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日本外相林芳正抵京。4月2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与林芳正举行会谈。
这是日本外相时隔3年再次访华，也是两人首次面对面会谈，议题包括推进两国领导人去年11月会晤时达成的、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等共识。
分析人士认为，在世界变乱交织、中日关系面临挑战的大背景下，林芳正此访释放出双方希望中日关系保持稳定的积极信号。但是，两国关系能否行稳致远，关键在于日方能否以史为鉴、言而有信，严格遵守四个政治文件，切实落实一系列原则共识。
日方多重考量
日本外相上次访华是在2019年12月。当时，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随同出访的时任外相茂木敏充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
时隔三年，不仅日本外相之位易主，中日关系也与当时大不相同。
氛围上，自2017年起，中日关系逐渐回暖，日本政府对华态度和政策趋于积极。当时，安倍到中国成都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也被视为2018年10月访华后的又一次“破冰之旅”。如今，受国际战略环境变化，以及日本对华政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中日关系面临波折。
联系上，当时，新冠疫情尚未发生，中日之间官方和民间交流频繁。作为中日关系改善的具体成果，中日将2019年定为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如今，受三年疫情期间邮轮停驶、旅游团暂停等因素影响，中日民间交流明显受阻。
不过，近两个月，中日在恢复交流机制方面取得一定进展。2月，中日时隔4年重启了副部长级“外交当局定期磋商”；3月底，中国国防部宣布，中日防务部门完成了“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线路”建设，不久后将启用。
在此背景下，在中日迎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之际，日本外相中国之行引发关注。
综合舆论和分析人士观点，林芳正任内首次访华一波三折，日方摆出较为积极的态度，可能基于三方面考量，一是恢复两国部长级交流机制；二是磋商一些具体问题；三是保持中日关系的整体稳定，扩大外交回旋余地。
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吴寄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都提出，保持高层交往和对话沟通，是去年11月中日领导人在曼谷举行会晤时达成的共识。日方早就放出风声，称林芳正外相将在去年年底访华。之所以一直没有成行，原因在于日本当局在处理中日关系时明显背离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和一系列原则共识，恶化了两国关系的氛围。
比如，“去年底岸田内阁出台‘安保三文件’，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把中国视为假想敌国，给刚刚出现改善迹象的中日关系泼上一盆冷水。”吴寄南举例道，今年以来，从日美举行“2+2”会谈，到岸田访美与拜登会谈，日本接连释放出多重负面信号，让中日关系笼罩在一股冷气旋下。
与此同时，“日方又不敢与中方彻底翻脸。”吴寄南指出，特别是近段时间以来，随着欧洲国家和欧盟领导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多国领导人密集访华，日本有点焦急，感觉可能会落后。但它一时又放不下架子。近日，正好有一名在华日籍人士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中方采取强制措施。这无疑给了日方推动外相访华一个台阶。林芳正来华前宣布，他会与中方交涉释放日本公民并就乌克兰危机与中国磋商。这无非是给日本国内一个交代，避免被解读为对华示软。
吕耀东指出，中日之间有一个原则性问题，就是要坚持中日之间的四个政治文件和2014年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之前，日本没有遵守四个政治文件，没有落实四点原则共识，做出一系列涉华错误言行，对中日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如今，日本外相访华成行，但对于中日关系发展来说，关键还是要看日方的实际行动。
中方据理力争
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信息，在中日外长2日的会谈中，秦刚对中日关系发展提出几点看法。
方向上，双方应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重温条约精神，加强交流沟通，推动两国关系排除干扰、克难前行。
行动上，希望日方树立正确对华认知，拿出政治智慧和担当，同中方共同努力，为两国关系排障减负，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关切上，秦刚特别提到福岛核污染水排海、打压半导体产业、台湾问题、日本公民在华从事间谍活动案件等。
从欢迎日本外相来访，到提出关切和希望，吴寄南认为，中方在处理对日关系时，秉持了高瞻远瞩、谋定而动的一贯方针，在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绝不让步，在实际运作时拿捏分寸、收放自如，显示出泱泱大国的外交风范和政治智慧。
吴寄南从国内大局、会前准备和会谈内容几个方面给出观察。
首先，去年党的二十大和今年全国两会都指出，中国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因此，我们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对同为亚洲大国的日本，我们要在坚持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和一系列原则共识的基础上发展建设性的、稳定的双边关系，没有必要把日本推到对立面去。
其次，在林芳正访华前，中日先后进行了外交、防务等领域的副部长级磋商，决定开通中日间“海空联络机制直线电话”，充分显示出中方希望两国关系能尽快走上正常发展轨道的姿态，为外长会晤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再者，中方也通过本次会谈传达己方关切。比如，要求日方坚持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恪守和平宪法和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特别是以今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为契机，建设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中方也希望通过高层战略沟通，向外界进一步宣示中方立场，在亚洲和全世界奏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主旋律。
引人注目的是，秦刚谈及半导体产业打压问题时感慨，“日本切肤之痛犹在，不应为虎作伥。封锁只会进一步激发中国自立自强的决心。”
此话意有所指。就在林芳正访华前夕，日本政府31日宣布，将高端半导体制造设备等23个品类加入出口管制对象，将对日企对华出口构成阻碍。
“这是日本当局给美国的‘投名状’，表明它与美国最新发动的遏华攻势保持战略一致。”吴寄南指出，但是，此举并不符合日本自身利益。半导体制造设备恰恰是日本对华贸易中的一大亮点。以东京电子为例，对华出口要占其营收的将近三分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当权者将会受到来自经济界要求减损止损的巨大压力。日本在半导体领域将愈发纠结，难以走出困境。
吕耀东指出，日本近来提出“经济安保”议题，不仅关注自身经济安保，也是追随美国，加强盟友间经济安保合作，共同应对中国。这明显损害了地区共同利益，对于区域整体合作和中日关系发展不利。
能否言而有信？
其实，北京之行只是林芳正此次外访的首站。3日开始，他将远赴欧洲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将主持G7贸易部长会议。
林芳正访欧，距离日本首相访问德国间隔不过半个月。今年以来，岸田文雄在外交舞台上“长袖善舞”，访遍G7所有国家以及乌克兰，还在访印度期间发表“印太新行动计划”。
舆论认为，从一系列行动看，日本正在极力配合美国打“遏华”牌。与此同时，日本也在积极塑造日美同盟，努力突破战后框架。这可能会给中日关系带来更多挑战。
对此，吕耀东从日本外交战略目标的角度，展望地区局势和中日关系走向。
他指出，从近来一系列外交动作看，日本目标明确，就是借船出海。借日美同盟这条大船，追随美国的一些做法，来推动日本的利益诉求，包括修改宪法、增强防卫实力，最终实现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夙愿。
在此背景下，地区安全局势和中日关系都会受到影响。
其一，日本日益成为东亚安全环境的最大变量。它是一个战败国，受到和平宪法限制。但近年来，它不断渲染周边威胁，突破“专守防卫”政策，把防卫预算提升到GDP的2%，提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进口美国“战斧式”巡航导弹。这些举动无疑将增加地区安全隐患。
其二，中日关系随着日本片面强调追求“国家利益”而变得复杂。在日美同盟强化、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的右倾化背景下，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影响外溢，中日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凸显和尖锐化的风险上升。未来，日本对华政策能否言而有信，能否坚持四个政治文件和一系列原则共识，将成为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的关键所在。
吴寄南提到，近年来，日本当局在处理中日关系等外交问题上存在三“失”。
一是失信，即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系列原则共识，这都是日本必须信守的国际承诺；二是失衡，即放弃在中美之间不明显偏向哪一方的做法，把自己绑上美国“战车”；三是失算，这样做终将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对于日本提高国际地位毫无助益。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日关系不可能很快转寒为暖。”吴寄南说，我们需要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要有“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超凡境界和睿智，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所确定的方向，坚持做日本广大人民的工作，坚持推进中日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同时做大我们的“朋友圈”，粉碎少数国家的“围堵”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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