,其生产资料的交易成本几乎就是个无法承担的天文数。但由于我们的计划和集体所有制体制,在我们那么穷的情况下大三线也搞成了,大型的工业基地也建成了。布哈林的办法书生气十足,不管用。斯大林意识到战争迫在眉捷,他不允许布哈林还在那里按所谓理论逻辑搞工业,于是他采用一部分有新思想的干部,用计划和集体的方式很快就把工业化这事办成了。1940年希特勒打过来时,苏联重工业刚好发挥作用,敌人前面进攻,后面兵工厂转起来了,大量的坦克飞机源源不断地从后方开到前线。结果苏联不仅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且成为二战后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保家卫国,没有国何谈家!没有国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是空的,就象二战中有钱的犹太人一样。

  有人说只要综合国力强了,只要钱多了就行,但是,据安格斯o麦迪森写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Chinese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提供的数据,即使在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1),中国经济GNP总值在世界GNP总值中的比重仍位于世界之首,高于整个欧洲GNP的总和,而从1700-1820年间中国GNP总值的增长率也高于日本和欧洲。尽管如此,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50年后即1890年中国的GNP是日本的5.28倍,但在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又被日本打败,两次失败使中国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大清时的中国有的是钱,问题只是钱没有用到关键处。八国联军进来的时候,入侵者跟叫花子一样,见了我们故宫里大缸上的金子都掠刮。你说我们GDP低吗?综合国力低吗?文化低吗?我们的宫女都会背唐诗,打我们的那些人都会背莎士比亚的诗吗?我想不会。(笑声)那你说谁的文化水平高呢?文化这时能起作用吗?事关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还是要枪杆子来解决问题。英国人在东海上取得胜利,利用海上作战的机动性,一直打到了天津,老佛爷害怕了,我这么多的强将精兵。洋人怎么就打到我跟前了。因为他们有海权啊。我们那时不知道。

  国家成长与身体成长的道理一样,大家看我们的身体,身体肌肉和神经伸向哪里,骨头就跟向哪里。骨头、牙齿、指甲是硬的,这是国家的军队,神经是商人,肌肉是文化团体,所有这些才能构成国家走向世界的肌体。美国也是这样,它的四肢伸到世界,它的毛细血管伸向世界各个角落,它象吸血虫一样将世界大量的财富都顺着这些管道吸回美国本土。那支撑这些毛细管道的是什么呢?是国家军队,走在最前面的是强大的国家海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只有国家GDP上去了就会万事大吉;这与胖并不是人健康与强壮的标志一样。地主的孩子都胖,怎么穷人的孩子都把他们打哭了呢?(笑声)关键是拳头硬、灵活。大自然中熊猫够胖了,上树摔成骨折还得人给它治。(笑声)狼、豹子为什么能存在下来?灵活,爪牙厉害,能蹦能跳能咬,就得这样。国际法不管它多么公正,如没力量配合就是废纸一堆。

  毛泽东当时搞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不是就真得像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说的那么不好呢,显然不是。我下过乡,农村组成人民公社,曾有人说人民公社搞快搞糟了。到农村后来我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要快搞农业集体化:国家工业化起步阶段要和农业发生交换,土地、工厂都要发生交换。如果农村还是私有制,那中国的现代化成本就会因生产资料交换成本过高以至无法进行。国家每用一块农耕地就得付钱,这样什么也干不成。毛泽东快速搞人民公社,土地归国家所有。生产资料交易中的制度成本降了下来,国家迅速完成基本建设,这是真正多快好省。

  (本文全文刊发于《大学演讲录》(第二辑),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1月版;主要部分刊发于《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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