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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博弈为何前所未有?

蒙克 · 2019-10-09 · 来源: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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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战争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权力斗争的休止,只是在核威慑、国际机制等软硬兼施的约束之下,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转移到了经济、贸易等不见硝烟的战场。

  【导读】近期,中美之间的经贸博弈正逐渐演变成一场“持久战”,并向民间和舆论场持续蔓延;但基于双方的发展诉求和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性究竟几何,尚难判定。如作者在本文中所述,按照历史发展的前车之鉴,“修昔底德陷阱”似乎无法避免。这是中国发展道路上必须迈过去的一道坎,但由于核威慑和国际机制的掣肘,当代的“修昔底德陷阱”将更可能以诸如经济战的形式出现,而这场博弈的最终走向何方,我们依然掌握一定的主动权。文章原发表于《文化纵横》2018年12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中美摩擦与修昔底德陷阱

  当前,中国已进入唐德刚所说的“历史三峡”。在这艘巨轮需要驶过的诸多激流险滩中,有两大险阻尤其值得重视,一曰“中等收入陷阱”,二曰“修昔底德陷阱”。

  这一内一外两大风险,尽管都受到媒体和学界的广泛讨论,但或许是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一喻体跨越了久远的历史,现有讨论对其的理解仍然比较模糊,往往陷入和平抑或战争的激辩。

  本文将从过去两百年的世界历史出发,厘清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三大基本事实,以期打消关于这一陷阱的无端虚妄和无谓恐惧。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一国(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引起世界体系中原有主导者(守成国)的恐惧,从而招致后者遏制乃至攻击的可能。其名称来源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这场战争原因的分析:

  “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

  这一思想虽然只是针对一场具体的战争,但却被认为揭示了战争爆发的普遍原因:国家相对实力的消长和国家间普遍存在的战略疑惧。正如刘慈欣在《三体》中描述的“黑暗森林”状态,每个国家和文明都是森林中求生的猎手,而活下去的最优策略就是在其他猎人实力增长并瞄准自己之前,先发制人。

  2015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来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做了题为“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演讲,将这个由他自己创造的术语介绍到中国,使其进入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界对中美关系的思考。两年之后,艾利森出版Destined for War :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逃离修昔底德陷阱》)一书,系统回顾了现代世界中崛起国和霸权国间的冲突和战争。下表结合该书的总结和本人的分析,展现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至今世界体系中的大国争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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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下表中我们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的基本事实。

  第一,在过去两百年中,出现了十次崛起国对守成国的挑战,其中七次的结果是战争。70%的比重足以让我们意识到,“修昔底德陷阱”既非虚构,也非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而是每个崛起大国都需要认真应对的挑战和尽力避免的可能性。

  第二,与“修昔底德陷阱”所描述的不同,这七次战争仅有一次由守成国发动,其余均由崛起国挑起。历史经验表明,战争并非崛起国被迫背负的命运,而是主动选择的结果。

  第三,二战后的历史中,“修昔底德陷阱”仍然存在,但并没有再导向牵涉全球半数以上人口的战争。在核威慑和国际机制的约束之下,威胁和敌意多以经济制裁等非军事手段的方式表现。

  第一个事实和艾利森本人以及绝大多数“修昔底德陷阱”研究者的看法不谋而合。在近两百年由国家间权力转移所引发的战争中,最为人熟知的案例就是20世纪早期由德国对英国发起的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41年日本对美国发起的太平洋战争。尽管两国在战前的比较优势存在差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意志野心扩张的结果,太平洋战争多少是日本面临经济制裁、与美国关系恶化的困兽之争——但这两场战争均由崛起国主动发起。

  19世纪末,统一不久的德意志帝国在首相俾斯麦(Chancellor Otto von Bismarck)的领导下逐渐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同时,俾斯麦精心构建的大陆联盟体系不仅使德意志、奥匈、沙俄结为“三皇同盟”,更将德意志送上了欧洲大陆中心的霸主地位。工业上的迅速崛起和政治上的地区称霸冲击了英国当时奉行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战略,但得益于俾斯麦个人的外交斡旋,这种冲击并没有累积成矛盾摩擦。俾斯麦只是将同盟体系视为使新德国保持稳定的保护伞,认为德意志最主要的敌手是法国,德国应当藉由英俄、英法之间的不和渔翁得利,而不能直接与英国成为敌对双方。

  但俾斯麦在1868年所说的那句话却仿佛为日后的冲突埋下伏笔——“弱国终被强国吞噬”,即便他自己对战争扩张的欲望已经被普法战争所满足,他之后的当权者却并不满足于此。俾斯麦下台之后,新上任的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采取更加积极的对外政策,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扩张,而海外殖民地经过英、法等国数百年的扩张和盘剥,几乎已经没有新的市场,因此德国的进入直接影响了传统海外扩张力量——英国。

  在两国为了土耳其殖民地发生第一次较大的摩擦之后,德国开始萌发进一步扩展军事力量的野心。1897年,威廉二世在《致德国人民》的讲话中说道:“海神的三叉戟必须握在我们手里。”次年,德国海军的扩建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元帅提尔皮茨(Admiral Alfredvon Tirpitz)的主持下正式进行,到1913年前,德国已经拥有了世界第二的公海舰队以及世界第一的陆军力量。英德两国矛盾不断激化,如同李德·哈特(Liddell-Hart)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中所言:

  “让欧洲走向爆炸花费了50年,引爆它却仅需5天时间。”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爆发后,时任德意志帝国首相的贝特曼·霍尔维格(Chancellor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与英国大使谈判,希望说服英国保持中立,促成两国的全面外交谅解,但由于政策决定权在总参谋部手中,英国表达自己的强硬态度之后,一贯对英国不满的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部支持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开战,短短数天之内,英法等国相继加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开始。

  在东亚地区,日本利用30年的明治维新实现以西方为模板的迅速变革,并在一战中占领了太平洋以南地区和德国在亚洲所有的殖民地,一战结束后,日本的帝国海军跃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英两国,此时的日本俨然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玩家。但日本在二战期间向美国发动太平洋战争并非基于崛起国的相对优势,而更是一种无奈之举:当时日本的战线遍布中国、东南亚国家以及太平洋岛屿,战线过长意味着对军备和后勤资源的加速消耗。由于日本本身自然资源匮乏,此前的物资主要靠来自美英等国的进口,但日本在亚洲的殖民活动一方面冲击了英美等国的殖民利益。

  另一方面,日本侵略中国、退出国际联盟等行为也使其陷入更加恶劣的国际环境。1938年开始,美国对日本所有飞机进口实行禁运;1941年7月,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地区的举动进一步引起美国的警惕,罗斯福(PresidentTheodore Roosevelt)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开始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切断对日本的原材料供给。此时美国的总参谋部规划组认为,日本一方面要占领爪哇和苏门答腊,另一方面还要和英荷开战,在军力缺乏的情况下,最终日本必然被迫达成和解。

  而对日本来说,尽管将马来亚(英属)和东印度群岛(荷属)侵占作为原料供应地会导致与美国开战,但答应美国的和解条件——从印度支那撤兵、与中国停战则损失更大。面对这样的两难境地,加上日本决策者对战争粗糙又乐观的估计,日本决定赶在后勤库存完全耗尽、美国海军力量进一步强盛以及西方各国从欧洲战场缓过来之前发动战争,旨在逼迫美国走上谈判桌,促成对自己更有利的和解条件。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海军袭击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拉开帷幕。

  然而,在这七次战争中,只有一次由守成国发动,那就是普法战争。换言之,虽然崛起国对守成国的挑战更多地引致战争,但守成国却很少主动挑起军事冲突,这违背了“修昔底德陷阱”所认为的守成国会为了维护现状而在军事上先发制人的论断。

  其实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既然维持现状是守成国的利益所在,那么它怎么会用战争这种对现状改变最大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呢?即便是唯一例外的普法战争,法国的宣战决策也是在德国首相俾斯麦的挑衅下做出的。

  普奥战争结束后,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先后试图说服俾斯麦将莱茵兰和比利时、卢森堡交给法国,但都被俾斯麦拒绝。这一时期南德意志各国民众均反对普鲁士政权扩张,俾斯麦意识到必须借助一场民族战争所激起的民族情感来完成统一,并且为了避免其他国家的干预,这场战争最好由对方亲手发动,利奥波德亲王(Prince Leopold)选举落空事件就成为一个意外的机会。俾斯麦原本打算扶持利奥波德亲王成为西班牙国王,并迫使欧洲议会最终接受这一结果。但由于译码发生错误,西班牙议会延迟举行,同时利奥波德亲王具有选举资格的消息外泄。1870年7月6日,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的格拉蒙公爵(duke of Gramont)以发动战争威胁普鲁士撤销利奥波德亲王的选举资格,并要求普鲁士国王为此次事件向拿破仑三世致信表示歉意。当时法国驻普鲁士大使贝内德蒂伯爵(Count Vincent Benedetti)面见正在埃姆斯河的普鲁士国王,听完法国的各项要求之后,国王意识到法国这么做的根本目的是要让普鲁士蒙羞,便礼貌地遣走贝内德蒂伯爵,并通过皇家电报将此事告知俾斯麦。俾斯麦抓住机会,将国王遣走法国使者的态度渲染得粗暴无礼,然后把消息散播出去。

  面对这一羞辱反击,法国舆论强烈要求发动战争,而俾斯麦对这场自己促成的战争表现得胸有成竹,因为他知道怀有强烈道德感的英国政府必然会保持善意中立,俄国由于不希望奥地利插手也会选择中立,同时俾斯麦又和南德意志国家形成军事联盟,做好充分迎战准备的俾斯麦只等着法国打响战争的第一枪。从法国的角度来说,由于拿破仑三世个人疾病缠身以及法国军队的分散,此时最主要的目的不是维持摇摇欲坠的现状,而是借助战争提升威望来巩固政权,重获与守成国身份相称的权力地位。1870年7月,法国正式向普鲁士宣战,但无论从战前的挑衅还是战时的精密谋划来看,主动权都握在了崛起国手中。

  其他三场没有引致战争的崛起国对守城国的挑战,分别是20世纪早期的美国与英国、20世纪后半期的美苏冷战以及1990年统一之后的德国对法国。

  先看20世纪早期的美国与英国。截至190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从军人员、钢铁产量、国家能力综合指数等指标均超过了英国本土,而英国还有众多海外殖民地为其提供人力资源和资金,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正是两国实力追赶的关键时期,但是历史却并没有呈现出流血与战争的残酷画面,相反,大英帝国先后在1895年开始的委内瑞拉危机中出让拉美地区的主导权;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不顾欧洲国家对美国的敌视,向美国示以道义和情感的支持;进入20世纪后,又将加勒比和拉丁美洲航线的事实管辖权移交给美国,1921年甚至减少了驻西大西洋的军舰数量,接受两国海军的平等地位。

  这其中固然有领导人的斡旋交好或者两国在文化背景上同源的因素,但更多是英国心力有限与美国谨慎避开矛盾的结果。比如委内瑞拉危机伊始,向来主张与英国交好的美国国务卿格雷沙姆(Secretary of State Walter Q. Gresham)去世,继任者是主张强势介入委内瑞拉边界争端的奥尔尼(Richard Olney),然而此次危机依然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主要源于英国此时在欧洲大陆面临德意志帝国的挑战,原本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就已经在国家实力上开始对标英国,威廉二世上任后实行的世界政策则进一步对英国的均势战略构成挑战。就像英国在20世纪中期陆续撤出殖民地时工党财政大臣休·道尔顿(Hugh Dalton)所言:

  “如果你处于不必要的位置,无法再控制他们,他们也不需要你这样做时,唯一的办法就是退出。”

  20世纪初面对地缘上更迫切的德国威胁,已经过了鼎盛时期的英国只能选择收缩自己的海外力量,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地理位置的隔离本来就削减了美国之于英国的威胁,美国在这一时期又一直秉持孤立主义政策,极力回避欧洲诸国间的矛盾,除去委内瑞拉危机爆发之初的战争威胁之外,美国鲜少正面对英国发起挑战。于是,没有炮火轰鸣的伴奏,往昔的帝国荣光在日不落的土地上无奈又寂静地沉降,继而在大西洋彼岸缓缓升起。

  另两次挑战均发生在1945年之后,美苏之间没有发生战争显然是因为核威慑而受到遏制,而1990年统一之后的德国与法国的关系更值得考察。

  原本在冷战期间被一分为二各属于对立集团的德国开始重新发展,经济总量、领土、人口均显著增加,由于冷战格局的解散,德国也不需要依赖法国对抗苏联威胁,“法国不再具有‘狱卒’的地位,德国也不再甘作‘囚徒’”。两国关系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后的十余年中一直处于僵局,然而德法在新世纪以来却始终没有爆发战争,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发展的互相需要,以及冷战以来半个多世纪合作的制度惯性。

  首先,德国在统一之后迫切希望重振强国地位,成为正常国家,这一目标的达成离不开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的法国的支持,而法国也希望通过与德国形成核心联盟,从而维持在欧盟内部的影响。如今已不再是百年前的世界,德法两国要在国际事务上发挥影响力,单凭一己之力已经很难做到,只能依托欧盟相互借重。此外,1963年1月22日由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Chancellor Konrad Adenauer)和法国总统戴高乐(PresidentCharles De Gaulle)签署的《爱丽舍条约》(Elysee Treaty)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两国多年来的交流与协调。

  然而,军事手段的消止并不意味着遏制与冲突的缺席,比如2018年初,德法两国领导人计划在原有的《爱丽舍条约》签署55周年之际重新缔结新条约,然而这一提议遭到德国极右翼的反对,认为尺度超越了友好条约,由此可见,在不少民众以及政客看来,两国之间依然存在着崛起与守成的嫌隙。核威慑与国际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热战的发生,而这些冲突逐渐转向以非军事形式展露,比如经济制裁、贸易摩擦等。

  认清上述三个历史事实对理解我国当前形势意义重大。

  首先,“修昔底德陷阱”不是想象,而是中美关系面临的真实挑战。过去两个世纪的十次新兴国家崛起中只有三次没有陷入战争正反映了这一挑战的艰巨。尽管新自由主义一直强调绝对收益,但由于现实中国家对自身以及别国实力的评估更多还是基于相对收益,因此一国的崛起从实力比较的考量来说,对霸权国必然意味着威胁。这种威胁不再像百年之前那样会随着地缘的隔离而减弱或者消失,因为在如今政治、经济流动性极强的全球体系中,完全避开霸权国的势力范围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我们的确应该对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保持足够的警惕。

  其次,紧张关系并不一定意味着掉入战争陷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战争与否主要并非由守成国决定,而更多取决于崛起国的选择。因此,在中美两国的竞争中,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自己如何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当然,将“修昔底德陷阱”完全化约为崛起方的一厢情愿未免有失偏颇,守成国也会采取各种遏制甚至挑衅战略,将崛起国置于不利位置。鉴于崛起国多数在战争中失败的历史教训,军事冒险主义其实不能服务于崛起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因此,相比起军事上的正面对抗,扎实发展自身实力、巩固周边地区的外交关系才是更明智的选择。

  最后,二战以来的历史表明,当代的“修昔底德陷阱”已经从军事战向经济战转型。因此,我们应对守成国在后一种战争上的任何行动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换言之,大规模战争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权力斗争的休止,只是在核威慑、国际机制等软硬兼施的约束之下,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转移到了经济、贸易等不见硝烟的战场。“历史从不重复自己,但它会押韵”。我们应当看到历史的车轮呼啸而过时如宿命般循环往复的权力转移与兴衰更替,但也应当看到,在这过程中总有人能避开历史的倾轧,登上时代的马车,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拨动历史前进的方向。“To be or not to be”,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How to be”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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