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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先生与环球网荐文,到底谁为人民说话?

甄贾 · 2013-11-21 · 来源:乌有之乡
人民币汇率 收藏( 评论() 字体: / /
在它们眼里,那些中国富人就是中国人的全部,广大中国老百姓水深火热跟它们有什么关系!然而这些中国富人大呼过瘾的时候,现实的两极分化矛盾并不能自动消失。那么为了替这些富人说话,洗广大老百姓的脑,于是就有了刘志勤们的工资。

       近期网上重新热炒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由于广大中国老百姓深受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之苦,所以这种道理一讲就通,能够最简单、最直观地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论弯弯绕。但是,广大五毛队伍开始自愿洗地,其中不乏自绝于人民的公知教授自以为多识了几个字,以为p民啥都不懂,就要垄断解释权。其中的典型代表,观察者网发了一篇《人民币真心对得起中国人》,由于影响力有限,茶余饭后一笑了之。几日后,没想到环球网公然推荐一篇文章,题为《刘志勤:中国人沾了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光》。

       好一个中国人沾了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光!!且看文中加粗句子:

       ----有人又因此担忧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人民币的增值使美元储备无形缩水。更有人心灾乐祸的说中国出口越多越吃亏,美元赚的越多越赔本的怪论,这是有悖常识的异见,不要轻传。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无论是过去的对外贬值,还是现在的对外升值,人民币和国内商品之间的价格关系和人民币对外汇率没有直接关联。汇率变化对人们的正常生活并没有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更不会对国内商品价格如大米等产生直线影响。

  ----至于说“老百姓出口仅是赚到了可笑的通货膨胀”则更是缺乏有力的佐证。

  ----倒是更多的中国人在享受人民币结售汇利差的好处:成千上万的中国旅游者和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家庭,现在用6.2万元就能兑换到1万美元,比汇改前的8.7万元(至少)节省2.5万元以上。怪不得有许多去美国旅游购衣购物的中国人大呼便宜,过瘾。殊不知,他们也是沾了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光了呢!

      (全文附在文章最后)

        其实读到最后这句加粗的句子,真相就大白了:原来是“成千上万的中国旅游者和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家庭”和“去美国旅游购衣购物的中国人”沾了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光,然而,这些能够送子女出国留学、自己能够出国旅游、购物的中国人能够代表“中国人”吗?一小撮人能够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吗?占中国人口少数的贪官污吏沾了贪污腐败的光,能够说中国人沾了贪污腐败的光吗?

        刘志勤真是神逻辑!说到底,就是个立场问题。在它们眼里,那些出国留学、出国购物大呼过瘾的中国富人就是中国人的全部,广大中国老百姓水深火热跟它们有什么关系!然而这些中国富人大呼过瘾的时候,现实的两极分化矛盾并不能自动消失。那么为了替这些富人说话,把富人大呼过瘾替换成“中国人”大呼过瘾,洗广大老百姓的脑,于是就有了刘志勤们的工资。

        环球网公然推荐这种文章,我真是忍不住要说,也太无耻了吧!

        对于刘志勤的神逻辑,下面附何新先生的文章,谁更靠谱,读者自辩。

  何新:《汇率风暴:中美汇率战争真相揭秘》序言

  在此书中,笔者试图以一种较通俗而轻松的笔调说清一些相当复杂而很难说清的重大经济问题。作者论述了汇率变动对于两种货币逆行的诡异规律,从而揭露了美国为中国预设的人民币汇率升值陷阱。这是本书的主要命题和意义。

  这些文论自年初以来发表在作者的博客中,现在汇集这些文论编成本书的意图是:揭露美国所设的汇率升值陷阱及货币主义骗局。遗憾的是,对这种骗局的狡猾与危险,国人——特别是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似多懵然无所知。当一些主流学者侈谈所谓“人民币升值之必要性”以及中国“外汇储备之多余论”时,皆乃无知于以下三点:

  一、中国一些经济学人竟不知道货币之“币值”与“汇率”的区别,而以为二者完全是一回事!

  二、中国一些经济学人竟然都不知道世界上存在着除银行以外的大规模国际货币直接交易平台——即离岸金融市场(offshore finance market)。

  三、中国一些经济学人甚至不知道货币是一种可在全球货币市场随时直接进行交易的商品,因此每一次汇率变动都意味着货币自身的交易价格变动——因而如同市场中一切其他商品、期货的市价变动一样,汇率变动可以给货币投机商人们——即著名的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高盛公司等创造出巨额的货币化的直接利润。

  [全球外汇市场每日货币交易额约达4万亿美元,其中仅约700亿左右为贸易结算美元,不到外汇交易总量的2%。98%以上的货币都是炒卖国际汇种套利的热钱。]

  其实所谓汇率“逆反”规律简单说就是两句话:

  当人民币汇率不断上升时,

  ——用美元兑换人民币越换越少,

  ——用人民币兑换美元越换越多。

  ——因此,当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一往无前地不变时,任何货币投机者只要不断地将美元汇入中国,换成人民币;到人民币汇率升值后再用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就可以洗手点钱直接赚取从天上掉下来的利润!

  有一个著名的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主人公是一个可笑的小木偶匹诺曹,匹诺曹遭遇了两个骗子猫和狐狸,它们带着这个木偶去田里种金币。殊不料,在21世纪的中国,匹诺曹种金币的故事竟然真实地在中国发生:

  美国人把美元作为种子带进中国,换成一笔人民币——然后把人民币种在地里,它不久就会长大——升值。然后,等再兑换美元时,那笔帐面数量似乎没变的人民币就会自动生出子女——变成比原来多得多的美元。金币之树开花结果了。自从2005年以来我们中国人,就是一个可怜可笑地在自己的田里为别人种金币的木偶匹诺曹!

  实际上,有许多理由令人怀疑,在中国鼓吹“外汇储备无用论”和“必须升值论”的经济学人(以至包括银行的某些顾问)——是否就是被那些国际金融巨鳄(索罗斯基金会)、投资银行(高盛公司)所雇佣,而以“汇率升值”政策来掏空中国外汇储备的“托儿”。

  自2006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由1美元兑8.6元人民币,持续升值到目前的1美元兑6.7元人民币,4年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接近25%,即平均每年升值接近6%。这意味着:如果索罗斯或高盛公司于2005年以100亿美元投入中国市场,那么这四、五年间,这笔钱按照每年6%的速度增生美元,现已自动增值为125亿美元,平均每年至少净赚取5亿或6亿美元即约35-40亿元人民币。

  中国这几年来表面上有巨大的外汇资本流入,实际同时有巨大的汇率溢价即外币投资利润流出——进来的都是债,而提走的都是利润。这每一元、每一分都是中国人的血汗钱啊!

  而其副产品,就是目前令国人痛心疾首的三大苦难:

  (一)居高不下的中国的高房价;

  (二)股市从2000点上升到6000点然后暴跌回2000点的巨大金融泡沫;

  (三)市场上现已居高不下、并且还在直线上升的消费品物价!

  可以说,近年以来一往无前而且持续不变的人民币汇率升值政策实质是为国际金融巨鳄们从中国套利服务的。

  可笑的是,外汇管理机构最近承认美元贬值及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的外储带来帐面损失——但又辩称这种损失并非直接和真实的,而只是虚拟的帐面折算,称同期人民币升值给中国资产带来的虚拟帐面增值可以抵消并且远高于以上万倍。

  如此荒唐、幼稚之论竟然出自国家外汇管理机构某些官员之口,使人不能不为这个国家的金融前途深感困惑和忧虑!难道这些官人真地不明白——自从人民币升值以来,现实中的每一笔美元兑换,中国银行都在为外币持有者赠送着溢价的美元?!那绝对不是什么帐面的“虚拟数字”,而是一笔又一笔的真金白银——是实实在在地每天支付着的货币之流?!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1948-1949年,由于中华民国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接近枯竭,以黄金作为币值保证物的蒋记“金元券”发生币值崩溃,直接促进了国民政府的倒台。当今中国国家的外汇储备实际就是人民币币值的保证物。随着中国巨额外储被美国垃圾债券套牢,而人民币持续升值以及美元持续贬值造成外储亏损消耗,一旦国家债务(包括地方政府自筹外债)与国家储备的反差日益增大——则人民币必会遭遇国际金融大鳄的狙击,而汇率则将先升后崩。

  实际上,当前在国内,人民币的币值暴跌已经发生——这并不需要看统计局的数字魔术,只要去国内的任何一个超市实际比较一下近五年来的消费品物价上涨幅度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了!而汇率升值导致的人民币外溢正是这种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之一。

  正是出于对国家经济前景的巨大忧虑,迫使我作为一个非专业的经济学家,却不得不非常惭愧地写这样一本近乎汇率基本知识启蒙的读物。

  何 新

  2010年7月8日

  2010年10月18日改定

  书摘:

  何新:“购买力平价”论与逼迫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通胀陷阱

  2010-10-20

  提要

  可笑也可恨的是:狡猾的美国人利用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学舌鹦鹉来欺骗中国百姓,让他们天真地认为:人民币不断升值就可以用同样数量的钱买到更多的汉堡包。殊不知,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升值达到中美平价购买力后,意味着等量人民币在中国市场上买到的汉堡包只会比以前更少──因为物价上涨了。这是主流经济学鹦鹉们祸国殃民的一个最新实例!

  (1)

  北京时间9月30日凌晨,美国众议院以348票赞成、79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了“HR2378法案”,该法案允许美国商务部对来自于所谓“货币根本性低估的国家”(如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

  长期以来,美国以人民币币值低估为理由,指责中国是所谓“汇率操纵国”。美国的指责所依据的主要理由是所谓“购买力平价”说(以美国市场为主要参照系统)——从而认为人民币币值一直被低估。中国一些主流经济学人也跟着美国人鹦鹉学舌,而对于这种论点的荒谬性以及其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灾难性涵义,则似乎蒙昧无知。

  为了使公众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本文拟绕开繁琐的理论(该理论介绍详见“本文附录”)。试用最简明的方式解释一下,究竟何谓“购买力平价”?从而使中国人知道美国人是如何利用所谓“购买力平价”这个工具,把中国经济一步步地引入发生恶性通胀的陷阱。

  (2)

  所谓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在主流经济学家那里被一些专用术语和算式绕得无比复杂(我怀疑他们是否真地明白这个概念)。其实它的经济涵义至为简单。我们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在一分钟内使事情讲清楚:

  假定美元与人民币汇率(目前)约为:1$=6¥($,美元。¥,人民币元)

  再假定:1$在美国可买0.5个汉堡包(即1个汉堡=2$),而在中国则可买1个汉堡包(即1个汉堡=6¥=1$)。

  那么据此,同样之1 美元即6元人民币──其购买力在美国与中国呈现不等价(非平价)。6元人民币(即1美元)的币值在中国被低估一倍,因为同样之6¥/1$在中国的购买力高于美国的6¥/1$一倍——故人民币应当升值一倍,其购买力即币值方可与美元相当。

  如果汉堡包在中国的售价应提高一倍,那么1美元(即6元人民币)在中国也仅能购买半个汉堡包。那么,人民币6元与美国之1美元之间的购买力水准方可拉平(即实现统一价格one price rule)——拉平之后,则实现所谓“购买力平价”(PPP)。

  所以用所谓“购买力平价”论拉升人民币升值,即意味着让人民币币值上调,以及被人民币所估值的全部物价,对美元同步上调。

  因此,在人民币升值后,人民币平价购买力将呈现一种矛盾的变化——对以人民币估值的国内商品,人民币的购买力不升反降。而对以美元估值的国际商品,人民币的购买力不降反升(这也就是购买力平价论中所谓“绝对平价”与“相对平价”关系的实际涵义)。

  可笑也可恨的是:狡猾的美国人利用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学舌鹦鹉来欺骗中国百姓,让他们天真地认为:人民币不断升值就可以用同样的钱买更多的汉堡包。殊不知,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升值达到中美平价购买力后,意味着等量人民币在中国市场上买到的汉堡包只会比以前更少──因为物价上涨了。这是主流经济学鹦鹉们祸国殃民的一个最新实例!

  据报载:迫于美国压力,近期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上升3%;那么中国国内以人民币估值的物价指数也就普遍对美元涨价3%,而这正是美国所要求的!

  事实上,中国人均收入远低于美国,购买力也远低于美国。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则必然导致物价联升,中国低收入者势必将进一步地陷入贫穷化状态。

  (3)

  但是,美国经济学人在做以上购买力(币值)平价比较时,却往往忽略一种极为重要的商品的估值和比较——这就是在市场经济中同样作为一种商品被出卖的人类劳动力之估值。

  劳动力的价格是工资。比较美国与中国一个熟练工的工资水平:一个熟练工人在美国1小时最低酬金约可挣得10美元,在中国1小时仅约可挣得10元人民币。

  换句话说:若美国一个工人劳动一小时可挣得约5个汉堡包,那么中国一个工人同样劳动一小时仅可挣得约1.4个汉堡包。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列表提供一种国际间劳动力价格的差距比较。据美国公布,美国工人工资最低年薪约1万5千美元(此数字以下收入即低于贫困线)。那么世界其他国家一个工人需要工作多长时间可获得上述年薪?请看英国《经济学人》给出的下表:

  美国工人最低年薪1.5万(约相当于人民币10万),相当于:

  ——英国工人8个月薪金

  ——法国工人10个月薪金

  ——加拿大工人11个月薪金

  ——日本工人1年又1个月薪金

  ——西班牙工人1年又4个月薪金

  ——巴西工人3年又7个月薪金

  ——俄罗斯工人5年又4个月薪金

  ——中国 工人8年又10个月薪金

  ——印度 工人24年又4个月 薪金

  这些数字,粗略地说,即相当于国际上不同国家工人劳动力酬金的国际“购买力平价”。由此可见,根据中国劳动者年工资的内涵商品量,则人民币的币值(平价购买力)实际不仅未被低估,而是严重地被高估。

  4

  购买力平价论是极其有影响力的汇率理论。在纯理论角度购买力平价论被普遍作为汇率的长期均衡标准而被应用于汇率理论的分析中。但在实际操作上,购买力平价说存在着不可作为政策基础的严重的缺陷:

  1、该理论在考虑汇率定价时完全忽略了国际资本流动对各国汇率的现实影响。实际在中短期内,国际资本流动对各国汇率的影响,远远大于PPP;

  2、该理论忽视了非贸易品因素(首先是各国劳动力价格之间的非平价关系),也完全忽视了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对国际商品套购的制约;

  3、计算购买力平价的诸多技术性困难,使各国商品的PPP实际上几乎完全难以进行客观的评估。

  购买力平价论的理论基础是货币数量说:货币供应量决定单位货币的购买力,货币购买力的倒数是物价水平。因此PPP理论认为,货币数量决定一种货币购买力和物价水平,从而决定汇率。PPP论也是从货币层面因素分析汇率问题的代表。

  但实际上PPP理论单纯从商品价格的不完全比较,远远不能真实反映各国货币汇率和各国商品价格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在当代国际贸易中,决定各国货币汇率的,不仅存在实物商品的贸易市场;还存在着一种虚拟性商品的交易市场───即资本投资品市场和离岸货币市场。在后一市场中,决定一国货币汇率的并不是该国货币的购买力平价,而是所投入离岸货币市场交易的各国货币数量间的比例关系。

  众所周知,近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在持续快速上升,随着粮食、食糖、蔬菜、蛋类以及水电等日用消费品价格指数(CPI)的失控飙升,近期形势更有进一步和加速恶化的趋势。这种后果,是与美国压力下人民币的持续升值政策有着直接关系的!

  换句话说,造成中国当前和未来严重通货膨胀形势的罪魁祸首就是美国不断实施的美元贬值和施压于人民币使之不断升值的政策!

  何新:高房价背后的金融黑幕

  2010年3月5日

  目前,社会上关于以征物业税方式压抑房价的议论较多。其实,此举只会抬升房价,而不会压抑房价。道理很简单,累积的物业税将加入转让的二手房价,成为刺激二手房价上升的因素,又会传导到一手房市的房价,促其继续上涨。而对于要购买居住房的众多升斗小民,加征物业税则会直接加大其购房资金压力。

  目前房价高幅上升的根源除成本因素外,根本是需求因素:一是有国际资金进入房市炒房,二是由于经济不景气,银行有大量闲置资金进入楼市炒房。实际上,在京沪深广等大城市不断推高房价的人并不是房地产商,而是银行。多数国内炒房大户都是利用银行按揭和银行贷款作为资金杠杆,从事囤房、炒房。

  如果国家真想使房价下跌,只要管住银行资金抑制其进入房市,则房价自可应声而落。例如,可制订法规,指令银行要求购房申贷者,在申报收入时附以与个人收入所得相关的纳税证明,从而验证其真实收入属实方得发放房贷。

  此举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炒房者多为利用他人身份证(征集人头),填报假收入证明套取银行按揭贷款。从而借助银行资金为杠杆,大量囤房、炒房,以很少的自身成本,囤积大量房源。这也就是当前各地闲置空房甚多,然而房价升升不止的根源及秘密所在。

  而炒房大户的这种操作,主要是通过房产销售公司与房贷银行联手进行。中间种种腐败之黑幕,更是殊为惊人!

  只有采取措施使炒房者数量减少,使来自银行的炒房资金链中断,房价才可真正下跌。

  但是,这样一来,银行之过剩资本将由此而减少出路。中国金融泡沫之崩破,为时亦将不远矣!

  何新: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真正用意

  (2010年3月18日)

  据有关报道:4月15号,是美国财政部决定中国是否操纵汇率的最后期限日,中国将会如何行动令人关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赶在这个期限之前调整汇率。但多数经济学家则感到对此举之利弊很难做出明确的判断。

  1

  有必要先谈点有关汇率的基本知识:汇率是一种货币对其他货币的交易价格。汇率反映的是一种货币的国际币值。

  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各国货币有“硬通货”与“软通货”之分。所谓“硬通货”即可以直接对他国贸易进行结算、支付的国际货币,相当于黄金,因此称做“硬通货”。

  所谓“软通货”,则是必须与“硬通货”相交易,兑换成硬通货后才有结算和支付力的货币。

  美元是目前世界贸易体系中主要的硬通货,是黄金以外主要的国际通行货币。所谓人民币升值,主要是人民币对于美元的升值。

  人民币至今在国际多数地区仍然属于软通货。换句话说,在进行的国际贸易中,人民币必须兑换为硬通货后,才具有支付能力。

  在中美经济往来中,人民币必须结算为美元后,才能成为结算货币而具有支付能力。中国国家所持有的美元资产,都是国家银行支付人民币而购买的。人民币高幅升值,对这些美元资产,将造成极其重大的国民经济损失!

  这个问题丝毫不难判断,本来应当只是一种常识!

  2

  中国外汇储备的70%—80%是美元。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意味着:

  (1)人民币在美国市场的名义购买力增强,可以多买到一些美国愿意卖给中国的商品。

  (2)同量人民币可以换得比以前更多量的美元。

  但是:(3)中国目前外汇储备约2.4万亿美元。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则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即对人民币贬值1%,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虽然名义价值仍为2.4万亿美元,似乎没有减损,但实际币值对人民币则将自动减损1%即240亿美元,相当于损失1600亿以上的人民币。

  (4)由于中国2万多亿国家外汇储备中的60%以上,购买了大量的美国资产——美国国债及其他债券、证券,总额约为1.5万亿美元。这些债券均用人民币折合美元后购买而且始终以美元估值——不要忘记,这些美元资产都是中国银行已经支付人民币购买的,因此,其实际资产量将因人民币升值及美元贬值而发生大幅度缩水。

  美国政府声称,人民币币值目前被低估40%—50%以上。这就意味着,美国将施压要求人民币最终升值40%—50%。这样一来,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将自动减少40%——50%,即每一万亿美元资产自动缩水4000亿——5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国民资产至少损失3万亿人民币以上。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国家去年GDP总额33万亿人民币的10%。在这个数字面前,所谓“保7”、“保8”之举还有任何意义吗?

  [注:据美国财政部3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及其他债权,总量在1.5万亿美元左右。如果人民币升值4%,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将损失600亿美元。如果升值40%,中国将损失6000亿美元,即4万亿人民币。]

  3

  所以在本质上,美元升值根本不是一个什么“贸易平衡”问题。所谓贸易结算中人民币的汇率被中国政府操纵和低估的问题,纯粹是美国蓄意制造的一个声东击西的假问题。中美汇率之争的焦点不在贸易,决定者不应在商务部,真正的战略性焦点是在外汇管理局管理的中国国家美元资产上。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在人民币大幅升值后,美元对人民币债务的实际币值将自动减损一半。这才是美国国会两党130名议员史无前例地联署上书,要求人民币立即高幅升值的根本原因和真正原因。

  在人民币升值40%——50%以后,由于美元债务对人民币自动减少近万亿美元,而美国政府即可对世界增发一万亿美元的国债来挽救美国经济。由此所引起的国际通货膨胀后果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贬值后果,将大大地减弱。此事关系美国国家的重大利益,也是当前这场中美汇率战的真正现实意义所在!

  除此之外,美国逼迫要求人民币升值,还有一石多鸟的以下效果:

  (1)抑制中国产品出口,

  (2)促进中国国内通胀,

  (3)使中国国内银行及政府以人民币计价的公共累积债务对美元自动升值。

  上述政策招招均是经济杀手锏,有剑剑见血封喉的效果,足以断送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命脉,其用心之险恶令人发指!而中国国内经济学人由于对国际金融问题的无知,对人民币升值问题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之麻木,则令人不禁更为齿冷!

  何新:新自由主义与意识形态阴谋及国际经济战!

  警言:

  美国的老布什见到中国的领导人曾关切地提过一个问题,问中国什么时候会彻底实现私有化?如果西方自己并不是单一私有化的经济,为什么他们却全力促进我国的私有化呢?

  为什么美国人英国人如此不失时机地急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大门之际,就立即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向中国人布道呢?是否因为美国人和英国人特别爱我们,急于用先进的经济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以便让我们的经济早日现代化,从而成为全球化经济中的一个新竞争对手呢?

  在观察了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帮助中国、前苏联设计改革方案的外来经济术士,读了他们那些自由主义的建议和改革方案以后,我在脑中常常会联想起战国后期一些在别国作“客卿”的纵横家。

  今天的国际局面在政治结构上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颇有相似之点。所以 张五常 君、萨克斯一类以“经济”之术游说列国诸侯,为美国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现代国际纵横家得以大行其道。我推荐你去读一读他的书,这也是当代的“纵横家书”呵!

  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一种毒品。我们所以说它是毒品,并非因为它不符合于旧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标准(如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它内涵的政策含义以及若全面实施,必会导致中国国民经济的涣散性崩解以至彻底摧毁。前苏联经济到俄罗斯新经济的转变过程已经以现实经验验证了这一点。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实施,这一过程在中国现实中也的确局部地发生了。

  记者:美国的老布什见到中国的领导人曾关切地提过一个问题,问中国什么时候会彻底实现私有化?如果西方自己并不是单一私有化的经济,为什么他们却全力促进我国的私有化呢?

  何新:这是别有用心的。

  记者:如果是别有用心,你认为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何新:看一下前苏联地区及多数东欧国家的现状就知道了。苏联瓦解后,前苏联的大型国有制(包括跨国)垄断企业被彻底摧毁和全面瓦解。其结果是,国民经济整体地在世界市场中和国内市场中丧失了竞争力。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的瓦解造成大规模社会失业,不断引发社会不安和动乱。(正是由于前苏联时代构筑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存在,所以尚未发生大型的社会革命和动乱。)东欧地区和俄罗斯经济已成为西方跨国垄断组织拓展新的生存空间的经济“新边疆”。

  由于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体系的崩解瘫痪,前苏联军事工业体系和科研体系也陷入了瘫痪的状态,短期内俄罗斯已失去与美国及西方争霸的能力。这就为美国当前强力推行“国际导弹防御体系”(NMD)准备以强大核军力为后盾直接称霸全球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NMD的报刊译名是“国家导弹防御体系”,这可能是出于误解的误译。NMD本质上是一个跨洲的国际体系,而不仅是美国一国的防御体系。应称作“国际导弹防御体系”。

  可以说,美国近20年来通过向苏联灌输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诱导他们走向自毁式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对西方国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空前胜利。他们在中国也一直试图这样作。自从80年代后期以来,在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诱导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被引向以下的三大经济政策目标(1)砸掉国有企业职工的“铁饭碗”即社会保障体系;(2)摧毁国有制企业造成大规模社会失业;(3)以消除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全面自由放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一些根本不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真正运行机制的幼稚经济学人,认为只有达到这三大目标,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彻底转轨。

  我国那些幼稚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似乎全然无视现代资本主义及其运行的上述重大的新特点。他们在中国居然仍然鼓吹过时的斯密——萨伊的幼稚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鼓吹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解散大型国企,而回到以小企业、小私有制为主体的原始积累状态的幼稚资本主义。

  我个人认为,问题的根子不仅在于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错误认知,而且在于引导经济改革的某些理论存在根本错误。当前特别要警惕西方一些政客和术士向中国输入的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那正是旨在将中国导入动乱深渊的“谍中谍”。

  你知道香港有个专业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制度主义”的“五常”博士吗?你知道美国、英国是如何利用“经济学”意识形态来操纵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吗?

  记者:“五常”博士,没有听说过。为什么你忽然提到他?美英操控中国的经济改革?这怎么可能?

  何新:(笑)作为经济学博士如果你还不知道“五常”博士,未免会有点孤陋寡闻。此人自诩为中国私有化事业的经济学教父,是中国经济改革除邓小平之外的第二设计师。

  记者: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何新:他的全名是“张五常”。我省略他的父姓,是因为他本人曾在一次对美国人的演讲中这样说过——“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文献中,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中,只有5个人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现时不带英文的父姓。他们是弗里德曼、科斯、阿尔奇安、德姆赛茨和我。”其实,除我在这里以外,我在国内出版物中还没有见到人们引证“张五常”时省掉他的父姓只写作“五常”,这不合中国人的书写习惯。而且这个人似乎不知道,对很多人,例如萨缪尔森、熊彼特、萨克斯、马歇尔,人们通常用中文提到他们时都省略掉他们的英文父姓,这仅仅是为了行文方便,根本不是什么知名度的标志。

  有人认为经济学家必须懂数学,但这位担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的“五常”博士却告诉我们——“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最后一个不必修微积分课程而得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我喜欢独自奇思妙想,自1969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后就很少阅读其他人的著作。”(均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第491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但是,千万不要低估这位张五常。这个人具有某种来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背景,很有点来头。因此他的沾沾自喜的确具有某种实际的意义。

  记者:你不会说他是CIA吧?

  何新:不,我没有根据这样说。但这位从来不读别人书的博士于80年代初来到香港,一来即就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这确实是经过英国人和美国人精心选择和安排的,而且确实是承担着一种重大的意识形态使命的。这也是美国、英国利用经济意识形态试图操控中国改革的一个具体的实例。

  记者:这有什么根据?

  何新:有张五常自己的书为证。这位五 常 君在他近年于大陆出版的一本文集中也许由于过于自鸣得意,竟不经心地透露了这个任命的内幕安排过程。他告诉我们,“1981年夏,‘香港体制’的设计师约翰•考珀思 韦特 先生(按:英国驻港官员,与英国情报局军情六处关系密切)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不久将会空缺,罗纳德•科斯(按:即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请。他说,中国看来要开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适当的专业知识。另外,应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之约,我刚刚完成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专题论文。该书相当肯定地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均引自张五常《经济解释》一书第490-491页)

  记者:难怪英国人和美国人会特别青睐这位五 常 博士呢?

  何新:张五常还告诉我们,“我惟一要说的是,我接受过产权理论的教育,我能够用中文写作,这是我的幸运。”“科斯认为我在香港的责任就是向中国人传授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他说)在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来无缘享受现代经济分析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有可能帮助他们弥合这种差距。”这意味着英美认为中国人必须需要由美国派来的这位经济学神父重新进行经济学知识的“启蒙”。张五常还说,“我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是中国伟大改革的设计师(——究竟谁这样说过?),这个荣誉属于邓小平(——他真谦虚)。”“但是在伟大的变革时期,经济学家可以成为意外的英雄。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常常存在意识形态的真空。”

  人们仔细地阅读这些话后,会惊佩美国、英国意识形态集团的智慧和洞察力,他们多么早就看到了中国在改革年代即将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同时立即不失时机地挑选最合适的棋子填补、操作这一空间。因此,他们派遣这位专业研究“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又懂中文的五 常 博士由美国登陆香港,作为向中国传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父,使他成为了一个“意外的英雄”,而巧妙地发挥了这种来“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作用。

  张五常说,“几年来,我写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评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领导人]不仅容忍了我的批评,而且还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当一个朋友看待。”——这表明他的工作并非一无成果。“我获得许可及充分的合作调查实施情况,1986年我睡在首钢的集体宿舍里进行实地考察,随后参观了杭州和温州的工厂。中国派了三个助手来帮助我,可以得到机密文件,什么都不隐瞒。所有关于经济情况的问题,只要知道,都如实地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没有一个会给研究者提供这么自由的条件。”最后一句话极其值得注意,请看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是多么善良而单纯呵!

  记者:你为什么会特别重视这位五 常 先生?

  何新:因为我近年来一直在探寻向中国输入以私有化为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源头,结果我终于发现了这位自我放弃父姓的张五常。这里有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但中国的经济学者和政治家却一直没有人提问过,那就是——

  为什么美国人英国人如此不失时机地急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大门之际,就立即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向中国人布道呢?是否因为美国人和英国人特别爱我们,急于用先进的经济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以便让我们的经济早日现代化,从而成为全球化经济中的一个新竞争对手呢?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人们想一想。在你看来是为什么呢?

  何新:美国利用中国80年代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急切地向中国输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显然是出于美国国家的全球战略考虑,它想用它的意识形态为中国领导人洗脑。

  记者:但是,人们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即这种意识形态的真空是怎样出现的?中国人不是本来认为自己具有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吗?

  何新:改革前苏式政治经济学体系与经济实践相背离,经济政策的实践是模仿的与经验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政策需要,同时经济规模的扩大也提出了众多的新的实际问题,需要找到统一的新理论(模型)来解释现象,探寻因果机制和规律性的东西,以指导进一步改革的实践。僵化的教条主义的苏式经济学不能满足上述需要。80年代初期进入中国的东欧改革派经济学,如科尔内理论,这些理论是稀释的自由主义与苏式传统经济学充满矛盾的混合体,也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经济政策和改革方向的盲目性(摸石头过河),出现了经济学意识形态的真空。新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趁虚而入,成为设计中国市场模型和对外开放(包括加入WTO和参与全球化)的指导性、规范性理论。

  有人说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功已证明其经济学的有效性。这种推论极其可笑,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不是由于其经济学的成功。这个道理很简单。正如人体的健康运转并不是由于人体的生理学理论一样。先有资本主义,后有资本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运转及其矛盾的理论解释之一(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是另一种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政府虽然会以经济学家作顾问,但他们真正的决策绝不是根据经济学理论或根据经济学家的某种经济模型。人体是自然运转着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依据其内在机制(利润最大化原则)自然运转的。好的医生也不可能改变人体的自然机制和规律,但听信坏的医生所提出的建议却足以使人体的自然运转发生障碍。一切坏建议中最坏的建议,就是一个医生告诉你,你天然的内脏位置和机制设计不合理,例如,需要把肝和胃搬个家。这几年来,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看到了不少类似这种建议。

  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一种毒品。我们所以说它是毒品,并非因为它不符合于旧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标准(如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它内涵的政策含义以及若全面实施,必会导致中国国民经济的涣散性崩解以至彻底摧毁。前苏联经济到俄罗斯新经济的转变过程已经以现实经验验证了这一点。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实施,这一过程在中国现实中也的确局部地发生了。这就是1988-1989年的经济政治混乱和动乱以及90年代末中国的大规模失业危机,以及当前导致社会内部紧张的两极分化、阶级矛盾。这种经济恶果,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不得不全盘地以独立的批判态度重新思考和研究经济理论。

  记者:根据你的观点,经济学并不是中立和客观的科学理论。它实际总是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存在的,即使经济学家对此不承认、或者自己未意识到也是如此。

  何新:说得对。经济政策有一个主观的目标,但还有一个客观的效果、后果、结果。这两者可能一致,也可能并不一致,不一致本来就说明理论和政策有问题。究竟是主观的目标重要?还是客观的效果更重要?我认为是后者更重要。

  经济自由主义讲得很好听,什么公平开放,什么自由竞争,什么消费者主权等等。但是,在市场竞争的问题上,现实的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并不存在绝对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机会。正如在非洲草原上,在狮子和羚羊之间并不存在公平的竞争机会一样。如果作个比喻的话,我们可以说,狮子与老虎的竞争是水平竞争,而狮子与羚羊的竞争则是纵向竞争,因为狮子对羚羊具有天然的生理优势。国际性的资本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是水平竞争,而它们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则是纵向竞争,因为前者占据着最有利的竞争地位。他们之所以特别仇恨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就是因为这种国家民族主义能使弱者集结成强硬的经济政治板块,难以被吞噬。

  我告诉你我的一个奇想。在观察了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帮助中国、前苏联设计改革方案的外来经济术士,读了他们那些自由主义的建议和改革方案以后,我在脑中常常会联想起战国后期一些在别国作“客卿”的纵横家。

  记者:这是一种很古怪的联想。

  何新:其实没有那么奇怪。我在1990年的一篇国际形势分析中曾经提出一种历史类比,我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局面很象中国先秦的战国时代。美国就是当今意在吞并天下的“虎狼之国”强秦。而现在国际外交战略上的“一极化”与“多极化”之争,前者是张仪一派倡导帝秦主义“连衡”路线,即美国一极中心主义霸权路线,而所谓“多极化”无非是苏秦一派倡导的“合纵”拒秦路线。

  在秦国走向统一帝国的进程中,有三个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商鞅,他的改革为秦国积累了经济实力。二是 武安 君白起这位大军事家。三是张仪。前两位是英雄,后者却是一个马基雅弗利式的无耻之人,是所谓以“佞言利口祸人邦国”者。战国七雄中唯一最强大而能与秦国抗衡之国是楚国。但是张仪作为外交家和一位间谍,他以三寸如簧巧舌拆散了楚与齐、魏等中原国家的拒秦联盟,同时在楚国内部制造了一系列信息和政治混乱,为秦国以武力彻底击败这个国家奠定了极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心理基础。

  今天的国际局面在政治结构上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颇有相似之点。所以 张五常 君、萨克斯一类以“经济”之术游说列国诸侯,为美国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现代国际纵横家得以大行其道。我推荐你去读一读他的书,这也是当代的“纵横家书”呵!

  记者:张五常的主要著作是什么?

  何新:关于这个人及其意识形态,我们以后应还可以找个机会专门聊一聊,今天我先推荐你读一读他最近在大陆结集出版的这本论文集——《经济解释》。(商务2000年版)但你在读他的书时一定要有耐心,要忍受读这本书时必然会产生的一种嚼酸柠檬的感觉。美国一位经济学家贝克尔在读了张的论文后对张五常作了一个很含蓄而耐人寻味的评语,他说,“我同意张的如下看法——许多著作允诺的多给予的少”。五 常 君大概认为这也是对他的赞许,竟将这一评论也收入了他的书中。此书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论点和自矜自恋的偏见,语言是拗口而常令人不知所云的美语式中文,具有殖民地学术的一切特点。

  马克思在评论马尔萨斯的理论时曾指出——

  这是愚蠢的真正典型,它用诡辩来自我陶醉,在自己内在的概念混乱中辗转迂回;它的晦涩、拙劣的叙述给天真的、不内行的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如果读者弄不清楚这一团混乱,那末其困难不在于混乱与清楚之间的矛盾,而在于读者的理解力太差。(《马克思全集》第26卷第3册第18页)

  以此来评论张五常这部《经济解释》似并不苛刻。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书不值得一读。只有在读此书后,你才会惊讶,一些好学而轻信的中国人在80-90年代怎么竟会那样轻率地接受、信仰以至崇奉这种酸柠檬式的经济学。

  张五常 博士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大骂马克思,他使用了一种有失绅士身份语言,文题叫《最蠢无过马克思》。在文章最后他提了一个问题说,“天下间哪有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马克思是最蠢的。”由于不信其高深,所以就讲它最蠢!这真是一种极奇妙的因果关系。这种逻辑犹如——你的这颗宝石太美了。世间哪会有这么美的宝石?所以它必定是假的!如果弗罗伊德、荣格对此作心理分析,会毫不犹豫地诊断此人潜意识中深具刻毒的嫉妒之心吧?!

  张五常说古今经济学家中只有两个人他肯崇拜。一是斯密,一是他的科斯教父。然而这位教授竟不知道,其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本源正是出自于斯密的。

  记者:斯密的经济理论是支持自由主义的,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反自由主义的,这两种经济理论应该是互相对立的。

  何新:表面似乎如此,但是它们仍然是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你认为这里有矛盾吗?

  记者:是。

  何新:你要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马克思自己解释过这一点。他认为,亚当•斯密的学说中包涵有矛盾的因素。因此,向右,可以引申出自由主义;向左,则可以引申出反自由主义即干预主义(包括社会主义)。正因为这一点,19世纪后半叶的自由主义才被称作“新自由主义”或者“新古典主义”,以区别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

  记者:科斯,以及发明休克疗法的萨克斯是否曾被授予诺言贝尔奖?

  何新:萨克斯没有被授这个奖,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的名声由于休克疗法后来在世界上太臭了。但是, 张五常 君、萨克斯博士的私有化理论都有一位共同的教父,这就是科斯,科斯在1990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奖。

  其实,美国应该给这一批人——科斯、萨克斯、张五常更多更大的奖。战国时张仪只用一片舌头搞垮了一个楚国,秦惠王为此而赐给了他一个封国,一个丞相。一个萨克斯的“哈佛500天计划”其威力超过了美国的一万枚核弹,因为核弹并没有搞垮苏联,而“500天计划”则彻底搞垮了美国这个最大敌对国的经济,至今都喘不过气来。我认为美国应该给萨克斯、张五常一类经济学术士发一切大奖,现在奖得实在远远不够!(笑)

  记者:一些经济学家会质疑你的这种看法。有人指出,苏联经济被搞垮的原因是里根星球大战的军备竞赛,而不是萨克斯的休克疗法。而且人们在警告中国当前不要回应美国的MMD计划,以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

  何新:这是太聪明了,令人不能不赞叹!这是又一个精心为中国人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它出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正当美国小布什政府满足国内右翼(军火集团势力)的要求而准备全力开动其军备和战备列车的同时,就有人立即向中国人提示这种“忠告”。这实际上意味着提前解除已被美国公开视为对手的中国自我武装的理论可能性。

  何新:这种论据正是黑格尔所谓“貌似理智的诡辩”。我们知道,导致苏联崩溃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极复杂的背景情况。而论者只抽离出这些复杂背景中非常表面性的一点,然后以之作为立论的根据。目的呢?无非是防止中国因应新的国际形势,加强自己的武备。

  实际上,对于加强军备必然会使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这一说法,我们可以从现实和历史中提出许多质疑。第一质疑就是美国自身的经济。美国锐意开发NMD不仅具有很深的全球战略涵义,而且对其自身经济摆脱近年深陷的空洞化、泡沫化,加强其实体经济,以利用流入美国市场的超巨国际游资使之投注到高科技最集中的军事产业上,以此而全面带动美国经济,包括提高就业率,避免经济发生进一步衰退,具有深远经济意义。

  此外,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未必然。二战前德国由于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以及魏玛政府采纳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陷于全面崩溃,失业率达到欧洲历史的最高点。正是这种经济背景导致希特勒的上台和实施新经济政策。当时德国政府以集中国内资源从事国防重工业和科技投资的方法,以类似后来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解决了失业问题,重整和振兴了德国经济。正是这种新的经济振兴为德国后来的对外扩张提供了经济基础。朝鲜是世界上军事投资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人民生活异常困难,但为什么至今并没有崩溃?苏联在二战时全部工业转入战时经济,为什么当时苏联并没有崩溃?

  我列举这些事例只是为了表明关于“投资国防工业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这种因果关系是虚假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主张走国防工业带头先导的路线。但是,关于国防工业对于国民经济和就业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十分重大。我想我们以后还可以回过头再作更深的讨论。

  记者: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讨论。看来您是确信美国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而且早在二十年前已经安排张五常、萨克斯一类的经济学者介入中国改革的经济理论设计。而美国对于中国问题这种关怀并非为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而是为了贯彻和实施美国国家自身的战略目标和利益。因此,张五常、萨克斯这一类学者乃是美国实施这一目标的意识形态工具。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据我长期观察和思考,我认为,确实存在一个来自美国背景、而通过受其操纵影响的中国学者以及部分官员来鼓吹和施行、以系统化地摧垮中国国有经济为目标的阴谋计划(经济学者杨斌所谓“软战争”)。这个计划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输入,其具体步骤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并有所调整。大体分阶段如下——

  (1)以取消价格补贴及限制为契机,建议实施“休克”疗法,即激进的“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场体制快速转轨方案。建议实施财税体制改革,把间接税变为直接税,使政府财源由国企、企业(上缴利润)转到向民间企业直接征纳。民间税源监控困难,易导致资本流失,有利私有化。同时税源直接化导致国家与纳税人的直接关系,易引生抗税活动,诱发社会矛盾。(1987-1989)

  (2)鼓吹以“入关”作为与国际接轨的重大步骤,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工业”概念已过时,代之以所谓国际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破坏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理论根基,消解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性,试图搞垮解散大型国有企业,以之融合、兼并到西方跨国企业中。(1993-1995)

  (3)以国有银行和投资体制的改变给国企断血。在原体制下,民间储蓄进入银行,企业收入上缴财政,国家以银行资金和财政收入从事投资,易于宏观控制。在新体制下,民资直接进入股市,被内外炒家和银行资本大肆炒作,形成股市泡沫经济,国家财政靠公债及赤字和税收,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力遂大大减弱。

  (4)鼓吹推进“产权革命”,从金融政策上阻断国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谓“破除垄断”、“公平竞争”剥夺国企对市场的主导能力,进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国企。由于国企陷入金融及市场困境,造成许多企业瘫痪、破产,成千万人陷入大规模失业。(1996-1998)

  (5) 对粮食流通体制实施行政控制,放弃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政策,在财政上长期忽视农村和农业问题,导致近年农业经济的严重困厄,使农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6)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及IMF建议人民币继续维持高汇率,导致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7)鼓吹加速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提早实施人民币自由兑换,准备对国际炒家(金融大鳄)全面开放中国证券市场。

  (8)针对中国来之不易的1600亿外汇储备,现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全部投放到无保护的美国金融证券市场参与炒作游戏以套利的妙计。一旦美元发生汇率暴跌和危机(这种情况在近年内极可能发生),中国国家外汇资源将被困锁和贬值大跳水,未来中国政府势必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以至由于外债、还债而不得不俯仰依赖西方金融势力,从而陷入类似于当今“俄罗斯”式的债务及财政危机,使中国最终丧失在经济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地位。

  记者: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认为,指导我们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理论模型有失误?

  何新: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是如此!可惜这一点目前还没被多数的人们认识到。

  1987-1988年,我曾在当时的《经济学周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抨击赵紫阳的经济智囊团当时正在推荐给决策者的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据张五常说,这一改革建议来自美国的弗里德曼。当时那些批评引起了决策者的注意。1990年赵下台后,中国采取了渐进的经改路线。但是今天,中国形势的发展似乎使我们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附文

环球网推荐文章:刘志勤:中国人沾了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光

  近来,网上有文章称人民币“外升内贬”,并称人民币对不住(中国)人民,被不少网站转载,引起舆论纷纷。这篇文章还认为,汇改8年来,人民币对美元增值达34%;对内商品贬值达43%,人民没有从汇改中得到实惠,中国的贸易和经济似乎也没有从汇改当中获得补益。相反倒是美国人低价消费中国商品,而中国拿着赚到的美元又去买美国的国债,让美元又回流到美国本土。虽然这种说法已经不再新鲜,但是每次有人旧话重提,总会引起新的轩然大波。

  笔者认为,该文所议之题,有研究探讨的必要,但是上述结论却需要推敲商榷。

  首先,人们总爱拿不同年份的同类商品的价格进行直线比较。例如,有人说2013年的大米价格是每市斤3.3元,而在2005年时的价格则是每斤1.9元;并且得出今天的100元人民币实质市值仅仅相当于2005年的57元。由此得出人民币对内贬值高达43%。把这两个变化绑架在一起是不对的,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如果这样的比较法得以成立,我们将无法面对下列事实:1972年时,1美元兑换2.2元人民币;而到了1980年,1美元只能换到1.5元人民币,人民币增值高达67%,而国内市场价格根本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般大米的价格在每斤0.165元;当时被市场捧为精米,好大米的小站道大米也只是0.25元左右。而那时人民币对美元等实行一揽子货币方法的汇率管理体制,1985年时,贸易项下的汇率是1个美元换到人民币2.8元,非贸易汇率依然保持在1.5元。到1991年时中国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得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一度达到5.4423;到1993年时调剂价格放开,1美元兑换人民币高达8.7以上。一方面是中国的出口发展迅猛,人民币汇率对外贬值极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当年大米的价格也只是每斤0.50元左右,并没有随着人民币贬值而大幅跌落。大米等价格如此之低,是因为当年人们的收入普遍很低的缘故。所以说,国内市场物价是受其它多种因素影响,而不是人民币的对外币汇率多少的制约。

  由于当时实行了外汇券和人民币同时流通的双轨制政策,人们更关注的是美元的黑市价格。那时100美元可以兑换到850元甚至更多。而现在只能换到608元左右。可见人民币增值使美元购买中国货的能力减少。有人又因此担忧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人民币的增值使美元储备无形缩水。更有人心灾乐祸的说中国出口越多越吃亏,美元赚的越多越赔本的怪论,这是有悖常识的异见,不要轻传。其实,这些外汇储备主要用于国际交易结算之用,其市值是不会有很大影响的。

  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决不能忽略另外一个影响物价变化的因素:就是人们收入的增加比例。2013年的收入与1990年和2000年的收入不可同日而语。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的平均收入不足千元,物价相对较低属于正常。

  笔者举这些例子只是想说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无论是过去的对外贬值,还是现在的对外升值,人民币和国内商品之间的价格关系和人民币对外汇率没有直接关联。汇率变化对人们的正常生活并没有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更不会对国内商品价格如大米等产生直线影响。个别进口商品价格则可能受到汇率等各种因素的曲线影响,但不能简单地怪罪于人民币增值。最受影响的是常年出口企业,但是也不能说出口越多越亏本。至于说“老百姓出口仅是赚到了可笑的通货膨胀”则更是缺乏有力的佐证。

  有人以美国人在中国利用结售汇的利差生活旅游为例来证明其人民币外升内贬的观点,也是片面的。1,倒是更多的中国人在享受人民币结售汇利差的好处:成千上万的中国旅游者和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家庭,现在用6.2万元就能兑换到1万美元,比汇改前的8.7万元(至少)节省2.5万元以上。怪不得有许多去美国旅游购衣购物的中国人大呼便宜,过瘾。殊不知,他们也是沾了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光了呢!

  既然我们都知道,人民币升值压力来自国际市场顺差压力所致,就没有理由嘲笑和挖苦当前的汇率体制。要知道,或许正是当前的汇率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中国的出口企业的金融安全,和中国国内市场的稳定运转,也间接保护了中国消费者的利益。

  我们不应当误读当前的人民币增值走向,相信在市场的调节下,中国的汇率体制会更加健全,既保障了国际贸易的公平,也捍卫了人民币的尊严。人民币终归为服务人民所用,人民爱人民币是必然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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