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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关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周新城 · 2010-04-05 · 来源:乌有之乡
应对经济危机 收藏( 评论() 字体: / /

关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周新城


   [摘要]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分析世界金融危机问题。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防止出现依附资本主义世界的现象。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实体经济上,努力使虚拟经济运动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要。

  
  近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犹如海啸一般席卷了全球,震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从房地产的信贷危机发展到一般的信用危机,从投资银行的破产蔓延到商业银行的破产,从虚拟经济危机扩展到实体经济危机,从美国迅速地影响到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牵连。有人惊呼,这是继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面对着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全世界议论纷纷。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和研究中,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来研究和分析世界金融危机问题
  
  现在,世界金融危机是一个热门话题,有关的文章很多,各种意见都有。然而大多数文章、尤其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文章,往往停留在描述危机的种种表现上,即使谈到危机的原因也是找一些表面的、浅层次的、操作性的因素进行搪塞,诸如监管不力、贪婪成性、消费过度、金融衍生工具过多等等。他们不会也不愿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逻辑、思想方法来研究金融危机问题,甚至连语言也很少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他们是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者,分析问题跳不出西方经济学的框子,基本上跟着西方学者说话。这是由多年来我国一些学者迷信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所造成的。只有从西方经济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对金融危机做出科学的分析,并正确地吸取教训。
  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分析世界金融危机问题。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次学术讨论会,会标是“《资本论》、《帝国主义论》与世界金融危机”,这就抓住了事情的本质。离开了《资本论》、《帝国主义论》所阐述的基本原理,我们就看不到金融危机的本质及其根源。
  有人提出,《资本论》讲的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的事情,今天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已经不适用了、过时了。毫无疑问,与19世纪相比,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榨取剩余价值,使资本无限增殖。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他追逐利润是不择手段的。马克思曾经引用托·约·邓宁的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只要是资产阶级私有制,这种无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的贪婪本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正是这种本质使得经济危机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一点,下面将详细说明)。我们必须运用《资本论》里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观察当前的金融危机,分析其根源,得出应有的结论。
  危机爆发以后,在欧洲,人们的目光转向马克思,《资本论》重新成为畅销书。有分析人士指出,“眼前的金融危机已经转化为经济危机,而且出现了向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转化的趋势。”“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资本主义带来了什么?它是否走到了尽头?”“认为资本主义开始衰落的人不在少数”。人们得出结论:“只有马克思才对资本主义有透彻的看法”。德国工人举行反危机游行时,提出的口号是:“危机是资本主义造成的,我们不应为此买单”,“《资本论》是正确的”等。我国某些学者经常把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作样板,言必称西方国家如何如何,迷信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然而正是这些国家的人们看到了只有《资本论》才能正确而透彻地分析当前的经济危机。
  在马克思以后,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全面而深刻地研究了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所出现的新情况,阐明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有一段时间,我国某些学者对这些论断采取嘲笑的态度,至少认为这些论断说过头了,所谓“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等等成为常见的说法。然而,事实证明列宁这些论断抓住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方面的材料很多,我仅举一个美国债务的例子。美国国会接受的国家名义的债务是11.2万亿美元,美国的GDP为13.8亿美元。国际公认的国家安全债务率为60%,而美国事实上己达到81.6%。美国实际上的债务率比这要多得多。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形债务加在一起,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达到53万亿美元。2007年,全球的GDP为54.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一个国家的欠债,已经使得全球债务接近100%。平均每个美国人欠债17.5万美元。但这还不是美国债务的全部。如果把诸如“两房债券”那样的抵押债券,加上美国各大财团发行的公司、政府、市政债券,美国的总债务约为73万亿美元。按照2007年市场公允价格计算,美国全部资产约76万亿美元。自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全部资产已经缩水,现在最多还有50万亿美元。换句话说,美国目前欠债73万亿美元,全部资产只有50万亿美元,把美国拍卖光,也是资不抵债。这种情况出现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肯定破产了。那么,美国为什么没有破产呢?无非是依靠美元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它让全世界都离不开美元,其他国家不得不掌握大量美元债权,因为如果美国破产了,其他国家也将一起破产。美国实际上是绑架了全世界。靠别人的廉价劳动来养活自己,利用经济霸权通过金融勾当来掠夺全世界,“空手套白狼”,不劳而获,用这种办法维持自己的高消费,这除了证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寄生性、腐朽性、垂死性外,还能说明什么呢?巴西总统卢拉就尖锐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让所有人分担少数人无尽贪婪带来的负担”,真是一语中的!
  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世界金融危机是一件坏事,它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但从另一方面说,它又是一件好事,因为危机使人们的头脑清醒了,进一步认清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一度使得人们怀疑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资本主义是不是必然灭亡的话,那么,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粉碎了资本主义永远不朽的神话,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二、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怎样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危机?对这个问题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有的学者为资本主义如何摆脱经济危机出谋划策,仿佛只要采取他们的主张,资本主义就可以安然无恙。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从资本主义是永恒的社会制度、“历史到此终结”的观点出发,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只要纠正一些偏差就可以避免。
  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和对待经济危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次危机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经济危机这种极不合理的现象表明,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暂时的社会制度,它必然要为更先进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以往任何生产方式的地方是,一方面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生产达到了高度社会化的水平,而另一方面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却被一小撮资本家私人占有。正是这种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构成了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
  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条件下,社会生产各个部门和各个企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整个社会的经济已经联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客观上要求由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和对生产进行统一的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生产各个部门和各个企业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保持协调的比例关系,从而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的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归他们私人占有,服从他们攫取剩余价值的贪婪目的,整个社会的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样,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必然引起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必然会出现比例失调。当这种比例失调现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还表现为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没有限度的,而外部的竞争压力也促使他们必须不断改进技术和扩大生产规模。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客观上存在一种不顾市场规模而盲目提高生产能力和扩大生产规模的趋势,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创造了条件。但与此并存的却是劳动人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趋势。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总是尽量加强对工人的剥削,降低他们的工资。此外,资本家还利用大生产的优越地位,不断排挤和剥夺中小生产者,使他们日益贫困和破产。资本主义把广大劳动人民的有支付能力需求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当相对缩小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同无限扩大的生产发生矛盾的时候,资产阶级又提倡“寅吃卯粮”,发放贷款,鼓励用未来的收入来进行当前的消费,结果矛盾非但没有解决,相反越积越多。一旦若干重要商品由于群众无力购买或群众无力偿还贷款,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就遭到猛烈的破环,普遍性的经济危机就会爆发。
  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人民大众的贫困和他们的受限制的消费,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不顾一切地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才是生产力的限制。”每一次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现象,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伴侣。要消除危机,就必须彻底地永远地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企图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靠采取某些具体措施来避免或消除危机,那是痴心妄想。这是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指出,“要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的历史趋势”,“要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认识当今世界的变化及其趋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才能正确地认识经济危机及其发展前景。但在讨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时,一些人却忘记了这一点。他们往往罗列一些现象来解释危机的原因,开出一些药方来消除危机,就是不讲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不把经济危机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联系起来,有意无意地否认资本主义制度是危机的根源。这种“言不及义”的分析方法是错误的,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误导。
  有人认为,缺乏信心是造成危机的原因,只要有信心就可以克服危机。谈到危机与信心的关系,要区分两种情况。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危机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今天出现的经济困难是由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这种外部因素波及到的,必须树立摆脱暂时经济困难的信心;但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与有没有信心没有关系。说危机是由缺乏信心造成的,这并不是什么新鲜观点,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庸俗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就持有这样的看法。他在《信用循环与商业恐慌之来源》中说:“商业恐慌的病根,并非钱袋问题,乃是心境问题。”但是信心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丧失的呢?据他说,在复苏阶段,资本家的心情普遍乐观,于是引起了过分投机,而投机过分必然遭到失败,这就引起了普遍悲观,因而爆发了危机。这种说法把因果关系颠倒了:正是周期性经济活动中的高涨与衰退决定了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的产生与消失,而不是相反。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人们心情的沮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深危机,但从根本上说心情沮丧只不过是当时市场混乱和利润低落的反映,是危机所造成的心理现象,而不是危机的原因。把人们心理的变化当作危机的原因,把增强信心当作克服危机的根本措施,从理论上讲是唯心主义的表现;从实践上讲是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的,因为它掩盖了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产物这一真相。
  有人认为,危机是华尔街的贪婪、腐败的本性引起的决策失误导致的,这些人应该对金融海啸负责。毫无疑问,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华尔街的决策者为了追逐最大限度利润,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兴风作浪,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理应受到谴责。但是,华尔街的决策者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仅仅是个人品质的反映,而是资本本性的表现。资本追逐剩余价值是没有界限的,越多越好,其信条是“哪怕死后洪水滔天”,也在所不惜。要他们改变这种本性是做不到的,希望他们从此改恶从善、放弃贪婪,那是缘木求鱼。要根除经济危机这样的痼疾,唯一的办法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有人提出,危机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新自由主义的泛滥的确使得危机大大加深了,连美国一些学者也在谴责新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格林斯潘,指出“华尔街被自己标榜的新自由主义搞成如此的狼狈不堪”,“不能毫无批判便相信市场的魔法”,“经济学教科书应该重写”。法国总统萨科齐也说,“市场万能、不需要任何规则和政治干预”的观点是“疯狂”的。而我国某些鼓吹新自由主义的学者至今仍不顾事实把金融危机归罪于市场作用发挥得不够,说危机是由于新自由主义贯彻得不够造成的。然而新自由主义只是危机得以加深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危机的根源。在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曾交替使用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往往是在繁荣时期采用放任市场自发地发挥作用的自由主义(包括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危机时期就采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然而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没有能够防止危机的发生,都不能拯救资本主义。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大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曾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普遍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许多人以为找到了防止和克服经济危机的灵丹妙方。但是实践表明,这一药方并不灵验。进入20世纪70年代,又普遍出现滞胀现象(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无法解决,因而不得不放弃凯恩斯主义,转而实行自由主义政策。时至今日,危机爆发,又想拾起凯恩斯主义来对付危机。这最多只是缓和一下矛盾,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某些政策的失误(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消除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制度,不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任何政策都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能根除病根。
  
  三、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经济制度才能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
  
  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危机。社会主义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追逐利润,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同时各个部门和企业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可以自觉地有计划地保持平衡,克服盲目的无政府状态,保证各个部门按比例发展。因而从理论上讲,不会发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是一个例子。苏联存在70年时间,我们可以指出他们经济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生产过剩性质的经济危机。1929-1923年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时期,苏联不仅没有跟着出现危机,也没有受到多大消极影响,相反,他们利用时机,通过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来往,取得了大量的设备和技术,促进了五年计划的建设。当时的苏联经济迅速发展、工人充分就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下滑、工人大量失业、设备闲置、产品积压的萧条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吸引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目光。
  我国自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曾经出现过商品短缺,但也没有发生过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我们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会对我国产生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影响是外面输入的、外生的,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内部产生的。就拿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来说吧,毫无疑问,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很大,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股市、债市的低迷,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的金融投资缩水,造成一定的损失;二是由于出口需求萎缩,出口企业减产、停产,工人减薪甚至失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一定影响。但是我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我国银行业运转基本正常,不良资产率比较低,盈利情况良好。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普遍下降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今年上半年仍能够保持7.1%的增长率,全年有望实现8%的增长目标,成为世界上一枝独秀。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危机。
  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也存在产生危机的潜在因素,不能盲目乐观。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我国的经济工作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的平衡,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一致,部门之间比例关系协调,生产适应消费的需要。一旦出现外部的不可抗拒的影响,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迅速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如果经济决策中出现重大失误,破坏了经济的平衡,那也有可能发生危机。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为避免危机提供了制度保障,要把这种优越性变为现实,还需要做大量艰苦的、符合客观规律的工作。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既有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又有非公有制经济,其中大量的是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因此,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既有由公有制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又有由私有制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两种不同性质的规律同时在我国起作用,这就会出现复杂的情况。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危机,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则会引发危机。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造成生产无限度地扩大的趋势,而对工人的剥削则导致有支付能力的相对不足;私有制基础上市场的自发作用使得这些企业进行盲目的竞争,形成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作用必然产生两极分化现象,限制了劳动人民的消费能力。诸如此类的情况如果得不到遏制,就有可能产生经济危机。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保证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限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范围,引导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的条件下,有效地避免经济危机。
  在研究经济危机时,我们必须分清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要区分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国内,要区分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从根本上讲,两种制度、两种所有制与经济危机的关系是有原则区别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加区分,理论上说不清楚,实践上会导致错误的做法。
  世界金融危机用严酷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除此之外,金融危机还对我国的具体经济工作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只想对两个问题谈一点想法,一个是怎样处理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一个是国内金融业如何发展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可以从世界金融危机中得到启发。
  
  四、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必须把坚持独立
  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
  
  防止出现依附资本主义世界的现象
  世界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了重大冲击。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很难避免的。但是,对于这种影响,我们也有许多教训值得总结。
  胡锦涛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时,在对外关系问题上,强调“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我们既要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又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从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来思考我国的发展战略。当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够成功的,必须勇于参与经济全球化,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种市场来发展自己。但是,我们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的基点,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办。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这是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方针,也是我们党总结对外开放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然而,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一些学者,往往只强调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忽视甚至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他们主张大进大出,全面进入国际大循环,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强调引进战略投资者,不惜让跨国公司控制我国经济;完全放开我国资本市场,听任国际金融资本操纵我国股市、债市、房市:迷信市场的自发作用,反对国家的宏观调控。他们把我国经济发展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国际市场、境外资本的身上。他们忘记了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从根本上讲服务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放弃独立自主必然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
  如果忽视独立自主、片面强调参与经济全球化,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决策,使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如果外贸依存度过高,使工业相当一部分(轻工、纺织、电子装配等)成为跨国公司的制造基地,生产基本上将取决于国外市场。如果在一些行业,外资形成垄断局面,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和价值链中处于低端地位,开放国内市场又没有换来技术,我们就只得到微薄的加工费。如果对外依存度过高,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产生的冲击程度就会大。
  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是毋庸置疑的,旦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我们这样佣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必须建立相对完整的国民弪济体系,在此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没有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就谈不上独立自主,就会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附庸。为此,第一,应该把握好外贸依存度,改变大进大出的做法,把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国内市场上。要调整分配政策,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增强人民的消费能力。第二,应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改变只要引进外资就是政绩的思维方式,按照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来利用外资,不能“来者不拒”。必须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防止跨国公司控制和垄断我国某些行业的行为,保证我国的经济安全。第三,应该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研发能力,发展自主品牌。破除对“比较优势”的迷信,不能满足于廉价劳动力的“红利”,改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长期处于低端、为外国资本家打工的局面。事实证明,用市场换不到技术,真正先进的核心技术是引进不来的。
  总之,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能存以偏度,在此前提下,才能有效地参与经济全球化,促进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五、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实体经济上,
  努力使虚拟经济运动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要
  
  世界金融危机还向我们提出了国内如何发展金融业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一些人,总是把美国当作我国改革的样板,认为美国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美国的金融监管是最完美的,似乎我国改革只要把美国那一套市场经济的做法搬过来就行了。现在美国出了那么大的乱子,暴露出那么多问题,这无疑给了这些人当头一棒。西方经济运行机制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但我们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子来考虑自己的改革问题,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制。深化改革必须解放思想,既要破除对计划经济的教条理解,又要从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以及西方经济运行的具体做法那种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探索。
  在如何发展金融业的问题上,我认为,从根本上讲,最重要的是要摆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使金融业服从于、服务于物质生产和流通的需要,而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去发展金融业。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说,虚拟资本的前身借贷资本的形成与再生产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主要来源就是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在其循环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而必然出现的暂时闲置的货币资本。这部分闲置的货币资本从职能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中游离出来,成为一个不同于职能资本的独特的资本形式。借贷资本本身是不会创造财富的,它从属于职能资本,通过为职能资本的运动服务,从而节省流通费用,间接地增加社会财富。但在它独立出来以后就会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它具备了增殖自己价值的能力,仿佛货币天然就能够生出更多的货币,这就形成了“钱能生钱”的资本拜物教。从这种观念出发,资本就会脱离实体经济的运动,不去创造物质财富,而在资本市场上自我运转,不断“创造”出名目繁多的衍生工具,通过投机获得高额利润。这就形成泡沫。当虚拟经济的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也就是说当虚拟经济的运动脱离实体经济运动达到一定程度),最终不能不破灭的时候,金融危机就爆发了,一连串金融机构破产;进而就会影响到实体经济,导致经济危机。从经济现象上看(即不是从根源上看),美国这场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也许最典型的例子是冰岛了,这个人口不过32万的小国,做着“金融大国”的美梦,放弃了捕鱼业这个支柱性的实体经济,凭借狂热的投机欲望,从海外大量借贷,大力发展金融业,一时间银行的规模迅速扩大,好像遍地黄金似的,虚拟经济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时至今日,泡沫破灭,冰岛就面临全国性破产的风险。这是个沉痛的教训。
  吸取这些国家的教训,中国经济想要有一个良性循环,必须按照实体经济运转的需要来发展金融业,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协调。警惕金融业不顾实体经济的需要,为了自身追逐利润而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肆意奔驰。必须加强监管,对于有可能形成泡沫的行业(如房地产业)要适当加以限制。对运用和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必须慎重。要看到,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虚拟经济终究是空中楼阁,不会带来任何一点实实在在的社会财富。必须把发展经济的注意力放在实体经济上,只有扎扎实实的实体经济才是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基石,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才能最终规避金融危机。
  与此相应,我们在政策上、体制上和舆论宣传上,不能鼓励投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机行为是很难避免的,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进行运转。我们不能鼓励以至奖励投机,而要提倡劳动致富,引导人们勤恳、诚实劳动,创造社会财富,而不要把希望寄托于不劳而获、一夜暴富上。大量的人力、物力脱离实体经济的运转而投入投机行为,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浪费,而且会由于泡沫的破灭而导致危机。
  还有一点需要明确。我国的商业银行是国有的或国家控股的社会主义银行,在性质上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有根本区别的。我国的商业银行,一方面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另一方面,作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必须为人民服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能只顾自身的利益(甚至只是高级管理人员的利益)而损害人民的利益。在金融体制改革时,必须同时考虑到这两方面的要求,不能偏废。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我国金融业完全可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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