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把全球经济带入崩溃的边缘。危机爆发以来，各国为寻找出路纷纷尝试经济战略转型。在2009年8月，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萨默斯就对美国经济的战略转型做了“最清晰的表述”：美国必须成为以出口为导向、而不是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体，必须依靠真正的工程技术，而不是金融巫术，在世界经济当中，美国不会继续担当“最后消费和进口国”的角色。
除了经济因素外，萨默斯还把这一转型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美国日益增长的外债规模与其超级大国地位不相符。
2009年4月，奥巴马在乔治城大学的演讲可以看成是美国经济转型的动员报告。他引用《圣经》故事说，我们不能再用同一堆沙子重建美国经济；我们必须在岩石上建造房屋；我们必须为增长和繁荣打下新基石——这个基石将把我们从一个借贷和花钱的时代带向一个储蓄和投资的时代，一个我们减少国内消费、增加对外出口的时代。
作为最大的美元债权国和美元储备国的中国当然是美国所调整的对象。美国指责中国操纵了人民币汇率，2010年3月16日，美国100多名议员联合上书奥巴马，要求施压促人民币升值。舒默参议员还提案制裁中国，并已经获得15位议员支持。
4月15号这个美国财政部决定中国是否操纵汇率的最后期限正在临近，中国将会如何行动令人关注。
然而，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华丽转身，它的外贸依存度达到了惊人的60%，遍布中国沿海的出口加工型企业要迅速改弦易辙，多年来建设的基础设施与厂房、购置的设备、培训的工人、买断的技术、储备的原料，生产方式等等一切要推倒重来谈何容易？！
面对美国的即将打下的贸易制裁大棒如何应对？被迫接受？然一方面经济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另一方面则明显的对外让步，对于已经站立的中国人来讲不能接受。
斗则两伤，和则两利。
3月2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外方代表时表示，中国主张自由贸易，决不追求贸易顺差。努力扩大进口，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中国长期努力的方向。有两点请大家注意，一是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主要靠内需；二是中国的顺差在逐步减少。并再次呼吁，世界上所有负责任的国家，所有有良知的企业家都不要打贸易战和货币战，那对我们应对困难于事无补。我们需要的是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加强合作。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3月16日发布一项政策简报认为，把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责任完全归于一个国家及其货币政策是没有道理的。汇率自由浮动无助于校正全球经济的失衡，这个问题的根源其实是一种系统性缺陷，因此需要通过全面的和多边的行动来加以解决。
简报说，实际上，中国采取了非常有力的措施来应对这场本来发源于其他地区的全球危机。中国在刺激国内需求方面所做的努力比其他任何新兴经济体都多，其进口额已大大提高。此外，中国的私人消费在快速增长。相关数字显示，2009年中国的私人消费实际增长9％，大大超过了所有其他主要经济体重振国内市场的努力。让人民币汇率完全受不可预测的市场支配，会导致类似上世纪70年代日元升值引发的危机。显然，这不仅会严重影响中国国内市场的稳定，也使地区和全球市场的稳定受到威胁。
“我们应当把克鲁格曼手中的大棒拿走，”罗奇在采访中将克鲁格曼比喻为“持大棒的人”，“我认为他(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建议完全错误，与其责备中国，我们更应该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他指出美国人应该着力于提高自己的储蓄率。
“如果向美国一些政客提出的那样，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中国和美国贸易的赤字会转向其他和美国拥有贸易赤字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却不可能提供向中国这样高质量低价格的产品。”罗奇指出这样就相当于向美国居民又争了一道税，对中国出口没好处，对美国来说更糟。
“我们经常谈论‘双赢全球化’，而这是‘双输全球化’的典型。”
在华美企联合组织—中国美国商会会长柏迈高3月22日表示，人民币汇率并非是中美贸易逆差的“祸首”，现在关键的问题不是美国买的中国货太多，而是卖的美国货太少。他表示，现在欧洲企业在海外出口上的表现要比美国企业强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欧洲企业得到的政府支持比较多，另一方面则是欧洲企业极为重视海外出口，相比之下很多美国企业只考虑国内市场，却不考虑全球市场。之前，这位会长曾表示，“在中国的美国企业要比美国国内的企业活得更好。”
美国目前强行要求中国对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有悖于美国的价值信仰。众所周知，美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商品的价格形成不是认为计划的，而是供求决定的，货币也是商品，并不例外。
因此，美国要加大对中国的出口，增强美国商品的价格吸引力，促使人民币升值，不能采取压迫手段，而是采用和平协商方式，即与中国签订人民币升值协议，约定升值幅度，以升值后的价格买进人民币，实施货币互换。
目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6.8，比如约定升值为5，则美国以1万亿美元购买5万亿人民币。
对中国而言，人民币升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升值后的突然大幅下跌。一个稳定持续的货币币值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更是中国金融的最大战略利益——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客观前提，因此，以协议升值后的货币兑换符合中国的利益。
因为它一方面是中美两国平等协商的结果，不存在屈辱的一方；另一方面，它保护了中国的货币利益——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那么尽管一般贸易获得美元可能减少，但资本项目会增加；如果人民币贬值，则抛出相应的美元，买回人民币，获得更多的收益，同时一般贸易的竞争力增强。
也即升值协议后的货币互换实现了人民币兑美元的套期保值。
当然，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最终要取决于充足的原材料、能源储备以及可控开采量、技术创新、劳动力供给、适当的消费品购买、储蓄的合理使用、主权货币增量的投放，这就是储备需求，因为只有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系统整体上的消费不足。
在这一点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认识一致：“全球经济的失衡，这个问题的根源其实是一种系统性缺陷。”
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指出，全球经济失衡的症结在于：部分国家的产量远远高过消费量，而另一部分国家的消费量远远超过产量。美国提高储蓄率、中国增加消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全球经济结构失衡不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如果美国挥霍式的消费肆意泛滥到其他国家，世界将无法承受。斯蒂格利茨认为全球问题的症结是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大量需求得不到满足，全球经济运行方式存在问题。他给出的提议是加大对扶贫方面的力度，同时对储蓄再投放再利用，而国际金融市场则应该保持有效运转。
张二寅
201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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